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除了奥运是个热门议题外，另一个热点当属“反思改革三十年”了。在官方刻意倡导与民间自发探讨下，近来各种反思的文章源源不断地涌现于报章杂志与网络。从目前可以见到的这方面文章，能够看出对改革功过是非的反思分歧很大，甚至形成水火相抗、毁誉两极的相反评价。
形成这种对同一事物的截然相反看法，固然与当事人认识的角度与层次有关，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显然也是其中关键的因素。对已经过来的三十年究竟该如何评价？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还不是今天能够解决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来显现各种优劣因素。今天中国之所以会掀起这个民间与官方无意间共同热心的话题，官方可能具有确定历史地位、自封历史功绩的主观意愿，但民间显然不是要急于对过往三十年作出历史的评判，而是在现实上碰到了困难，期待从历史回顾中找到些答案，寻求到一些解开现实疑团的线索，这种官方与民间不同的目的，共同汇聚起今天反思热的原动力。
从已经浮出水面的诸多评论来看，不管其中存在多大观点分歧，但我认为在反思过往三十年中有几个共同的问题是必须面对的，并且只有正视这几个问题，其它问题才有比较评判的依据，而相反如果没有对这几个问题的基本性认识，那么其它的解答可能就难免偏颇。
一、对“改革”再认识
在反思过往三十年时，我们能否将其统称为“改革”，也就是从1978年到2008年是否都可以用“改革”一词来全部囊括？这显然是在展开其它问题论述之前，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从目前已经浮出水面的观点来看，基本上都是在认同总体“改革”前提下进行探讨，其中由于不同的角度而出现几种不同的解读：其一是将三十年统称改革，也就是视为一个整体性阶段的“改革说”，如目前官方宣传都统称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皇甫平”的三个28年说也是将1978—2006的28年放入一个改革的篓子里；其二是以1993年前后为分界的“两阶段说”，如上海大学的朱学勤教授在肯定改革三十年的前提下对前后十五年的不同改革侧重进行论述；其三是将三十年分为1978—1989、1989—2003、2003—2008的“三阶段说”，如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就秉持这种观点。
纵观这些论述，不管是一阶段说、两阶段说还是三阶段说，都是在首先肯定了这三十年是改革的前提下来展开的，只是对改革形式、侧重的不同的分析而形成不同阶段的区划，而没有对这三十年是否能完整地称为改革提出质疑。当然在探讨改革三十年中也有如陈永苗先生的“改革死了”说，但这种死了也是指现在改革死了，而过去却还是改革的，所以仍然是承认过去改革前提的论述。那么在此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一下：这三十年的现实就真的那么肯定地符合改革的含义吗？
首先让我们从改革一词的文字解释来看：根据百度的词条解释，改革就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通常意义上所用的改革的定义是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由字面我们可以看到改革是为了适应新的情况，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现实社会已经出现了不适应与关系不协调的情况下，改革才会出来。那么怎么改革才能是适应新情况与协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呢？这显然有个目标问题，如果没有个衡量的目标，那么适应与否，协调与否，就会成为一种空谈。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历史来看，任何可以配称其为改革的都必然有相对明确的目标指向，同时改革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发展肯定也是有明确方向的，而从“人类文明史是一部改革史”来说的话，改革肯定是走向文明，甚至就是文明的题中之义。所以改革既是现实社会碰到问题急待解决的需要，同时又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文明的目标，也就是解决现实问题与达成理想文明的目标是改革的要件。
比较这两个要件，那种没有理想文明指向的社会变动显然是不能称为改革的，而只能算是停滞或倒退。对于改革指向文明理想目标的框定，是使改革具有进步、神圣价值的定性。如果没有这种定性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变动、甚至反动都将被填充进改革的筐中，这样改革就完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而沦落为一个庸俗的没有正面意义的干瘪词汇。如若这样，那也就没有今天对“改革”探讨的必要了。
针对改革这种内含的要件，我们来衡量中国过往这三十年，发现社会现实中出现不适应与不协调情况的确是普遍而严重的，也就是说改革的现实需要是强烈的，但是改革的理想目标我们却很难找得出来。不管中共官方有多少炫目的描绘，但作为权力核心、左右中国改革的邓小平先生“三论”就经典地反映出中国所谓的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学说，没有什么目标可言；“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机会主义思想的经典表述；“富论”，即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这是权力资本化的投机主义思想表述。这一切作为中国过往三十年支撑的理论，从哪个角度也没有表现什么社会理想主义目标的成份。
正是因为这种完全庸俗化的投机实用理论，使中国整个的所谓改革成为一种被动应急、止痛治病式改革，而根本不去探讨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只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先生以其良知、勇气与无私精神，提出以人类的普世价值为基础，与世界文明接轨为目标的改革意旨，从而努力将中国的改革嫁接上人类发展的轨道，并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为那个时代的强音。后来从《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录》我们也能看到他对改革目标设计是清晰的，就是落实人类的主流文明，即实现民主、法制与人权。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处在受制于人的境地，最后他们对中国改革目标的设定被邓氏的“三论”所遮蔽，他们自身也含冤遭罢。
从改革的目标设定来看，三十年来最终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是庸俗的实用主义与投机主义应急理论，而胡赵那种立足中国问题结合世界文明进程的理想主义精神及其发展目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过显现，也的确以他们的务实操作影响了那个时代。但我们不得看到胡赵的这种改革设计未能成为中国的主导，更没有持续影响到后来。一个没有理想目标指引的社会活动，是不配称其为改革的。所以中国三十年统称为改革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状况的。
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过往三十年进行一个区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虽然有邓氏等老人帮的垂帘听政，但胡赵仍然尽其所能地为中国发展规划了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愿景，力推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行，以实现民主、法制、自由、人权为目标，将解决现实问题与引导社会走向文明相结合。这时期的社会变革虽然艰难，但内中的确含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成份的，是符合历史上改革的称谓的。所以如果说回顾三十年一定要在改革上说事的话，那么胡赵时代是堪称一个改革的时代，而胡赵之后的时代，是不配称其为改革的。
二、“六四”，绕不开的坎
为什么说胡赵时代是可以称之为改革的时代，而之后的时代却不能呢？这从中国社会“六四”前后的一系列变化中可以得到明证。
“六四”是中国社会绕不开的一个坎，对于“六四”给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至今中国与世界对其认识还远远不够。而今天中国社会以“六四”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已经为社会历史所印证。要想厘清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变，任何企图绕开“六四”的理论与学说都将无力解释中国的现实。而且只有真切的认识了中国的“六四”事件，才能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变化作出中肯的评价，也才能对中国社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找到解开的钥匙。
“六四”是今天区划改革与非改革的分界点。这从通常意义而言，“六四”之前是有社会理想目标的，是指向人类文明主轨的，是政治与经济并行的改革，是社会整体的全局性改革。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力推党政分开，努力让中共一党淡出直接的权力操控，这从当年让党委与政府分家与弱化党的直接干预上可以解读出来；在经济上：冲破计划经济，发展商品经济，这种从计划到商品的变革意义事实上远比后来商品到市场的意义大得多，因为计划到商品是个质的跨越，是质变，而商品到市场却是个量变；在思想文化上：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思想推介，形成了一个“新启蒙”时代，当时思想的解放性意义，所有从哪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可能都会记忆犹新，那个时代各种思潮交汇、碰撞，各种学术的繁荣兴盛，以高校为代表的各种人文讲座、学术沙龙，真是应接不暇。这种壮观的思想文化活跃画卷，只有在历史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五四时代的东西交锋的记述中才能读到，那可真正是个让中国人骄傲、追忆的思想解放的大时代；在社会上，那是个相对清明、平稳而安全的时代，社会相对公正，贫富未成悬殊，全社会各种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人们精神面貌昂扬向上，社会朝气蓬勃，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是“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截然分隔的局面。由于统治集团合法性面纱的彻底撕毁，政治理想主义情怀彻底废弃，权力集团极度堕落，曾经开启的改革之门在权力恐惧下彻底关闭，出现了普遍背离社会发展规律，颠覆人性、道德的情况。在政治上：不仅中止了一切政治改革的尝试，而且逆转业已成形的党政分开与谈化以党代政干政的努力，完全赤裸裸公然宣示党凌驾一切之上，党权至上成为“六四”之后刻意营造的主题，将原来胡赵趋向人类普世价值的改革努力进行彻底反动；在经济上，迎合权力资本化掠夺的需要，在完全无视社会正义与公正上力推权贵主导的市场经济，出现瓜分国资与民脂民膏的狂潮，社会经济呈现畸形变化，罪恶血腥从农民失地、工人失业、居民失房等等现实上可以得到活生生的见证；在思想文化上，真是万马齐喑，学术成为了权力御用的粉丝，学者成了只会跟声的犬儒，十几年中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可以摆上所谓官方主流的台面，那些配称思想与文化的精神资源都被边缘化，以大学为典型的工具化教学中，所有人文思想性的讲座都被禁止，各种思想交锋性的沙龙更是被防范，中国出现思想与文化的荒漠化现象；在社会上，拜金主义盛行，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人情谈漠，道德沦陷，同时社会普遍感到人人自危，彼此无信，对前途深感迷茫，对未来心存恐慌，社会犯罪昌盛，百姓安全无存，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种群体性冲突与抗争日益剧烈，整个社会陷入绝望窒息的状态。
导致社会出现如此反向情况的根源是在“六四“屠杀后统治集团刻意的诱导，通过各种途径摧毁人类固有的良知、道德与价值准则，颠倒社会法理标准，为权力的私有化实现推倒人类的精神堤防，使权贵集团形成大开方便之门。由此“六四”成了中国社会整体性堕落的起点，也是中国背离文明主流航向的叉道口。
如此截然相反的两个时代，怎么可能同拼入一个改革的名词下呢？这显然是滑稽的，是将水火同炉，黑白混淆。所以以“六四”为标志的中国三十年来的两个时代，是一个改革与颠覆改革的截然相反的时代，它们的区别不是泾渭，而是冰炭！
在反思三十年时，任何忽视以“六四”为标志的两个截然相反时代的现实的学说都是不客观的，而将两个水火难容的事物强结为一体也是拼不拢的，事实是那条“六四”屠杀下的血河，永远将两个时代天壤分隔！所以今天反思过往三十年必须清醒认识以“六四”为分界的两个不同时代。任何企图绕开“六四”分界而对三十年作出笼统肯定评价的努力都将为历史所嘲讽。
三、精神领域的裂变
反思过往三十年还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官方乃至学界都着眼于社会物资领域的变化，而忽视了作为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标志性的精神领域的变化。在一场社会性的大变革时代，任何只局限于某个方面的变化的解读，都是与历史不相符的，而衡量人类变化的根本应该在精神领域，而不是物资领域。在这三十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历史上所罕见的精神裂变。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六四”事件为分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中国民族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振奋、人性复苏、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追求社会的根本价值，将民族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与世界文明相嫁接。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文化热，从人性根本生发出的自强、自由、自尊、自爱的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流。看看那个时代一个个将饭票省下来买书的学生，看看那些走向未来丛书的热卖，我们就能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那是个昂扬向上、发奋图强、追求美好、倡导文明、满怀希望的时代。
然而“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精神领域整体性沦陷，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不多见的末世情结，人性的罪恶与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种人情谈漠，金钱至上，唯权自用，唯钱自重，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社会道德彻底沦丧，人类固有价值毁弃无存，社会评判事物标准颠倒黑白；那种醉生梦死，只顾眼前，不计身后，“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的心态占据着社会主流；社会出现普遍的精神颓废，责任缺失，得过且过；人类千百年积淀起的精神资源被摧毁，形成历史的虚无主义，同时世界普世的价值被拒斥，形成狂妄无知的民粹主义，一个摧毁历史而又拒斥世界的时代，是一个丧失任何价值标准与精神依托的时代。因此这个时代只能用历史的倒退与时代的癫狂来形容。
一个民族的精神养成需要无数代人的努力，然而一个民族精神的摧毁却可以在十几年中达成，而一个被摧毁的时代精神要想重建、恢复，那却又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中国社会自从八九“六四”屠杀后，民族精神领域的堕落、颓废程度真是旷古绝今。对此现象真是有目共睹，也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怎么会出现如此精神荒芜、价值失衡的时代呢？这样的一个时代怎么能与指向文明，革除旧弊的改革相称呢？如果这样一种颠覆人类固有价值与文明的时代也可以称其为改革的话，那人类还有什么时代不是改革的呢？那么人类还有倒退、堕落、黑暗的时代吗？
导致中华民族精神领域如此深重裂变的根由是极权的罪与人性的恶的结姻！是“六四”屠杀后极权统治集团对胡赵改革精神的背叛，对胡赵具有理想主义情怀队伍的清洗！是终止胡赵开启的走向普世文明，寻求普世价值，重塑权力合法性的航程。也是极权统治集团将人性中的罪恶充分诱发出来，通过罪恶来颠覆人类固有价值，用罪恶来凝聚强暴民族的统治力量。应该说江氏十五年就是行走在这条摧毁民族精神、张扬人性罪恶的大道上。
一个精神领域出现如此灾难性的裂变的社会是不配称其为改革的社会的！面对这种状况，三十年的反思就应该是一个改革如何中道夭折的反思，而不是改革三十年的反思。
四、物质领域的困境
过往三十年精神领域的裂变固然让人痛心以致不能接受统称改革的说辞，同时我们只要静心审视中国社会物质领域的变化，追根溯源这种变化的来路与去向，我们也同样不敢认同这种所谓的经济改革。从人类历史来看，任何社会的改革都是全局性的，没有任何单方面可以独立于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存在。那么在中国精神领域出现如上所述那么灾难性的裂变下，经济领域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从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现在已经日益显露并且为世人所广泛认识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环境破坏。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在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出现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导致环境恶化至难以承受的地步。2007年的全国性湖泊蓝藻泛滥，就是上帝给我们敲的警钟。从目前可以调查到的资料显示，中国已经没有一条未受污染的河流，能达到引用水标准的水源都不到百分之三十了。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发现，中国七大水系中劣五类水体占三成左右，水体已经失去使用功能，成为有害的脏水，连农业灌溉都不行。而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资料，我国的河流、河段已有近1／4因污染而不能满足灌溉用水要求，全国湖泊约有75％的水域受到显著污染，城市水域受污染率高达90％以上，不少城市供水水源受到威胁。
另据环境专家分析我国污染情况：第一，江河特别是湖泊的“营养”太多了，富营养化的程度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例如滇池，巢湖，太湖等；第二，中国有660多个城市，大中城市的环境质量状况不好，特别是大气，处于一种“严重污染”的状况；第三，一些地区的酸雨污染问题严重，酸雨的面积占中国整个面积的30%；第四，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很大，大概有36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正面临水土流失的问题；第五，荒漠化的问题每年正以几千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
还有土质的污染：“目前，我国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形势相当严峻：一是污染程度加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二是污染危害巨大。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在所谓发展经济名义下带来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 ，据一位专家核算中国经济发展所得的结论是：以近二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全部投入环境治理，都不能达到恢复到十几年前的环境状态。可见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相比还是个负增长。
其二、资源枯竭。中国经济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是在高耗费资源下的粗放型发展。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在自然资源上，中国近二十年来是以初加工或者不加工的低价值使用或外卖为准，伴随严重的浪费情况，如许多矿山只开采十分七八，而将另外十分之二三遗弃，从而使中国自然资源日益紧缺；在人力资源上，以低工资、低技术、原始性的劳力役使为形式，没有提升劳动力资源的价值，使社会整体性得不到改善，这样也使劳力资源日益为社会发展所淘汰，出现提升经济层次的技术劳力贫乏。这种资源原始粗放性榨取的经济，不仅使社会发展后劲匮乏，而且也蚕食社会未来发展机会，给未来添加负担。
其三、经济结构畸形。在极权政体短视掠夺下，经济出现以短快型搜括为主要形式的畸形结构，那种破产性变卖，疯狂性证券、垄断性房地产、高投入的大工程建设等等，完全短期、泡沫、消费性的产业成了社会经济的支撑，这种大起大落的以圈钱为目的的经济势必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社会整体经济结构无法健康成长，短期暴利成为经济追逐的对象。这种畸形结构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难以克服的风险，估计不出几年就会出现社会整体性经济灾难。
其四、社会矛盾累积。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发展，是完全在暴力压制下的稳定中走过，由于畸形经济下的权贵掠夺，导致社会矛盾重重。社会出现极端不公不义条件下的贫富悬殊，社会产生出大批失地农民、失房居民、失业工人、无靠的老人等，官民冲突日益严重，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这种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思想的矛盾累积，让社会处于高危境地，随时有暴发崩溃的危险。这给社会继续前行预埋了太多炸弹，以致使社会举步维艰。
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如果只从眼前物资来看，社会似乎显得大有改观，但是若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眼前的物资是以穷尽祖宗的积累，透支儿孙的资源，累积剧烈的现实矛盾为前提的，这种眼前物资的相对丰富是付出了这个民族难以承受的环境、资源、结构与社会和谐的代价的，这种成本与收益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说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社会陷入深重的困境，变成积重难返，寸步难行了。这样一个让社会付出高昂代价、累积下深重隐患的近二十年，怎么能够称得上是改革呢？显然倒退、堕落、混乱与腐朽更是它的写真！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将过往的三十年统称为改革，应该说以“六四”为分界的前十一年是配称改革的，而后十九年是不配称为改革的，从它给社会带来的现实影响来看，可以说是反改革的。虽然胡温执政以来在一些口号上有纠正前期江氏极权时代的罪恶的趋势，但是现实社会的惯性却远远没有被扭转，灾难还在日益加深。而中国要想走出社会困局，若以现体制为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那么至少应该中止江氏时代的权贵经济之路，重续胡赵时代融入人类主流文明、落实人类普世价值之轨！否则就既不配称为改革，也不能跳出历史困局！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