“中央巡视组”，赧服古时丹
（大陆）裴毅然
中共贪官野火烧不尽，换届吹又生。二○一一年倒台的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对办案人员说：“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这位罗书记五千万元来源不明、受贿两千万，至少收受六十四名党政官员贿赂.“仅仅一个科级职务，不花一二十万元是买不到的，而最终鹿死谁手，还要看谁出的价位高。”（《检察风云》二○一四年八期）
中共官媒也发出“反腐何以越反越多？”（《检察风云》二○一一年十三期）。二○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蓉说：一九八二至二○一一年间，受党纪政纪处分或被追究刑责的干部四百二十余万，四百六十五人为省部级。（《京华时报》二○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最高检察院称窝案连连：“办理一案，拉出一串；查办一人，带出一窝.”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没有问题的单位几乎找不到”。
面对层层茬茬“制度性产品”的各级贪官，文革前的毛泽东是闭上眼睛不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南海一直抓耳挠腮，急在心上、软在手上。各级官员可是政权基础，“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他们去贯彻执行。二○○三年总算“创新”出“中央巡视组”。习总扶正后，加大巡视力度。每次“巡视组”出京，必有省部级贪官应声倒下，既显中央惩贪决心，亦示“巡视组”工作效率。今年，北京又派出首轮“中央巡视组”，再次激发大陆官媒一片欢呼，号称“打虎拍蝇”，似乎中共治贪有了创新性制度设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有那么几笔可圈可点的“特色”。可这种绕开常规检察机构、各省纪委，依靠非常规的“巡视”去察贪惩腐，实为再服古时丹，恢复秦汉旧制矣。
制度未创新
秦每郡设御史，专职监察官吏。汉文帝以御史多失职，命丞相不定期派员出巡各地。汉武帝废诸郡监察御史，全国十三州各置刺史。“刺”，检核问事也。唐天宝五年（七四六），唐玄宗派“巡按”黜免官吏，巡按之名始此。明永乐元年（一四○三），派监察御史分省巡视，确立巡按制度，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专察吏治，鼓励百姓检举地方官员.巡按品级虽低（正七品），但代天子巡狩各省、刺察各级官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握权颇重。御史、巡按只对皇帝一人负责，不受其他部门干扰，独立行使职权，乃封建集权制下一种分权制衡。
五四以来，中共一路数典忘祖、毁古弃宗，最看不起老祖宗，一个劲“大破大立”。毛泽东名言：“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文革“破四旧”达到顶峰。折腾这么一大圈，最后还得转回来向祖先讨教吏治经验，赧服古时丹，仿行秦汉之法。有什么办法？较之此前五六十年软绵绵的“教育”、“保先”，中央巡视组多少有点刚性制约，检察省部级官员，多少体现一点历史理性回归.
必须指出，“中央巡视组”绝非什么“制度创新”，更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无丝毫“现代性”，不过是中共在贪腐日盛的现实面前无奈低头，只能从此前一脚踢开的老祖宗那里讨要治贪经验，从封建集权制那里搬用旧法。
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荐者必须对被荐者负责。秦相范雎就因所荐官员率兵两万降赵而连罪收诛（罪三族）。如今中共提拔官员，名义上“集体决定”，事实上一把手定音，且不用对所荐官员“善否”负责。
知因难治根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得清楚：“中央巡视组”主要震慑省部级官员.至於省部级以下，得靠各省市的“巡视组”去震慑了。之所以要自上而下设立“巡视组”，派“巡按”下来，乃是这么多年这么多起贪腐案件，各级纪委几无办成同级党委班子成员违法乱纪的案例。大陆“反腐专家”也指出：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存在的漏洞，也还是“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原因所在。（《检察风云》二○一四年八期）
全国都明白“中央巡视组”治标不治本。只要集权不变，不从源头上制约权力运作，任何零打碎敲的“修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挖走孵生贪官的土壤，贪官仍然层层茬茬“春风吹又生”，不贪白不贪，白贪谁不贪？就算“巡视组”是悬在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仍有“五年巡视一遍”的时差，各级贪官至少还有五年“保险期”。
更可怕的是贪官落马大多来自狗咬狗或情妇检举，或行贿者精心保管的“备忘录”，很少出自制度性检举.若无行贿者攀咬或情妇“大义灭亲”，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便不可能落在这些贪官污吏身上。贪官倒台，证实案情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最坚决的是“哥们”。一位被判死刑的杀人商贾，因连续揭发七位贪官，终审判决两年多仍未被执行。不少还在台上的贪官在外面担惊受怕，每晚“碧海青天夜夜心”。
中共治贪还停留於“一党自律”的以党管党──“纪委监督党委”，尚未将党置於法律监管之下，纪委高於公检法。习近平说“将权力关进笼子”，可如何解决根本问题──“谁监督共产党”？至此，事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陆媒体一家家瘪声软腔，步将行而趑趄，口欲言而嗫嚅。
有效制贪的政改因“特殊国情”遥遥无期，那头的贪官可不会停下脚步。河南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受贿一千五百七十五次，加上贪污，获赃千万.南召县委书记刘建国批发卖官，该县三十余名党政“一把手”都是买来的。河南落马的二十二名县委书记，九名任上被查处，其余提拔或调整到其他职位上不到一年“东窗事发”。边腐败边升迁，成为贪官最得意的精彩人生。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驻地宾馆立即围满各市县政府公务员，值班蹲守，他们的任务“极其重要”──拦截本辖区上访者。（《北京青年报》二○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只要中共还高唱“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不走邪路”，仍在使用已被证谬的意识形态维持所谓“合法性”，如二○一三年明显违反民主自由的“七不讲”──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即用政治权力阻止意识形态现代化等，仍以“维稳”迟滞政改，大陆的反腐就只能治标不治本，“陆民”就仍像看戏一样看着一个个青年官员上台，再看他们中年一个个倒台。年年岁岁，岁岁年年，直至从心里认同“腐败分子反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