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庆在开篇伊始就摆出了一副君临天下或俯瞰人间大地城廓的姿态，利用并不严谨而又近似逻辑化的（跳跃式递进，易于惑人的）表述形式，佐之先发制人的手法，挖空心思地炮制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谬论，即所谓“‘王道政治’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如果听信了作者的“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之说法，那么我们当代中国人就真是阔气得来可以把自己每年的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搞成了愚人节为好，他这就可以方便诱使尚未充分品尝到民主政治妙处的华夏同胞患上了新的迷糊症，从而稀里胡涂地去膜拜蒋庆先生及其拥趸矢志推销了几个年头的什么“王道政治”及其理论依据“政治儒学”。
为回应作者该文施放的学术妖氛，本人谨基本依其文章体例作一适当的相关批评，以捍卫一个中国公民所崇信的民主、法治、自由与人权的立场。
一、哗众取宠与强词夺理的序言
我姑且不论蒋庆先生作为一个被评上了教授职称的学者，在类似该文题记部分，别出心裁地使用了半文不白的语句所言的内容（与正文风格殊异——后者旨在通俗以就受众而已），无非是强调此文的出世理由。而此君心机在于正文也，故不计较其“海内问王道政治者日众”之实际了，专门驳一驳此文之故弄虚玄。
作者为了吸引眼球，也为了灌迷魂汤方便，正文首句就借了“周郎东风”势头，侃了一个“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大话，似乎容易博得如一阵开场戏上演之初的头道喝采，然则大致是哄不过广大学界分子和不少了解祖国近现代史与当下政治、文化情势的民间人士的。我国实时的文化是否正在发生与西方文化的“交战”自有公识，但作者醉翁之意不在此而在彼——所谓“‘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尔尔！
请看，蒋庆先生云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即中国所有的政治思潮都把民主作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颇有“数风流人物”舍我其谁的高亢口吻！
哦，他接着胡乱贬损了一通自由主义（暗示此思潮因标榜西式的‘真正民主’而颇有出卖他人的冒失）、社会主义包括资本主义、新儒家之后，煞有介事地给它们统统扣上了赶时髦的帽子，再救世主似地扬言：“环顾当今中国的思想界，中国人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政治问题的能力”。
啊呀！怎一个不得了！实则，他是和盘托出了他自我经营的土特产了：“中国人已经不能按照自己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思考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了。”
万众皆昏昏，惟蒋庆一人有着智慧和慈悲之心乎？其人“鉴于此，在思考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确立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能追随西方的政治潮流而舍己从人。”
那么，他拿得出手的是个什么妙法呢？哦，人家说得直白又好听的是：“这里所谓‘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好的，我们倒要见识一下他以下的各样招术！
二、生拉活扯的定义：“王道政治”是何许玩艺？
蒋庆先生类似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在宣传他的“王道政治”的过程中，总是好以打上中西文化这两张牌，用一个天花乱坠的定义，解说了什么是“王道政治”：一是其核心内涵及其独特内容，二是其功用，三是其优势（“合法性制衡”），四是其“合法性制衡”的来历及其优势，即构成“就是要建立一个合情合理合法合道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之目的。
我们就来审验“王道政治”的发明者给它的定义是何等的虚幻：
1、“王道政治”核心内涵的伪装术与其初衷。
蒋庆自吹之“王道政治”的奥妙，就在于并且是他企图实现的“王道政治”社会的理由，就是这个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问题。为了诱人听信，他亲手为“王道政治”披上的一件华丽外衣就是“三重合法性”。其方法是，先借用了注册为“合法性”商品的普世牌纺织物，再加工成为“三重合法性”这一袭随行就市的“袈裟”。而其手段则为，拿出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把真实的线团。
不错，“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是决定政治统治是否合法的根本性问题”，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谁也不会在这样浅显的常识面前怀上置疑心态的！那你就自然信服了？当然得笃信了，君不见“成则王、败则寇”的丛林法则在华夏运作了几千年，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逻辑”不都有一个显规则是它、潜规则也是它的“政治统治是否合法的根本性问题”吗？
然而，玄机也就在此，你听他吹的多动人：“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王道通三“，即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能合法。”
又，人们千万莫以为“王道政治”的发明者是在义卖公羊家学说，实际上他通过顶上“天地人”的面纱，在打“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的主意，就是以“政治秩序”在因“政治权力不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其统治的权威就要打许多折扣，得不到国民的全部忠诚和完全认同”的条件下，“就会经常处在动乱崩溃的边沿”为幌子，达到展示他意欲图之的东西，也就是他吐口而出的：“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是要全面而完整地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建构起一个长期稳定合谐的政治秩序”。
明眼人不难窥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并非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凡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足迹有过倾心的，都不会否定世界史载明了人类自身的精神（文化活动）是由低级阶段（大自然与飞禽走兽包括对祖先拟鬼神的图腾、崇拜到宗教的皈依，穿越茫茫的政、教、神共相杂陈并臣服百姓的黑暗时代，走上政权与神权分离、宗教世俗化臻于现代性、明显神权衰败的大道）到高级阶段（人权至上与生命关怀、自由社会化、法治价值化、民主精神化和国家的制度化）的演化与发展路径、趋向的。就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有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不是可以夸耀的自家陈货。
据我查询，蒋庆先生顶礼之“公羊家言”即“公羊学派”是“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说，它属于今经学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据旧时经学家的一般观点，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故得名”，“公羊学派的重振要到清代中后期，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其中的精锐者更成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王道政治”的发明者独钟“天地人”是有其个人目的的（他自得为现代“政治儒学”的鼻祖、曾撰著《公羊学引论》并自序云：“公羊学是我国儒家传统中具有独特性质的儒学，公羊学的这种独特性形成了公羊学所特有的学术传统，使公羊学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的传统儒学”），以异峰突起的手腕，在该文标榜了天、地、人的“合法性”，吹嘘“‘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其本心却在于“按照王道政治，统治的权威来自天道、历史与民意的认同，也可以说，王道政治代表了天道、历史与民意，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统治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利，把国民的服从变为应尽的义务”。
哎呀！他原来是想借用“如果政治权力不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其统治的权威就要打许多折扣，得不到国民的全部忠诚和完全认同，因而就容易出现统治权威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秩序就会经常处在动乱崩溃的边沿”这样一句耸人听闻的话，来让咱们服服帖帖地接受他的“三重合法性”私货，逞如愿以偿地实现流布“王道政治”思想的诡意罢了。
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又呈泥沙俱下、良莠混杂的，任何一派学说都不堪为担当今日及以后的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政治纲领和社会的行动指南！如要汲取其个中精华并弘扬之，也并非是一己、一派的能耐可以妄自称大胜任的！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并不会为谁可以在精神层面所独家可以垄断得了的。
蒋庆先生的惑众之术实在并不高明，竟用这把“天地人”的国粹旧茶壶就堂而皇之地盛上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合法性”牌咖啡，既令今日与时俱进的学者或研商传统文化的专家于不如他高明与时新的尴尬境地，又教粗通文墨的芸芸众生显得他的学识“车船以载”而岂不应当叩倒在地呢？
2、杜撰“政道”、“治道”以上媚“阳春白雪”并下欺“下里巴人”。
人类在20世纪的科学技术成就，仅运用并产业化了的“核子革命”、“电子时代”和“e时代”，就昭示了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领域的不少风骚之处，世界拥有日益丰厚的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与治国之方略、治世之法律、政策等实时知识、技能，不少国家、地区已然国家民主化、社会法治化了！但是，蒋庆先生却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一隅，搞了一个魔术节目，就是借口“政道”、“治道”有别而高抬“王道政治解决的是‘政道’问题”（但在此文及另著、别说中演习其“治道”的原理和功效），目的仍然是“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继续鼓吹“当代儒家的使命就是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发展建立全面而完整的合法性，用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奠定”中国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百年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崩溃而留下的‘合法性缺位’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执政党和国家在推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并有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三民”等思想，而社会各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包括对民主、法治、自由与人权（公民权益的落实与保障为重点）的强烈诉求，在此21世纪之初，蒋庆先生却另辟蹊径，横空降下了一个所谓“王道政治”的思想体系（还在应时而变迁与自我繁衍），以图作为既是超越“马列”的又是超越“毛邓”的顶级世界观价值观之集大成者。如若不然，“‘合法性缺位’问题”就再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解救之了，而只要用上他发明的“王道政治”便一切可以迎刃而解了！
因蒋庆先生自我推销的“王道政治”功用过于欲盖弥障，明白的人们径直去观察他的有关居心吧。
3、麻醉人的“政道制衡”。
凡我国有过在本土买卖商品经验的人都会清楚，市场上难免存有假冒伪劣的东西，而生意中的交易也不乏非诚信现象，但大家并不因此就全盘否定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必要。然而，“王道政治”的发明者却背离社会公理，以障眼手法来叫卖他的“三重合法性”问题。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三权鼎立（或三权分立）”学说自1950年以后在我国大陆逐渐成为受到歧视性批判的东西，而其相关实践也是敏感的并实际成为学界的研究禁区。迄今，在专制时代养成的习惯思维，尚不能全面、清醒而又不失公允的看待所谓“三权分离”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如以蒋庆的“政道”、“治道”标准衡量，“三权分离”乃“三权鼎立（三权分立）”学说的“治道”之术）。
就是在如此的当下国内背景之下，蒋庆先生精明地拿“三权制衡”（“治道”之术）开刀，利用，“三权鼎立”学说与“三权制衡”的同心圆又非等半径关系，搞这种在开放的时空皆尚有限度的地域内易于惑人之招法，便利他兜售其自家“三重合法性”的所谓独特优势。“王道政治”发明者的此举颇不为善焉！
鉴于蒋庆有关“西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上，而‘人民主权’是唯一的、最高的、绝对的、排他的、不可让渡的权力，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可制衡的权力”等说法或过于幼稚或流于浅薄，我就不屑于一一与之辨驳了。
4、张冠李戴地“三重合法性”。
蒋庆先生假意吹捧祖国文化的多维性，并不再吝啬地送了一顶价值不显的高帽子即“中国人受《春秋经》与《易经》的影响，没有非此即彼的直线理性思维方式，而是在多维的结构中来看世界，因而能从‘三才’的多维结构中来看合法性问题，认为合法性是多重的”（不可接受）之后，他实则耍出的是“而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主权’概念则是西方直线理性思维的产物，相当于希腊哲学传统中的‘最高存在’概念，不可能有多重性”这个迷魂戏。
蒋庆先生的深意是在他关于“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当今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与希望”的结论，故有漏洞百出的其人歪说作为理由：“‘人民主权’概念是近代西方政治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对中世纪”上帝主权“的反动，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上帝，上帝是世俗政治权力的最高合法性渊源，是唯一、绝对、自足的排他本体，因而源自上帝的合法性也具有唯一、最高、绝对、自足、排他的特性。‘人民主权’概念与‘上帝主权’概念只是内容不同，在形式上，亦即在构成合法性的思维方式上则完全相同，都出自偏至绝对的思维方式，因而都不可能承认多重合法性。实际上，‘人民主权’就是‘上帝主权’的世俗表达，‘人民’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就是‘上帝’在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中的地位。”。
堂堂一介受益于祖国大陆改革开放成果并获得特区官校（深圳行政学院）教授头衔之蒋庆，公然不惜漠视、贬低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以人为本的价值（学界公认中国传统文化有厚重的民本思想），达到吹胀“王道政治”这只癞蛤蟆的不测之心所欲之目的，在治学上的不拘学理与事实的有失检点，应为其本人和同好者引以为治学当戒的教训吧。
5、“王道政治”的定义犹如难看的癞蛤蟆之皮。
因上述五点，蒋庆先生是十足的聪明人干了蠢事：食古而不化，探洋而不精，又自命不凡，再加妄想当上超越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家的梦呓使然，是其在学道上自取其辱的病因！
三、故纸堆里发酵出的当代怪胎：“王道政治的理想模型与历史与历史形态”
“王道政治”的发明者标榜“王道政治”的拿手好戏，自然还是鬼吹加乱打手段，因而在卖弄“王道政治”的所谓“理想模型与历史形态”时，也依然使用此类招数。
首先，蒋庆先生极力贬低民主政治，貌似深谙“民主政治在解决合法性问题时，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说’”之后，一知半解地宣称“‘社会契约说’是用理性或者说概念来虚构国家的起源，从而用理性或概念来建构国家的合法性，来解决‘政道’问题”之后，诬蔑“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历史的真实，是纯粹理性和概念虚构的产物。其理想亦是历史之外或者说超历史的理想，而非历史之中依据历史建立起来的理想”之究里，以图张扬“王道政治”而已。
作为与他人合作曾用法语翻译过《政治的罪恶》的学者，蒋庆先生故意隐瞒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即“奉行多数人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与君主制、寡头制和独裁制相对立。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扩大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确立了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民主政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民主政治反映国家的阶级本质，不同阶级统治的国家，民主政治的性质是不同的，并由此表现出特殊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又有共同性和普遍性，不同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实现其阶级统治时必须遵循民主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多数原则、确认和保护公民权利原则、代议制原则、有限权力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合理成分，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谢岳著《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又诡避“社会契约说（社会契约论）”的主旨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与约翰。洛克一样，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和“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让。雅克。卢梭著1762年出版《社会契约论》或译《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的思想，利用“《社会契约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领袖们所‘共同钦崇的圣经’（罗素语）。有学者认为，卢梭对主权者和公意无限推崇、对个人权利的否定，构成了其思想的内在矛盾，从而使革命领袖得以用人民的名义，取得绝对的权力，走向新的集权统治” 的历史公案，诬蔑“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历史的真实，是纯粹理性和概念虚构的产物。其理想亦是历史之外或者说超历史的理想，而非历史之中依据历史建立起来的理想”，从而达到以全盘否定民主政治为手段（即文中称“‘社会契约说’是用理性或者说概念来虚构国家的起源，从而用理性或概念来建构国家的合法性”），企图达到渲染“王道政治”的“合法性”目的。
其次，蒋庆先生自我推崇的“王道政治”究竞是甚货色呢？他吹嘘“ 王道政治是依历史真实建立起来的理想模型”。那好，我们就耐着性子验看“王道政治”的“两大特征”吧。
其一，“王道政治是历史的真实，即意味着王道政治能够在历史中落实，非如民主是一种不能落实的”玄虚‘。“
其实我们不难明白，民主Demokratia作为概念，“从其字面上来看源于希腊文（由人民demos和统治kratas 两个字根组成），代表著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则是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没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广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词经常被使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但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他有著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作为其形式有两类：
一类为“直接民主”即“又称为纯粹民主，是一种人们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的制度，例如决定是否接受或废除某种法案。之所以称为直接是因为决策的权力直接由人们所行使，而不经过任何媒介或代表。在历史上，这种形式的政府相当少见，因为在实践上要将人们全部聚集起来投票相当困难，所花费的成本和时间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属于较小型的共同体，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另一类为“代议民主”即“是较常被采用的制度，之所以称为代议制是因为人们并非直接投票决定政府政策，而是选出民意代表来参与政府实体或议会。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体选民选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区域（通常是依据地理划分的选举区），一些制度则混合了这两种方式。许多代议民主制也结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而且举世皆知的是：“在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形式—自由民主制，在自由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这种形式的政府在近年来越来越常见，目前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自由民主制政权之下”。
还有，“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民主政治的核心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选举。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典型方式是代议制，即民众无法直接掌握和管理政权，只能选择民众中的少数精英分子代行权利。因此，选举领导人是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核心内涵。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是自由选举，再次，选举必须是选择行为。“第二，各政治主体的专门化、自主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制约化。”“第三，不同意见的合法化。”同时，“民主政治是政治生活方式的高级形态，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的和完整的系统。” 在第一个层面，民主是原理体系。如，人的尊严原理、平等原理、自由原理、主权在民原理等。 在第二个层面，民主是一系列的原则体系。如，讨论原则、妥协原则、多数原则等。 在第三个层面，民主是宽容的心态和遵守规则的习惯。在第四个层面，民主是一系列的制度。在第五个层面，即实践层面，民主是一系列的行为过程。（本段引文摘自“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
可是蒋庆先生无视人类历史的上述基本事实，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胡说什么“民主是一种不能落实的‘玄虚’”，犹如他在月光下仍诡称那不是月球折射出的光芒而是月神在发威一样地令人喷饭或大跌眼镜！
其二，蒋庆先生痴人说梦般地招摇道：“王道政治是理想的模型，即意味着王道政治在历史现实中只能是逐渐而有限的落实，完全落实王道政治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故在中国历史中王道政治只是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有限落实，中国历史的政治形态离王道政治还有很大的距离。”
你听他侃的“王道政治”是多么的美妙又玄乎啊！他自我解读的是：“在中国历史中，王道政治具体落实为君主制，但中国的君主制，在理念上是仁慈无为的君主制，故依王道政治，承认中国君主制的有限合法性，即只承认君主制在‘仁政’‘德治’前提下的合法性，离王了‘仁政’‘德治’，君主制就不能合法”
接着他又耍起了“政道”、“治道”两把杀手锏，卖弄说：“王道政治的‘治道形态’只是在特定的历史中借特定的制度来表现自己，其基本义理所蕴含的创造力（‘政道’上的三重合法性及其制衡）则可以超越君主制而重新建构出能实现其合法性的其他制度。人类曾有过的制度固然可以成为实现”王道政治“的‘治道安排’，如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等，如果人类已有的制度不足以充分实现‘王道政治’所蕴含的合法性，则可以充分发挥人类创制的想象力综合各种制度的优点另创一新制，以此新制充分实现王道政治所蕴涵的三重合法性。”
实则，他定向而功利地祭起了孔子的衣钵，亮出了自己的底牌是“我们今天的责任就是为了实现‘王道’在‘治道’上创立新制度。这不仅是现代儒家的历史使命，也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的国民应尽的责任。 ”
有鉴蒋庆先生昭然若揭地“王道政治”，实际是不堪一击的梦想，即在当代中国推行蒋庆式的现代君主政治及其制度（即所谓蒋庆色彩的“政道”与“治道”的大杂烩），其“王道政治的理想模型”，此货色原来足以被品评为“故纸堆里发酵出的当代怪胎”而已也！
四、缺乏学术道德的诽谤：“民主政治在合法性上存在的问题 ”
为了通过诋毁民主政治而获取抬高“王道政治”的目的，蒋庆先生不惜搬出了在当代思想界名气颇大的美国人士弗朗西斯。福山来作为他的“王道政治”灵旗下的刀下鬼，采用断章取义的拙劣手腕，用上了障眼法，即以这句“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认为，由于冷战结束，民主政治成为人类政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构成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已经完成。现代人类政治出现的问题只是未能实现或未能充分实现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人类的政治形态和原则不可能再有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的政治不再有希望。福山的话真实吗？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囿于民主政治自身的理路，再加上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福山自然看不到其他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原则”他蒋庆本人的话，又假惺惺地讲道：“福山的话真实吗？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囿于民主政治自身的理路，再加上西方中心论的傲慢，福山自然看不到其他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原则。但依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原则，福山的话是错误的”，接着他移花接木地引出自我想说的这句注脚：“因为民主政治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并且民主政治不是人类‘共法’，只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不再有发展并不意味人类政治不再有发展，因而民主政治不是人类政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历史并没有终结”，再故弄玄虚地吹嘘：“按照中国文化的看法，历史是‘未济’，人类政治肯定会发展，不过人类政治的发展不囿于民主，而是在民主之外或之上来发展，这就是中国文化所揭橥的王道政治，因而王道政治是人类历史的新希望。 ”
哟嗬！蒋庆先生果然玩起了学术上的魔术把戏了！我们就来看看他玩弄的这套把戏的业务破绽吧：
其一，偷粱换柱地使用福山的理论来攻讦民主政治。
我们还是用上弗朗西斯。福山本人（“福山基于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瓦解、社会主义崩溃的历史事实，提出了他的一整套关于‘历史的终结’的历史理论，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和剧烈反响。该文从问题的提出、历史的初始与‘最初的人’、历史的动力、‘历史的终结’、‘后历史世界’与‘最后的人’等五个方面对他提出的历史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同时福山还认为，西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东亚的‘新专制主义’（即东亚威权主义或威权政治）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两大威胁，其中东亚的‘新专制主义’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大挑战）的有关阐述更为清清楚楚。”（注1）
实际上，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文章中提出“历史的终结”命题，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中对该命题展开了详细论述。“该书是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最有影响力的尝试。福山在该书后记里回顾了他的观点如何经受了批评和政治变迁等四个挑战以后说的明明白白：”自17年前我的论文‘历史的终结？’首次发表以来，遭到了可以想象到的方方面面的批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的第二版给了我机会重新表述这个命题，回答一些我认为最严肃的批评意见，反思自1989夏天以来世界政治的新发展。“ （注2）
“首先让我谈一下‘历史的终结’是什么。这个词当然不是我的首创，它来自黑格尔，或者来自更熟悉的马克思。黑格尔是第一个历史循环论哲学家，认为人类历史是个连贯的，演化的过程。黑格尔认为演化作为人类理性缓慢展开的过程，最终导致人类自由的扩展。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认为生产方式改变人类社会如从猿猴，到狩猎，到农业，到工业。历史的终结因此是现代化理论提出的问题，是询问现代化过程将最终走向哪里？ ”（ 注3 ）
福山解释说：“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20世纪末期间的许多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相信历史会有个尽头，历史发展的过程最终在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时代彻底结束。这不是我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我首先指出的最简单的观点是从1989年事件来看这种历史终结不大可能发生。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好像不是指向共产主义，而是指向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注4）
福山还讲到：“除了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双原则基础上社会之外，好像再也没有需要演进的更高级社会形式。伟大的俄裔法国黑格尔学者亚历山大。科耶夫非常调皮地说历史在1806年就终结了，那年拿破仑在耶那-阿尔斯泰特战场打败俄国君主，把法国革命的原理带到了黑格尔的德国角落。此后发生的事情只是回填，因为革命原理已经在世界上变成了普遍承认的原理了。”（注5）
我在此不评价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仅展示其人的该理论与蒋庆在此文中的蓄意别用的手法，反映了他这位“王道政治”的发明者居然不顾学术的道德底线，做起了偷粱换柱式的为文与治学勾当，具有惑人的学术欺骗性，此种学问家应当反躬自省！因为事情已经相当清楚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思想并不具有人类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末路途穷内容，无非是对各种极权主义的反动与再批判而己！
其二，强词夺理地歪曲民主政治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
既然蒋庆先生为“王道政治”面世的鸣锣开道，是拿糟贱民主政治作功用目的的，那么他自作高明地以“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度量民主政治，并指责民主政治因仅有“民意一重合法性”而“独大”，妄加非议民主政治具有“最大的弊病”，就是在“合法性”问题上费尽心机了。
蒋庆先生鲁莽地端出来安放在“王道政治”的供桌上的祭品就是“天地人”的“三重合法性”，并以此苛责民主政治的“民意一重合法性”。其人此种治学行径，犹如穿长衫者以长衫为标准埋怨西装不具有长衫的优势一样的荒聊。“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本身，就是蒋庆先生从故纸堆里翻捡出的“公羊家学”的旧货，再加以精心改装出的一袭不合时令的丑陋衣裙。
中国古代儒生处在对大自然认识非常有限又相对自闭的环境里，总是脱不了为“君权神授”找役民根据的俗套，而“儒教”更是长期替“朕即天下”效尽犬马之劳，不乏有个中狂热之徒发出过“开万世之太平”的昏话，却在经邦治国之道上干尽了忽悠百姓、愚弄苍生的坏事！蒋庆先生抛出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不过是将“天”、“地”、“人”三者拼凑起来蒙人的伎俩，可谓当代政治学上的一大笑话！本为不值一驳的东西，怎么可以用这个他的“三重合法性”私货来衡量民主政治的“民意合法性”呢？
人类的社会生产至少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两大类，人类的活动也包括自身的再生产活动。近现代民主政治发祥于欧美仅有四、五个世纪的历史，迄今己形成了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观念，促进了人类的健康发展，并日益彰显了在改善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诸方面的威力和张力。
民主政治作为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精神诉求、思想流派，是二十一世纪之蔚然大观的现象。任何人如果断言，在已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人类长河里，当下的各种民主政治模式皆是最高形态和最后的终结，都是缺乏实践验证和未来学普遍反映与认可的，因而有关主张就不会是科学的和有生命力的。
因蒋庆先生其人在后天逐渐形成了自我的异化，其精神充斥了过多的“形而上”和尘世的“超人观”，所以其振振有词地纠缠民主政治在三个方面的论点，即具体为：一是“由于‘一重独大’，排斥了其他的合法性，得不到其他合法性的制衡，因而膨胀不受约束，带来了许多政治上的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民意合法性’中的所谓‘民意’，主要由人的欲望与利益构成；二是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不受神圣合法性的制约，当民主国家选民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冲突时（人类的利益就是神圣合法性），民主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民主国家只能选择与人类利益冲突的选民利益，因为民主国家的合法性来自选民的民意认同“；三是”民主政治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民主政治缺乏道德。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政治权威或者说政府合法性的产生取决于’形式的民意‘而非’实质的民意‘。也就是说，政治权威或政府合法性的产生取决于民意的数量，而不取决于民意的质量，即不取决于民意的道德内容。就算民意违背人类道德，只要在选民数量上达到法定产生政府的人数，所产生的政治权威或政府仍然合法。这就是为什么民主选举会产生法西斯极权政治与霸权政治的原因。“
任何了解世界近现代史和当代时政的人士，应该对他这些歪论都可以明察秋毫的。比如，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日本军国主义在内阁的得势，根本不是民主政治话语领域里的“民主选举”之产物，但是“王道政治”的发明者何以眉毛胡子一把抓呢？哦，为了搞臭民主政治，蒋庆先生就可以不择手段了！
其三，风马牛不相及地借用在世界影响甚广的“历史的终结”话语体系，妄言“王道政治是人类历史与政治的希望。 ”
蒋庆先生不但找了民主政治的麻烦（就世界而言、民主政治是方兴未艾之盛事），还找了福山先生“历史的终结”思想的麻烦，并掩耳盗铃地推销他自我炮制的“王道政治”。
我们已经了解弗朗西斯。福山其人与“历史的终结”思想，且以东方人的民粹主义立场观察，或许批评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满、偏狭，但用反对独裁、专制的目光看待，他的见解确有独树一帜的地位。
蒋庆先生凭借福山“历史的终结”思想这棵树，嫁接上“王道政治”的枝叶，至少可以扩大“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之社会影响，因而他要干上这项无本万利的“庶务”生意了。然而，他是弄巧（实为拙）成拙，又惹出了三个笑话，一是“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带来的政治平庸与无理想则是不争的事实”；二是“由于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民主制度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三是“在近代非西方国家建立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排斥‘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在统治渊源上截断了政治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传承，得不到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
稍有当代国际事务和时政观瞻力的人们都会对蒋庆先生上述三个论点发笑的，盖因其一、二是睁着两眼说瞎话的歪说，而其三是鬼话了：全球各大洲都有国家或地区在运行民主政治，而联合国调停地区或某国内部争端也多采用民主政治的若干原则与普适手段，有关例子尚使大家记忆犹新嘛！
“王道政治”的发明者之所以歇斯底里地借助福山“历史的终结”思想的影响力来贬损民主政治，又使用中国“文革”期间流行的口诛笔伐策略，无非是叫嚷他的“王道政治是人类历史与政治的希望 ”此个谬论罢了！
五、自我意淫的小把戏：“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 ”
“王道政治”的发明者为了鼓吹“王道政治”，不但继续贬损民主政治，还拉上了“西方中世纪的政治形态中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一重独大，形成神权政治”和“ 某些伊斯兰国家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一重独大”作为“陪杀场”（中国以前把囚徒押往处决死囚的现场以产生“杀鸡给猴看”的警戒作用）之功用，其妖魔化民主政治的不白居心仍纤毫毕现，即推销本意还是在：“而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王道政治才是三重合法性制衡共存的政治，因而王道政治才是人类完善的政治。”
但是，蒋庆先生在又一次践踏了民主政治之后，又诡诈地卖了一个关子，即“ 站在儒家王道政治的立场上不接受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完全反对民主政治。”他是把这个关子分两部分卖弄的，一则是说“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二则是说“王道政治超越民主政治，是因为民意合法性在‘政道’上有其正当性，王道政治只反对‘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不反对民意本身，反而将民意作为合法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以为，他的雕虫小技在此处也贻笑大方了。
的确，蒋庆先生正式在倾销“王道政治”了，他说：“王道政治高于并优于民主政治，是可以作为人类政治理想来追求的政治。”而其理由无非有三，即：
一是“王道政治在‘政道’上包含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就可以克服民主政治极端世俗化、人欲化的弊端，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体现出超越神圣的价值。”他的根据在于“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去制衡约束‘民意的合法性’，使民意在政治上不至于膨胀越界而违背超越神圣的价值，即使民意在神圣性的制衡中得到超越的普遍道德的约束。”
也就是在此处露了他的马脚，用所谓子虚乌有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去压迫而取代“民意的合法性”，实质就是把“人”倒退到被压制在“天”即“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之下，恢复政权（公权）神授的腐朽政治秩序里去。
二是“王道政治是能够体现道德的政治，因为‘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就是‘实质性道德’，王道政治不仅要考虑‘形式的民意’，更要考虑‘实质的民意’，‘实质的民意’就是道德”。他的根据在于“王道政治通过‘政道制衡’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作为政治权力是否合法的标准，就可以把道德贯穿在政治权力运作的整个过程。就算‘形式的民意’在数量上达到了法定选举标准，但如果违背了‘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就意味着违背了道德，依‘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即可判违背道德的民意在政治上不合法。”
所以，他的这句话反映了君权（君权神授）至上并一重独大的思想，实质是不如近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先进！他接下来自己说得明白也，即：“在王道政治下，民意必须符合道德才合法，理想的形态是多数人的民意符合道德，如果多数人的民意不符合道德，依王道政治亦仍然不合法。不合法的政治就必须批判反抗，而批判反抗的标准就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
三是“王道政治是能够高标理想的政治，因为王道政治在‘政道’上参通天地人，使三重合法性既周遍含摄又各住自位，体现了中国文化（亦是人类文化）在保持自性中追求和谐的‘中和’理想。”
他的根据是天花乱弹了一通，实质是通过类似“江湖卖打药”的形式叫嚣“只有王道政治才能将立体的政治人格带入当代政治”，实现他制造人格歧视的逆动思想在人间的降生，就是其赤裸裸表白的：“克服当代政治（民主政治）一人一票平等观带来的平面化倾向”。 那么，此君吹嘘的“王道政治”可以“激发出人类政治追求伟大理想与崇高人格的生命激情”假话，对于了解纳粹党“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经历过“文革”“唯成份政策”的人们就不难明白“王道政治”的底蕴了。
也许蒋庆先生热炒热卖地现学了一点时新的广告术，他还使用了两招继续鼓吹“王道政治”“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 ”的法子，即第一招法是胡诌：“王道政治不仅包含了生态政治，还把生态价值上升为‘政道’上的合法性，对民意的合法性进行制衡约束，因而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他的目的是要约“我们可以说王道政治就是生态政治。”对于当代人而言，生态与环境的保护是全球化的课题，涉及国际社会生产生活的各领域，且政治性、科学性、技术性和利益调整性强，决不是某一学说能胜任得了的。谁来盲从并接受“王道政治”的发明者不自量力开具的空头支票呢？
他的第二招法是鬼吹：“王道政治包含‘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还可以为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传统合法性的证明，使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不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断裂。”
听起来是够神乎其神了吧？他说：“在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大多数国家都效法西方政制，完全拥抱西方民主，如日本、土耳其等。由于这些国家建立的西式民主承袭了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的弊病，在‘政道’上排斥‘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背离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自身的历史文化上不再具有合法性，其建立的政治体制成了一种与自身传统断裂的无根的政治体制。这种无根的体制得不到千百年来传统资源的滋养护持，只依靠民意一重合法性使其统治权威与稳定性要打许多折扣。”
此种堪为典型的滑天下之大稽！很多人不但公认日本（东方典型的和首个革新成功、学界有称“和魂西体之邦”）、土耳其在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流布方面迄今都是突出的国度，还知道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香港、新加坡以及近年的越南都是历史文化浓郁之地。
谁会上这个当呢？即：“王道政治能够提供‘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使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得到传统资源的滋养护持，从而能使其统治权威更加合法，更加稳固，更加持久”这个骗局怎么诱惑得了资讯不落后时代的人们哟！
我剖析了“王道政治”之不能“扬弃与超越 ”民主政治，就不屑于再品评蒋庆先生如此的“‘政道制衡’是王道政治的根本特色，也是解决当代政治在合法性问题上偏至极端的不二法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道政治是对民主政治的扬弃与超越，是当今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与希望” 而疑似当下的新编神话了罢。
六、异想天开的梦境：“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具体落实 ”
姑且不论“王道政治”的发明者所宣称的我国哪些古圣先贤是否以及怎样确立的“王道政治”及其“三重合法性”（“政道制衡”）的基本理念，在漫长的中国君主制度下又有哪些如“设官法天制度、三公论道制度、明堂行政制度、太傅教育制度、经筵讲席制度、史官实录制度、郊祭庙谛制度、采诗封禅制度、选贤举能制度、群臣庭议制度、大臣谏议制度以及以经术治国、以儒教为国教等一系列制度”反映了“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在“治道”上的“制衡”与否或者成效（无非是“历史根据”），仅评价其人在津津乐道他的新的即“王道政治”的“治道建构”是典型的一枕黄梁。
为着引诱人们入毂，蒋庆先生又在紧要处虚晃了一枪，他诡称：“今天，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正处在一个旧政治形态崩溃、新政治形态尚未建立的时代。这是一个历史上大开大合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伟大政治创造并考验中国人文化创造能力的时代。在这一时代，如何在制度层面落实吾国古圣先贤确立的‘政治权力三重合法性制衡’的理想，已摆在了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发展与中国文化重建的中国人面前。”
你看他说得多么起劲，可是犹如卖老鼠药的江湖客，他又来了一手，托词说：“新的‘治道建构’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细致极富理性又极具争议的事情，本文不可能详论，仅述其大端以期引起国人的关注讨论，共同推进这一历史文化创造的进程。”
听似有理，但是他是嫌弃你“下里巴人”等“庶民”人物，属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流，那能参通“天地人”之义理、弄懂“古圣先贤”的鸿篇巨著呢？
那怎么是好？他就是要你听信他的摆布与说教，贩卖他的“王道政治”哩！我们就不妨再见识一番蒋庆先生端出的这道美梦图吧！
其一，“王道政治”在“治道”上的荒诞不经。
蒋庆先生如此描述：“王道政治在‘治道’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这就是他企图想建构的当代、后现代中国国家的政体！
他说：“‘通儒院’由推举与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与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由世袭与指定产生。”
那么，此三院究竟是何种货色呢？还依他所说，是这样的：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政治实习和考核，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荐举制’与‘科举制’”；
“‘庶民院’议长议员则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
“‘国体院’（蒋庆自注：依《春秋》之义，孔子为王，故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亦得为王。不过此”王“非世俗权位之王，乃‘王道’之王，即历史文化之王。因孔子继承了自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传统——王道，代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故孔子子孙依血缘继承孔子王统为”国体院“世袭议长，亦象征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合法性。蒋庆又注：”国体院“议员由吾国历代君主后裔产生，即依《春秋》…存二王后”的原则；由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产生，即依“礼三本”圣贤为文化之本而报之的原则；由社会贤达产生，即依《春秋》“选举”原则——选贤举能的原则；由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即依《春秋》“通三统”的原则）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
他鼓捣的“王道政治”三院用于何种公干呢？哦，他说是：“三院中每一院都拥有实质性的权力，法案必须三院同时通过才能颁行，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产生。如果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有利于民众，但违背天道，‘通儒院’不同意则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单性家庭合法化的提案；反之，一个法案由‘通儒院’提出有利于天道，但不符合民意，‘庶民院’不同意也不能成为法律，如西方绿党许多保护生态的提案过于激进与超前。再如一个法案由‘庶民院’提出符合民意，但不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国体院’不通过也不能成为法律，如关于全民公投改变国号、国语、国教的提案和分裂国家领土的提案。”
然而，如其三院在运作中发生较长时期的不能一致时，这个蒋庆式的“王道政治”国家机器犹如一堆占地巨大的破铜烂铁，国将不国，民何以堪？
不过，他不是事先就放了话么？因为“王道政治是理想的模型，即意味着王道政治在历史现实中只能是逐渐而有限的落实，完全落实王道政治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故在中国历史中王道政治只是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有限落实，中国历史的政治形态离王道政治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大家就不寻根究底了，蒋庆其人早已挂了前所言之的盾牌，且由着他和拥趸们去一隅闭门造车吧。
我想指出的是，蒋庆意欲构造的推行“王道政治”国家的政权架构“议会三院制”是十足陈腐又荒谬的东西，不如海市蜃楼尚有观赏和气象学价值！
1.“国体院”是复辟血统论的载体，不过是血亲权力传载制的还魂僵尸。
既然“治道”是“王道政治”的落实，政权机关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担当者，那么推举孔丘后裔衍圣公为世袭院长、而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圣贤后裔与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产生、社会贤达、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议员，如果然上演这样的图景，则将非得惹人笑掉大牙不可！至于“产生”的过程，还非得把我中华故土以至海外搅得鸡飞狗跳不得罢休了。
2.“独尊儒术”的现代翻版。
“通儒院”被冠以“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的高帽，实则以蒋庆的拥趸为重点设立了“学蒋学（政治儒学）优则仕”的就达官居显贵的“庙堂”！
他特别无厘头地直陈己见是“议长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制，可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之儒士，经过政治实习和考核，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荐举制’与‘科举制’”。
他想得美则美矣，天下人们能答应吗？
3.为“下里巴人”群即“庶民”们必须经严格制度才有可能栖身政治的“庶民院”，“王道政治”凸现其是政治压迫“下里巴人”的制度活体由此可谓一览无遗了。
蒋庆先生一再口称民主政治不灵不管用，但在拿来时却大言不惭，他不是如此说的么，即：“‘庶民院’议长议员则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或许，非圣贤类后裔或不是“通儒”者们，还应该对他这位“王道政治”的发明者感恩戴德哩，因为谁教尔等居人口大多数的凡夫俗子即“庶民”之流，身上既没有流淌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去贵州山上的“阳明精舍（蒋庆氏课馆授徒之要地）”朝拜投师研习儒术呢？
其二，一知半解地闲话他国民主政体的缺陷，继续吹捧“王道政治的‘议会三院制’是一种真正‘治道制衡’的制度，真正体现了‘中和’与‘制衡’的原则。 ”
因鉴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了，国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是日渐趋多，何况学界与社会洞悉当今各国国情的条件也不断充裕，所以我不再与蒋庆先生纠缠关于议会民主制政体之是否不如他的“王道政治”三院制了。
毁谤他人商品以哄抬自家货色，在今日之中国已经是属于工商行政部门依法禁行范畴事务了，而“王道政治”的发明者当自省了，阁下的“王道政治”三院制不啻是白日之梦，我国的人民和一切进步的政治力量怎么会答应历史的大倒退呢？
七、当代思想界的异类：盘山叟（即蒋庆教授）走火入魔的“杰作”――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道政治”
作为一名自称当代儒者的蒋庆先生，曾先后弃法律、宗教之研习转而专攻儒学，以其学者之力，著述过一些有关文章和集册，本无甚可厚否，但他有所用心地在选辑过少儿读经课本之后，多次不甘寂寞地借研讨、讲演、会友、集会、出版著作或发表文章、收徒等包括开设个人网站、由拥趸上网宣扬等方式，独出心裁地将其成果以“政治儒学”出世，再热衷掀起儒教社会化、实时化、合法化与商业化，一度在我国思想界引起波动。
他专文鼓吹儒教在当代要走两条路线：，一是企图“形成儒教的正途”，即用“上行路线”亦称“传统路线”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此即汉代董仲舒‘复古更化’之现代形态） ，此‘儒化’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有两个要点：一、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 ‘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以解决中国政治权力百年来的‘合法性缺位’问题，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奠定合法性的基础。二、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即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就如同做法官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一样；另外，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除党政教育系统外，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二是妄想通过“下行路线”亦称“变通路线”， “就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儒教协会’，以儒教协会的组织形式来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中国儒教协会’同中国佛教协会以及其它宗教协会一样，是一宗教社团组织，‘中国儒教协会’既是复兴儒教的宗教组织形式，又是作为宗教的儒教本身。‘中国儒教协会’虽然是一民间的社团法人，但与其它的宗教组织并不是平等的关系，‘中国儒教协会’因为儒教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所以拥有其它宗教组织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方面的特权。由于儒教过去是国教，将来也要成为国教，所以‘中国儒教协会’在中国诸宗教中的地位相当于英国圣公会在英国诸宗教中的地位。中国儒教协会不仅有参与政治的特权，有获得国家土地、实物馈赠与财政拨款的特权，还有设计国家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权，有设计国家重大礼仪的特权，有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的特权，以及其它种种特权。‘中国儒教协会’既不像一般宗教团体完全脱离政治是一纯民间社团组织，又不像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完全与政治合一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一存在于民间又拥有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特权的在国家宗教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社团。”（本自然段引文出自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
我们再来看看蒋庆先生图谋之的“中国儒教协会”有多大的胃口！啊呀，他在自己撰写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载《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一期）的文章中竟然一气罗列了“通过‘中国儒教协会’组织化的力量”完成的“中国儒教的复兴”涉及到十个方面：
“（一）儒教的政治形态——仁政、王道政治与大同理想（仁政是儒教政治的基本形态，王道政治是儒教政治的理想形态，大同理想是儒教政治的最高形态”；
“（二）儒教的社会形态——礼乐教化（制礼作乐）、乡村自治（礼俗乡约）、社区文化（寓教于乐）全民健生（《书经？洪范》‘五福’之一）以及协助治安、预防青少年犯罪、反对黄赌毒、社区乡里民事调解、各种冠婚丧葬祭等从生至死的礼制安排（中国人之生老病死，终其一生，全在儒教礼制安顿之中，故儒教礼制可化解中国人生老病死之生命焦虑。）、制定并主持各种国家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礼仪、开展全民性的‘中国道德振兴运动’等”；
“（三）儒教的生命形态——上帝信仰、天道性理信仰、祖宗鬼神信仰、良知信仰以及符合儒教义理的民间信仰”；
“（四）儒教的教育形态——由儒教出资在全国兴办幼儿园、小学、中学，并在非儒教兴办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推广读经，在社会中开展成人讲经、书院讲学，在政治中建立《四书》《五经》考试获得从政资格的‘新科举制’，对军人进行儒教精神道德的忠义爱国教育，开展‘全民读经’运动等”；
“（五）儒教的慈善形态——济贫、救灾、助学、孤儿院、敬老院、残障院、医院、免费医疗、心理辅导、意义治疗、临终关怀、殡仪丧葬服务、无家者收容中心、监狱人心改造、服刑者家庭援助、戒毒中心、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艺术保护等”；
“（六）儒教的财产形态——历代书院建筑与地产，文庙建筑与地产，孔庙建筑与地产（‘中国儒教协会’代管，所有权属孔子后人），历代圣贤儒士之祠庙、地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历代圣贤儒士过化之文化古迹与各种文物，历代古圣王陵墓、陵寝、陵园，历代帝王之祠庙与忠烈祠、文昌阁、城隍庙等均归‘中国儒教协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儒教接受国家土地与实物等馈赠及定期财政拨款以维持儒教日常运作；另成立‘中国儒教复兴基金会’接受儒教信众与社会人士广泛捐款为复兴儒教提供经费支持；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赢利性的儒教古籍、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向儒教交税。”；
“（七）儒教的教义形态——建立国家级‘中国儒教大学’与地方各级儒学院，系统研究弘扬经学、史学、子学、理学与心学，因应时代重建中国儒教的解经系统与解释系统”；
“（八）儒教的传播形态——成立儒教出版社、儒教报刊杂志、儒教网站论坛、儒教广播电视以及儒教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海外传教中心等”；
“（九）儒教的聚会形态——建立全国各级‘讲经堂’，作为儒教宗教公共活动场所，其功能有五：一、祭拜”天地君亲师“牌位，即报天地生化养育万物之恩、报国家建立稳定和谐秩序之恩、报祖宗赐予国族生命与个体生命之恩、报历代圣贤教化文明之恩；二、定期讲经讲道（讲《四书》《五经》、讲尧舜孔孟之道）；三、解答儒教信众关于儒教信仰的疑惑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四、儒教信众举行公共祈祷、相互交流信仰心得与相互印证信教体会（团契）；五、举行各种儒教礼仪活动，如举行出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归宗礼并聚听”雅乐“及合唱《雅》《颂》圣诗等”；
“（十）儒教的组织形态——‘中国儒教协会’统摄、管理、指导省、市、县各级儒教协会的工作，各级儒教协会是‘中国儒教协会’派出的分支机构，其工作对‘中国儒教协会’和本地儒教信众负责 ”。
其实，如上述这些东西逐一得逞，我国社会将倒退回多么可怕的黑暗时代，中华各族同胞不都会成为拜倒在他蒋庆“当代并万世为尊的政治儒学宗师”今圣脚下的“王道政治”国的“庶民”吗？不发达并正在崛起的祖国又会有什么希望啊！
够了！作为“王道政治”发明者的蒋庆先生用了浑身解数的功用，当然是为了在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中国大陆催生他的“王道政治”了。
如此，我们可以断定，蒋庆先生梦寐以求要推行的“王道政治”，不是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儒学）精华并与现代普世的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物，而是一具充满了酸臭气息的学术怪物：干扰并企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宪政制度）发展的癞蛤蟆。
蒋庆先生有负自己多年的治学生涯，也有负祖国人民和文明的哺育，以当下仍有学术生命力的深圳行政学院退休教授之尊，却令人扼腕地连续干出螳臂挡车的愚蠢举措，实乃“文革”以后大陆学界蒙羞含垢的荒唐纪录！
值此世界处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潮流”时代，人类社会固然面临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但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事业更为空前的篷勃发展，而中国正以和平崛起的新姿态，跃然走进现代国际社会并促进和谐的世界逐渐形成。
前人又有言云“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谨此，奉劝“政治儒学”的开山鼻祖蒋庆先生，尽快做悬崖勒马的自赎善事，停止叫卖“王道政治”并善以了后吧。
蒋庆教授，君岂不晓“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古训么？是以本人以此拙作，当为故人而批判阁下必负其责的“王道政治”大谬之简评焉。
（本文注1、2、3、4、5系指该自然段引文参考了百度搜索链接的有关常识内容）
2008年3月25日初稿，2008年3月27日改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