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九月一群中大學生向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抗議所謂「三條不平等條約」，翌年中大學生會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建港」，這三十二年來香港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皇的土共，兩者有一套相同的論述，即所謂的「民主回歸論」──香港應終結英國的「殖民統治」，成為「回歸」中國後的一個「民主」城市。
中共利用拼合的「民主回歸」
年初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於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訪問了當年有份向戴卓爾夫人抗議的羅永生（筆名安徒）的反思，指出民主回歸的論述，只是中共以統戰手法滲透或影響學生去推動，使之配合共產黨政權的政策；馬嶽在《香港八十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訪問了羅永生，羅永生承認：「其他人事後才知道…那些人現在你發覺他和官方機構很多聯繫，這些人其實都在你身邊，起著一定的作用。」然而這種由中共直接或間接「植入」學生的思想，卻滲透了香港民主運動三十年，影響了幾個世代的香港民主派，甚至影響了新生代的社運者，如果不是「為禍甚烈」的話，最起碼也是「影響深遠」。
八月份浸大教授曾澍基病逝，《蘋果日報》記者陳沛敏在論壇版指出，羅永生在面書留言：「『民主回歸』理念的締造人（曾澍基），離世於『民主回歸』瀕於正式全面終結的時候……。」此時此刻，讓我想起，幾年前同屬那代學生領袖的一位前輩，分享他近年的自省：「那時候，回歸講得太多，民主講得太少。」──這句評語道出了真相，這些七、八十年代活躍的學生領袖，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共會容許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能夠以民主的方式。然而中國共產黨可信嗎？為何這些人會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究竟是甚麼驅使這些人如此盲目呢？
馬嶽訪問羅永生提供了答案：「我們當時推所謂『民主回歸』這個理念，其實很大程度是一個拼湊，將一個年代交替中前前後後不同的思想，意識形態的部份，拼合為一個綱領，但這個綱領其實今日回看是沒有內容的。可以說是一些很抽象，比較一廂情願去拼合的東西。」羅永生說：「我回憶當時社會上的人，譬如你用民族主義來批判香港殖民政府，似乎很多人接受」；「所以民族主義當時是強勢的」，「縱使是反共那一批人，也是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完全放在人權之上，是非常決絕的！七十年代整個思想構成是這樣，是牢不可破的！」
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局限
這就是香港七、八十年代社會運動的局限，即香港的知識份子、學運領袖以及民主派人士，無論親共或者反共，都大多數深信民族主義，相信「大家都是中國人」。由於這種思想的局限，以及一些英國政府更改國籍法等的行為，令香港不似直布羅陀或福克蘭群島般，堅持自己是英國人；或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英政府承擔更多的義務，如「八九六四」後英國政府所給予五萬個香港人家庭「居英權」般。
另一方面，「民主回歸論」盲目相信中國共產黨「袋住先」的承諾，竟相信「先回歸，後民主」，結果二○一四年即三十年後中共圖窮匕現，以人大代表議決的方式，實行伊朗式的假普選，把參選特首的門檻，由八分一的提名委員會，改為超過一半，即六○一個選委；而提委會的組成不變，即絕大多數成員都變相由中國共產黨欽點。所謂「民主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全部都是騙局一場。
事實上，中共的統戰以及維穩機器，一直都依賴民族主義這個法寶；中共不需要黨外之人愛黨，只需要大家愛國。一旦認同愛國，則控制國家的共產黨必定手到拿來，令人甘心為中共所利用。正如蔡子強於《明報》所寫：《路走到這裡分手：民主回歸派的落幕》：「這也是民主回歸派落幕的時候，由新一代，或許更激烈、更強硬、更對抗的社運所取代。」「但他們當中不少人，卻大有可能因此退隱，不問政事，不再苦口婆心。」承認錯誤，肯認自己當年太天真，這當然是比起死不認錯好，但道德更高尚者，理應改正、糾正自己有份造成的錯誤，為香港人爭取一個更公正的命運，阻止香港年輕一代，再沉淪於民族主義的洗腦之下，才是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