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引言：多极世界的前夜
二〇一四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全球深刻反省，旨在避免人类不同群体间再次发生惨烈的冲突悲剧，后发大国如中共国家要正当地寻求自己的国际利益。在另一端，现有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也要给中共国家以应有的地位，以便肩负相应的国际责任。就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来看，美国的相对衰落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全面退出全球演化进程。
美国的半孤立主义【注一】也是重新措置全球战略的必要选择，尽管此一调整强化了全球的关于美国相对衰落的看法。不过，「新兴大国无法统治世界」【注二】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全球多极化出现稳定均衡之前肯定是比较混乱的，包括国际恐怖主义作为「第四世界」的一部分之规模性出现。它以黎凡特伊斯兰共和国（ISIS）建立为标志。ISIS宣布建立正式国家，但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对它予以外承认，或者说它虽追求传统民族国家壳体，但并不需要目前由分层世界构建的国际秩序，尽管原来分层中的「第三世界」不再是吸引人的词汇，并且代以「新兴大国」也难以等义。
一、五百国家：「初级全球公民社会」规模
由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共国家在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经验的同时，也更多地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尤其是在维护战后全球体制前提下强化国民的国家崛起观念。二〇一四年并非二战结束的逢五排十年头，也不管纪念一战是对的开头、纪念二战是对的结束——有这样的矛盾，普通民众不经意地面对此类细节而「被迷茫」。他们很难测知宣传当局想表达什么意图，但是用一战经验表达和平愿望，用二战经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尤其报复日本）则是历来「专业性无知」【注三】的表现。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角度看，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也带来国家增多的逻辑结果：一战以德意志、奥匈、俄国、奥斯曼四大帝国体系崩溃为标志，新催生出七个国家【注四】；二战后，全球产生了大量的新国家，延续到冷战结束时，全球共计有一百六十五个国家【注五】，它是一九四五年六十八个民族国家的二点四倍多。如果看冷战之后的情况，以截止到二〇〇七年的联合国成员一百九十二个【注六】之数据来论，冷战后的国家产生率超过了百分之十六；它虽然远无法与二战后至冷战结束之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相比，但亦足以说明和平方式产生新国家具有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可行性。之于「初级全球公民社会」，其意义是非凡的，也就是说，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全球国家集合内在数量越多，投票表决人类共同事务以及维护小规模人类分支群体的利益，也就越加接近合理性当然也更合人性。
与标准的全球公民社会之以公共外交形式来表现不同，全球初级公民社会的意义仍是在单个民族国家形式上来表现。打个形象的比喻，全球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出现了单个经济单位（多具跨国性质）的五百强，而在全球地缘民主化过程中有五百单个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十分理想的状况。全球五百国之情形不仅足以消解ISIS的重建庞大帝国的政治愿望，也会极大地降低全球恐怖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
全球国家数量进一步增加即国家产生率复现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间的迅猛情形，有益于全球各国政治的民主化，从而也使各自内部的公民社会形成不再是奢侈的政治理想。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情形来做典型观察可以理解这点：本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在一战结束前借由德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而独立【注七】，但在二战时期被苏联吞并，纳入非民主政治体系；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爱拉立三国独立，自发地演变成民主国家。
二、容纳体系：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含义
两次世界大战确实让整个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从一战后的国联到二战后的联合国，无疑是人类在试错法获取理性特别是政治知识的成功之作。最初的国联在政治协调能力上虽远远不足，也未能阻击受人尊重的伍德罗•威尔逊的新绥靖行为——把本该归还于中国的德占殖民地转给了日本【注八】，但在地区间经济文化协作、减少贫困、控制疾病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成功是人类理性的胜利，也是初级全球公民社会之样本。至于二战后联合国框架，在本质上它制约了霸权主义的不理性，尤其在全球经济协作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泛霸权被迫地转向以全球经济合作方式来维持国际政治竞争力。
欧共体（欧盟前身，与北约相匹配）推动的从雅温得协定与阿鲁沙协定至洛美协定，无疑使国际间的经济关系民主化得到了提升，而相对应地，与华沙条约相匹配的经互会国际经济关系不仅范围小，而且内部十分不平等。在这层意义上讲，不主要是至少不完全是美国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而是在经济冷战方面，北约暨欧共体远胜于华越暨经互会。当然，进行这方面的进一步的专业分析不仅需要大量文献支持，而且还需要专作另文来展开讨述，故而于此不论。
中共国家作为冷战结束的获益者，大大提升了民族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程度，最终加入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前者为关贸总协定，GATT），取得了全球性国家的经济身份。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共国家没有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的意愿，也一直在猜测西方世界像推动苏联解体那样「肢解中国」。除了现在已复制前苏联少数民族难题的新疆西藏两地族际暨信仰冲突，还有台湾与香港自具门户的潜在独立之压力。这些问题在传统思维框架内敏感又必须面对，而无论中共国家基于民族国家思维的传统有多浓重，它在经济全球化身份获得之后还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认可的，哪怕是局限于「软实力」那样的泛泛概念。
国际社会的一个有影响的意见是将中共国家改造成世界好公民，对其哪怕一小点的脱离「自私大国」原定位的努力都给予鼓励。比如，二〇一一年在利比亚内战时的撤侨不但保护了本国人，还帮助了越南与孟加拉两国侨民多达一千人【注九】；在二〇一四年发生马航空难后，中共国家更因乘客主体是中国人而出动了小型搜救舰队并配以卫星与飞机服务，这种行为无疑是与国际社会的重要合作行为【注十】。
三、中美冲突：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
或不考虑中共国家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坚守，仅看其整个体系习惯于「专业性无知」，也能测知其真正加入初级全球公民社会的难度。进一步地，剔除政治制度思维方面的「专业性无知」而观诸整个统治体系的一般性地缘政治学素养也是令人沮丧的【注十一】。习近平主掌的新国家安全体系运行以来，地缘政治学理论的营养明显匮乏，从政治情报学方面（干脆就是广泛阅读而得出的私人情报学结果）来看，确乎如此。其一，虚应高名的体制内学者开始讨论中国培养「自己的享廷顿」那样「帝国人才」级的战略学大师【注十二】，然而，就这些倡议人本身的思维质量暨学术成就的真实价值而论，完全不具备种子功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匮乏已成为新闻热点，以致被民间认可的体制内杂志匆忙寻求国外通俗写作高手的意见【注十三】，尽管卡普兰的地缘政治学通俗写作仍有十分扎实的学养为支撑，但那样的体系毕竟不足以为种子人才的产生提供精确支持。
在稳定均衡的全球多极化出现之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初级全球公民社会构造会像地质史上的构造一样，产生剧烈的板块冲突。在这个冲突中也不排除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新的冷战或许是一种常态化形式。后者应当是比较好的情况，毕竟冷战也是和平状态。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不似前两次的地面参惨烈激战，或在空海天领域展开或专在网络领域开打。中共国家虽乏精当的地缘政治理论支撑，但在军事舆论方面也认识到了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必要性【注十四】。此种观点虽然有鹰派影响成份在内，但国际上的地缘政治热点争议则是主要的，如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休•怀特之言：「很久以来，中国军方已经准备好了与美国进行战争。现在，美国军方的主要任务是准备与中国战争，并且为了这一目的积极展开调整。」【注十五】再比如，美国军方学者亦有人认为：「自从苏联瓦解后，我们就在祷告有这样一个敌人。今天，只有中国符合这样一个标准。」【注十六】简单综合此类观点暨背景，可以说，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乃至上半叶，中美战争（或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持久不衰的话题。
中美战争除了已有的制度差异、价值冲突两大因素外，由这两者导出的「更技术化」问题显然在起主要作用。比如，台湾与香港在地缘政治当中的门户地位，在中共国家看来具有严重独立倾向，而支持它们将门户地位清晰化无疑是剥夺（而不仅仅是挑战）中共国家利益。相反，在美国看来，门户地位不仅具有国际利益（而非美国全球利益布局）的产生功能，不能被宗主国所垄断，而且其独立的选项应该得到道义性支持，尽管不是十分明确地表达出来。这还不包括美国可能利用香港居民民主化诉求，给北京当局作技术性施压的因素。同样，也不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引发「例行性」两国关系紧张。
四、分层增加：民主短暂失败有好处
全球门户地区非止大中国区域的香港与台湾，还有诸多地区组成一个系列【注十七】。与此同时，全球存在着以邦联形式重构国家关系的诸多区域【注十八】，比如，前面提到爱拉立三国可能组成波罗的海沿岸邦联。还有，在北美及中部美洲也可能出现称之为「西印度」的邦联。在此种全球地缘政治的类地质构造过程中，出现「第四世界」问题毫不奇怪，诸多单一民族地区谋求独立建国也是趋势中的大概率事件。如横跨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区尽管在两国的两省（邦）中同族而宗教信仰不同，仍有重新整合的可能；再如，伊朗北部与阿塞拜拜疆接壤的阿塞拜疆族四省也有脱离伊朗独立或并入后者的多项选择（包括先独立一段时间再并入）。最典型的是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虽然一步到位并入俄罗斯，也不排除在俄罗斯二度解体后再独立的可能，毕竟俄罗斯内部的第四世界运动已经悄然展开。如无重大意外（如北约占领东乌克兰），东乌克兰或将在不久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准确地说，第四世界是原三个世界分层的继续。在第四世界里，建立新民族国家的人类不同分支群体是主体，门户地区的独立或更度的自治诉求力量次之，如同ISIS那样的国际恐怖主义力量又次之。需要严肃说明的是，本文作者绝无道德上蔑视前两者的逻辑暗设，而是将这三种力量放诸人类总体演进的一个断代平台上。它的基本逻辑是第三世界的分化——毛时代中共国家试图领导第三世界但力所不逮，在第一世界中专注对手的苏联无心顾及第三世界，因此，除了相当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被以欧共体为标志的第二世界所吸纳，其余多数沦为更广义的失败国家。而将第三世界「其余多数」沦为广义的失败国家归咎于民主政治的草率，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至少也是「专业性无知」的表现。人类在生存形态、制度安排方面的演进会不断产生新的分层，在新分层出现前后必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不同群体的板荡为代价。设想在新分层中减少板荡概率，内部的公民社会构造是不二之选。
公民社会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合法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与民主政治也有可变换的先后顺序。从伊拉克所谓的民主失败来看，其民主在先、公民社会在后（尽管未见基本形状），因此遭遇了ISIS的出现。可以设想，如果它那里有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形状，则能对什叶派形成强大的道德制约而不致其全面迫害负有「历史罪恶」的逊尼派。就现在全球左翼一致借批判而欢欣的所谓民主政治失败【注十九】来看，这种「失败」未尝无益于人类在生存形态、制度安排向好的方向前进。因为正是民主与独裁在同一时空里均无能为力，才有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第四世界出现。
结语：主体民族观念面临危机
第四世界的主体力量是任何所在国的巨大挑战，但这种挑战至少会给所在国知识精英带来严肃思考的机会。并且，这种严肃思考是以改进而不是放弃民主政治理想为前提的。比如说，在尚未沦入伊拉克遭遇ISIS那样的境地之前，是否主动且努力地推进公民社会建设，以最大程度地消解族裔、信仰差别带来的血腥冲突；再比如说，放弃民族同化即大而不当的代表性民族国家之挤压生成，代以构造利益共同体与新价值共同体完全又可能，而社会整体的精英层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勇气来实践。从技术的角度讲，主体民族将非主体民族的双语学习视为政治归化标准，那么，为什么生活在非主体民族区域的主体民族不主动学习非主体民族的语言呢？
最后，即便第四世界成为新的成功者而不是第三世界的分化与失败情形，那么，在它们那里公民社会仍是绝对必要的。要想过好自己小国而非寡民的现代政治生活即在人类生形态、制度安排上不沦为失败者，那么，必然要将两个「公民社会」的含义有机地整合起来——在作为初级全球公民社会成员的同时，内部的公民社会是支撑前项的最好栋梁与坚固磐石。
注释：
[一]「半孤立主义」，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学词汇，首见于美国《新世纪》（张伟国主办）中文网的一篇转载文章《新疆问题已至无解——习近平幻想「二十年影响」》。所谓首见，此处指通过网络阅读可以最先接触到的情形，而不是依靠纸面媒介（含专业书目）所获得。
半孤立主义的核心含义是美国并未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即专注国内事务（如经济全面振兴），而是减小了对国际热点的关注程度以及将地区秩序责任转给相关地区国家。比如，从伊拉克与阿富汗撤出军事存在；再比如，强化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作为亚太再平衡的一个必要环节）。
[二]参见美国耶鲁全球在线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文章《从单极时代到多重世界》（作者：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米塔夫•阿查里雅）；新华社《参考消息》七月十一日译介，《世界从单极时代进入多重模式》，第十一版〈参考论坛〉。
[三]「专业性无知」，是我发明的一个实证政治学术语，概指当今公权力系统把无知当作专业行为。比如，官员雷人话语背后的个人学修；再比如，立法程序当中反常识作为，凡此等等。
可参见拙文《摆脱「专业性无知」影响——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公民社会》，载于美国中文网刊《民主中国》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四]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下册）》（汉译本，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王昶译），第六百五十八页（上下册统一页码）；吴梁董王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一。
[五]与[六]参见索尔•科恩著《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地理学》（汉译本，严春松译），第五十九页；严译版本：上海科学院出版社，二〇一一。
[七]同[四]，第六百五十六页。
[八]参见菲利普•李•拉尔夫、罗伯特•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伯恩斯合著《世界文明史（下卷）》（汉译本，赵丰等译），第六百三十五页（上下卷单另页码）；赵等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
[九]与[十]参见加拿大《环球邮报》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文章《中国终于认真考虑成为世界好公民》（作者：内森•范得克利普）；同[二]译介报四月十四日，《中国终于认真考虑做世界好公民》，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十一]当然，这里仅是因赋予希望而沮丧，但与民间自发的公民社会之希望暨前景没有直接关系。
[十二]参见《环球时报》二〇一四年九月一日报道《中国如何培养出自己的「享廷顿」》，文后有说明曰：「本文选自第二届『希望英才』青年学者培养计划颁奖会上嘉宾的发言，会议由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主办。」
[十三]指《财经》周刊二〇一四年第二十五斯所作〈封面专题•寻求中国地缘大战略〉当中，该刊特派记者金炎对罗伯特•卡普兰的采访。文章题目《帝国之后——专访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
[十四]参见环球网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二日文章《三次世界大战或爆发解放军要早做准备》（作者：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
[十五]参见《澳大利亚人报》网站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一日文章《中国合法性的理由》（作者：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同[二]译介报八月十四日，《新书〈中国抉择〉引发中澳美关系讨论》，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中国抉择》一书作者Hugh White曾是澳大利亚两任总理比兹利与霍克的顾问，亦曾任澳分管情报的国防部副部长。上指译介还包括原报同日文章《黑白分明的亚洲》（作者：该报国际版编辑格雷格•谢里登）。
[十六]参见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文章《历史的警告：美中开战的可能性极大》（作者：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与政策系教授迈克尔•弗拉霍斯）；同[二]译介报六月三十日，《历史喻示中美开战的可能性极大》，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请注意这一文献产生的时间与上一文献产生的时间，两者相距近两年。此可视为话题持续性的例证。
[十七]同[五]，参见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列表《门户区与分裂区域》。
[十八]同[五]，参见第六十一页列表《潜在的联邦》。
[十九]参见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文章《强加的民主遭受打击》（作者：琳达•赫德）；同[二]译介报六月二日，《西方民主遭到惨败》，第十版〈参考论坛〉。
原文有提要称：「西方的民主化努力已经遭到惨败，这是因为他们没考虑到文化规范与宗教派分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