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財新的報道，人們才知道北京日報原社長梅華寧擔任了北京市新聞道德委員會主任。這個在公眾輿論中負面形象突出的新聞道德委主任，再一次掉進非議的漩渦。包括北京在內，全國十五個省市組建新聞道德委，這是作為一項試點工程得到推動的。
新聞道德委員會一般掛靠在省市的記協之下，由黨任命的記協主席或省委宣傳部官員擔任主任一致。從披露的情況看，新聞道德委在近期主要是打擊所謂的新聞敲詐，它們採取秘密行動，然後舉報新聞領域的不良違法行為，可稱之為「新聞道德警察」。
在沒有新聞道德委之前，同樣的工作職能是由記協來完成的。換言之，沒有新聞道德委，「新聞領域」也不乏進行道德矯正和道德淨化的勢力。現在將記協的這個功能單獨成建制設立，主要是為了形成約束媒體記者的「軟實力」，以便呼應黨管媒體原則。
現在的新聞媒體普遍設立了黨委會，黨委會是最高權力機構，負責新聞媒體的整體決策。有了新聞道德委，可以進一步強化對媒體日常業務的糾察，進一步壓縮那些被認為是危險做法的存在空間。問題在於，新聞道德委要怎麼做，才配得上「新聞道德」？
從新聞道德委公布的成果看，「新聞敲詐」是「不道德」的，正屬於新聞道德委的核心工作範圍。問題在於，「新聞敲詐」這個定義模糊、指向性含糊、極具爭議性的稱呼，缺乏可靠的判斷及認定標準，這讓打擊「新聞敲詐」變得不那麼具有確鑿的正當性。
21世紀網的員工遭到查辦之後，「新聞敲詐」一詞流行，這個誤導性很強的叫法帶來了副作用。比如，有企業就要求媒體撤下有著確鑿事實根據的「負面新聞」，否則就要檢舉揭發云云。這個時候，就看不到新聞道德委主持公道了，因為它們沉溺在自定的道德標準裏。
新聞道德委宣布記者或媒體的某個行為「不道德」，這個道德與否的標準不是經過公開討論、不是建立在行業共識的前提下，而是單方面給定的，無法拒絕，不容商榷。這就讓新聞道德委「打哪指哪」，不僅難以服眾，也讓無法樹立起真正的「新聞道德」。
對新聞媒體來說，報導真相不僅是專業責任，更是最重要的新聞道德。按照常識，新聞道德委最該為捍衞媒體報道權、捍衞記者追求真相的權力，這才是正兒八經的道德事業。但當記者被暴打、媒體被污衊，記協往往一聲不吭，一點兒也沒有打算為新聞道德盡忠。
媒體這些年，受到各種方面的約束有目共睹。其中，借助各種公權力加諸媒體和記者的束縛越來越多，記者在追尋真相、實現新聞媒體這一最大的道德上舉步維艱。在記者和媒體最需要正本清源的時候，新聞道德警察不是支持鼓勵而是打擊壓制，與真道德背道而馳。
道德本身有很多層含義，在實操中或許難以把握。但新聞道德涵蓋的記者和媒體的責任與義務，應該有明確的規定——這也是這麼多年來，新聞業界和學界的有識之士呼籲建立新聞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新聞道德不能有法可依，必定會被濫用，成為道德大棒。
如果新聞道德委沒有能力敦促新聞法的產生，底線就應該在日常監督中確立新聞倫理的責權對等。質言之，不追求新聞法、不想在法治軌道上推動新聞道德的委員會，都可能會帶來「耍流氓」的惡果。這不僅不能提高新聞道德，勢必會推倒和作賤新聞道德。
一些在公眾及行業評價中早就獲得道德差評的人進入新聞道德委，甚至掌握主任的權力，這很容易讓人懷疑新聞道德委的真正用意，不利於新聞道德委建立公信力。許多新聞道德委從建立的那刻起就成為笑柄，強霸新聞道德，是對新聞道德的莫大諷刺。
新聞界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忠於事實、忠於真相，新聞界不乏追求這個根本的人，他們才是有資格定義「新聞道德」的。然而，隨著新聞界追求真相的難度越來越高，新聞道德萎靡不振——最該做的是提振記者捍衞真相的能力與信心，不以此為目的的新聞道德委只會南轅北轍。
新聞道德委裏那些上了年紀、無論是技術還是思想都已經陳舊保守的「道德警察」們，像是街頭別著紅袖章的大爺大媽，發揮餘熱有餘，捍衞真理不足。以往，人們只能含混地譴責體制對新聞道德的戕害，自從有了名不副實的新聞道德委，更容易找出譴責對象。
總之，新聞道德委在一無新聞法、二無行業共識的自定義標準下行動，無視新聞界真正迫切的命題，迴避新聞道德的真正需求，兢兢業業地製造著有關新聞道德的笑話，這是很不道德的。如果宣稱道德標準在我，就可以搖身一變成道貌岸然的衞道士，這需要強大的無知和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