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人士醉心於改革,则是另外一番风景。
 
 
 

专制当局醉心於改革,有着其统治需要的深刻原因;民间人士醉心於改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

在他们的认知里,安定团结总是来之不易的,经济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政治权利总在不断提升的,这些都是改革的成就,改革也必将为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这些毫无根据的乐观幻觉和选择性的失明、失忆,总容易得到苟安於世者的讚赏.对於他们来说,底层的存在是改革必要的牺牲,底层的抗争是社会的毒瘤,这些问题通过改革都能得到解决,也只有通过新的改革才能解决.他们深怀着“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畏惧,对於民间的反对和抗争,责以“红衞兵”、“文革”、“农民起义”等话语.而他们永远不愿意想到、看到的是,历次改革都以牺牲民众、为当局合法性背书的实质.

改革是他们关於廉价改变的最大幻想。如果由当局主导的改革,是一条通往民主自由之路,那么他们就可以在不付出抗争的代价的前提下,实现与抗争者们看上去相同的理想。如果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那么抗争无疑是对改革的破坏,抗争者们就成了社会变革前行的阻碍.因此,他们忙不迭地否定抗争的价值,进而否定抗争者的选择。极权存在的基础是利益的攫取,存在的方式就是利用这些利益当作极权维稳的经费和内部一致性的吸引。不论是出於利益的持续获取需要,还是出於集中利益资源,压制其获取极权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当局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其极权的统治地位,也就不可能通过任何改革把统治的权力还给民众。幻想通过改革实现民主自由,无异於与虎谋皮。

御用、半御用的丑角们,则在踊跃地抢叼着当局抛出的各种改革飞盘.当局说要依法治国,他们就会出面论证法治实现民主的路径,而选择性地忽视抗争者被“依法”镇压的血案;当局说要市场经济,他们就会出面论证自由经济如何激发民间活力,而选择性地忽视极权如何瓜分利益、压榨民众;甚至当局说要公车改革,他们也会发自内心地击节讚歎,全然看不到公车本身的非法和“节约”下来的利益变成维稳的经费.这些“飞盘党”,过去多是有着体制内的身份,本身就是当局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而现在,又增加了一群绝望的、深怀着国师梦的伪公共知识分子。

改革话语一出,除了众多御用角色造势,还会催生大量自费帮腔者。这些“自乾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充满了文艺青年的幻想和当朝国师的迷醉:或者给当局建言献策,或者抒发内心不可抑制的感动情怀,或者在癫狂中颂扬当局的文成武德,或者打压民间的各种反对和抗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始终把自己看作野生的国士,期待有一天能够通过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获得当权者的青睐.

醉心於改革,也就是醉心於当下,醉心於苟活,醉心於在充满罪恶的专制中寻求一个有利的位置。不抛弃改革的心理和话语,就是与极权同床而眠,起床时必是满身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