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的9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21世纪网总裁、网站主编多人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央视披露的调查信息显示，自2010年以来，涉嫌以收保护费为名向拟上市企业收取“有偿不闻”费用，牟利数亿元。但看媒体公布的沈灏中秋节发给员工的内部邮件内容显示，该案并非《21世纪经济报道》整个报系所集体策划，因为信中他强调媒体乃公权力不能谋私利，可央视报道却有此所指：该报每年都向21世纪网下达数千万元的广告指标：2010年四五千万，2011年是九千万，2012年和2013年是每年七千万，2014年又是九千万。不但21世纪网站，第一次抓人几天后，21报系旗下另一份报纸《理财周报》也有多人被带走调查。
9月12日媒体又报，21报系《21世纪经济报道》所属21世纪网被吊销所有网站资质，人员全部遣散，公司被注销，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当天第一时间发了快讯。当天，央视也在《新闻频道》把此敲诈过程来个大起底，让当事人对着镜头低头认罪。这明显符合中宣部要求的“规定动作”，就像央视曝光异议记者高瑜、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和王功权、《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博讯记者向南夫等对着镜头“认罪”一样，并不是“自选动作”，对此类报道，央视自己做不了主——央视记者中英文双料知名主持人芮成钢、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同样热衷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和媒体敲诈，央视也只能按照中宣部的规定尺度进行“选择性报道”，不敢借题发挥。
抓记者为什么对准南方报业？
在中国，最活色生香的媒体土壤就数广东了，广东有全国第一家媒体报业集团《广州日报》，该报又以“粤传媒”名称成功上市，不料该报在市场化转型路上遭遇多次失利，两任社长黎元江、何向芹因经济问题被抓被判刑。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竞争的的本地对手只剩下了南方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的主报是《南方日报》，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跟随的文字记者只有该报和新华社两家，该报业集团所属本地影响最大的媒体是《南方都市报》，同样有多人被指控经济问题而判刑入狱，如该报总经理喻华峰、李志英等，总编辑程益中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被逐出南方报业。当然这案并不是经济案件，而是因报道孙志刚被收容遣送致死案，是被广州政法系统暗中报复，胳膊硬不过大腿，多名大员被抓。
从此，南方报业进入一个无形的阴影中，中宣部多次下指示，禁止新浪、腾讯、搜狐、新华网、人民网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网上封杀该报的影响力。而在1995年至1999年，南方报业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是《南方周末》，那时沈灏为该报新闻部主任、新闻策划人，该报1999年著名的新年社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出自他的手笔，沈是北京大学毕业，1989年至1992年在该校中文系读书，当时的北大还有一种残余的理想主义思想在发出微光，有“新闻圣徒”之称，不料的是20多年后，一向被称为理想主义情怀的新闻标杆性人物的沈灏，却被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出现在热点新闻中。沈灏在任时，是历史上《南方周末》最好的时期，该报自20世纪80年代创刊以来一路磕磕碰碰，多次免遭灭顶之灾，因为广东省委有退职的前省委书记任仲夷、吴南生、林若等替他们说话，援手保护。
该报创始人左方还在回忆录中称有次中宣部要求停刊，被时任谢非的广东省委书记顶了回去。2003年，《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免遭刑罚，便得益于这些老人在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面前干预的结果。现在，这些老人一个个离去，沈灏等人被抓，注定是人治的悲哀，与法治无关。即使中宣部下令停刊《21世纪经济报道》也不会没有理由，可是具体的媒体人涉嫌敲诈，并不单单是南方报业的事情，几乎每家商业媒体都存在从事有偿新闻、有偿不闻、新闻敲诈、利益输送等现象，抓具体的涉案人就行了，为什么要对该报领导班子“连窝端”？这岂不选择性执法？新闻敲诈由来已久，邓小平“南巡”后就蔚然成风，甚至到了集体作案的地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也曾多次下通知，下批示，所谓具体贯彻落实，可不从制度上建设，类似问题就不会杜绝。再说，中宣部这次如此对准南方报业选择性执法，谁能敢关上中宣部的大门？或许某一天中宣部真正关门了，新闻界真正靠自律了，敲诈的事情就会自然减少了。
南方报业的新闻专业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屡遭中宣部忌恨
两年前，南方报业集团刊物《南都周刊》曾因“起底王立军、直击重庆打黑真相”为封面报道，长达5万字篇幅，在王立军倒下之后而薄熙来未审判之前把重庆模式揭个底朝天，那时是2012年下半年。南方报业媒体所归纳出来的薄熙来所谓“重庆模式”，就是揭露其背后取“北京模式”而代之的意思，薄熙来成功了，“重庆模式”就是好球，若失败了就成为臭球。谁想，这臭球没有射出就被废了。正当南方报业等媒体纷纷把薄熙来放在重要版面的重要篇幅上时，谁会想到两年后，当初“起底王立军”的南方报业，却被中宣部来个大起底。按照中宣部的套路，若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出面干预南方报业免遭司法调查，至少不会大规模抓人，而且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是上面想把南方报业作为一个负面典型，恐怕这次是碰上了天花板了。
这次南方报业的下属媒体出事，中宣部该可以出口恶气了，因为多年来中宣部一直试图抹黑不听话的南方报业，早在1995-1999年《南方周末》历史上最红火的时期，中宣部划红线的笔常常在《南方周末》上找过错，若今后公开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长李瑞环、丁关根、李长春、刘云山等人及中宣部阅评小组的相关批示就可以看出此言不虚。南方报业还曾有一张归沈灏21报系主管的橙色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却因刊登中共元老李锐的访谈导致关张，李锐谈及了中宣部所不容的多党制，报纸停刊多年后改名《理财周报》，纯财经媒体，不再关注政治话题。这次，21世纪报系又出事，或许是中宣部得到的再一次报复南方报业的机会，因为一些人敲诈的证据确凿，南方报业也会无话可说。
说实在的，因为没有制度约束，又因为媒体和党媒和领导人“豢养的狼狗”无异，新闻敲诈，几乎没有财经类媒体不干的，可以说祸害整个新闻行业。比如北京某证券周刊长期敲诈上市企业，某刊副主编亲自把告状信写给中宣部，很快就转回到该周刊被举报人手上。为什么中宣部不抓？中宣部岂不心知肚明，若说21世纪网的新闻敲诈由来已久，长达四五年，为什么现在才查？如此选择性执法，如此放大南方报业的问题，其实真正的症结就在中宣部自身，中宣部不会自罚四十大板，却把四十大板都打在了别人的屁股上，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代版。至于中宣部自身，相关网络删帖、删除负面曝光的指令几乎每天都下，难道就不涉嫌有偿不闻、利益输送？
中宣部靠打击媒体来树立权威，对于一些听话的传媒，即使“坏事做绝、罄竹难书”，也会施以援手进行保护，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及各种证券财政类媒体等，甚至还有一些中央媒体在薄熙来案件前替“重庆模式”吹捧，却没惹一点麻烦，为什么就南方报业遭遇如此难关呢？如果21世纪报系某些人涉嫌犯罪被抓，为什么要吊销整个21世纪网站呢？当然，这与南方报业一直不听话有关，可谓结怨已久。向来尖锐、大胆的《南方都市报》是大陆第一流的异地监督先锋，中宣部又专门发文禁止“异地和跨行业舆论监督”，问题是这一禁令很难操作，各地的都市类综合性报纸几乎都有此类问题，若没有异地监督的丑闻刊登，本地就流失大量读者，“了解本地丑闻请订阅外地媒体，了解外地丑闻请订阅本地媒体”，正是这一道理。禁止媒体异地监督，说白了此禁令是对南方报业“下眼药”，让其不舒服，又能降低南方报业的影响力。
此外，中宣部还有一招更狠的，迟迟不给南方报业股票上市开绿灯，有关内情不断在网络上传出，背后正是中宣部的打压。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谈到，中国政府将支持出版机构、报业企业和官方骨干新闻类网站上市。此后，南方报业一直谋求上市。同一年，同一个城市屋檐下的广州日报率先上市，给南方报业的压力更大。2011年，财经媒体《华夏时报》披露南方报业将借壳已停牌的江苏炎黄在线股份（*ST炎黄），结果当年又以南方报业集团未能按期拿到主管部门的批文，*ST炎黄暂停与南方报业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而这个主管部门正是中宣部，得罪了中宣部，中宣部内部不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不能下达批文。批文拿不下，上市只能泡汤。而在当年有18家涉及出版、传媒业务的上市公司获批准，其中借壳上市的有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借壳*ST白猫（上海一家停牌的日化企业），还有江西出版集团、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都已借壳上市。为什么单单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级党报报业集团被排除在外？明显是中宣部拦阻。网上曾获一处内部未经中宣部出面证实的信息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所借壳的白猫股份也曾与南方报业商谈借壳事宜，只因中宣部内部“打招呼”说南方报业是不会获批的，不要谈了，白浪费资源和时间。结果，浙江日报与白猫谈合作一路绿灯，事实证明中宣部的内部信息十分准确。
中宣部背后是见不得人的恶势力
中宣部是干什么的？说了会让人吓一跳，报纸上的文字，电视上的画面，广播中的声音，就连大中小学学生的教科书，都有中宣部伸手，中小学生脖子上的红领巾、共青团徽，以及教材上的“共产党万岁”和爱国主义内容，还有灌输“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都是中宣部的“杰作”。不要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意识形态就不要了，错了，只要有中宣部在，其背后的恶势力都在施暴。比如南方报业的遭遇分明就是意识形态的突围，南方周末曾在2013年有“宪政梦”的年度献词，可被广东省委宣传部生生改为“强国梦”，这岂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欺负南方报业？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逻辑分明是：谁敢在意识形态上挖共产党的墙角，谁就没有好下场。
今年9月12日，广州异议人士郭飞雄（杨茂东）、孙德胜案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他的姐姐杨茂平就接到所在工作单位湖北十堰东风汽车总公司医院的通知，不准她请假到法庭。这样，郭飞雄在庭审中将不会有一个亲属旁听，他的太太张青和一对子女多年前已经逃离中国，到了美国，不可能赶到庭审现场，可惟一的亲属也被剥夺了旁听权，这一招还不够过分吗？
所幸的是，郭飞雄的律师张雪忠、陈光武、葛文秀等以法庭不让复制八个光盘的案卷和视频证据，无法辩护，以此拒绝到庭辩护，结果庭开不成，审判长只得宣布休庭。网上流传的郭飞雄的一份笔录显示，整个庭审都以沉默应对，结尾侦查员这样写道：“犯罪嫌疑人杨茂东只用眼睛看了几眼第一页，嘴边露出微笑，拒绝看剩下的笔录和拒绝签名。”
郭飞雄是于2013年8月8日被刑拘的，起因是这一年1月份发生的南方周末“宪政梦”被改为“强国梦”街头事件，围观者众，仿佛是“茉莉花革命第二波”，但并没有某个人出面组织，而是靠网络自发传播的，因为网络有一句热语：说千说万，不如街头一站。结果，郭飞雄站出来了，他影响比较大，抓人就难免了，安在他头上的罪名是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南方报业还出具证明，证明其大门口汽车出入受到影响。其实，这正是栽赃，围观者并未妨碍交通。张雪忠律师说：在南周事件中，同为意见表达，支持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的被抓；支持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没有事。难怪人们会认为，郭飞雄案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而另外一位独立中文笔会的异议人士野渡庭审当天却被带离广州，无法旁听。
这背后正是中宣部背后恶势力的发作，有了中宣部和司法构陷，郭飞雄可能被判重刑，而试图通过栽赃郭飞雄而保护自己的南方报业，也难免被再次秋后算账。这就是“党的逻辑”，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没有制度建设，在中宣部的棍子下，无论是南方报业，还是北方报业，只有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都会成为被政治打击、司法打击和经济打击的对象，这也是人治、党治下中国新闻界的整体悲哀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