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种感知的艺术.对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眼下这场佔领行动究竟是不是“革命”，或许并非首要问题，因为“革命”是抽象的，但参与者的行为和表现却是肉眼可见。正如许多在9月28日之后才决定跑去现场的市民，他们当然在乎政改的议题，但他们更在乎的却是警方居然对学生用上了比当年对付“韩农”还要多的催泪弹。不要忘记在世贸部长级会议那年，许多香港市民对韩国农民态度的转变；一开始是冷漠，甚至还有些讨厌他们在行动上的力度，可渐渐地却转成了同情，进而支持。为什么？这就是感知变化的效果。
两种香港人
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佔领与反佔领，与其说是政治立场的分别，倒不如说是两种香港人的分别.这个区别也许太过简括，太过不科学，但经过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呈现，却一样有着非常具体的力量。一种香港人犯法，但却签过同意书，愿意以良心接受法律制裁；另一种香港人反对人家犯法，同时还“反暴力”，结果却以既暴力又犯法的手段来表达主张。一种香港人会在行动现场做功课，打扫环境，回收可再生垃圾，而且还礼貌周到；另一种香港人却满嘴粗言、态度凶暴，不止打人，甚至公然性侵犯对手（还说什么出来示威就要接受非礼）。
这两种香港人就连组织行动的模式都是不同的，叶刘淑仪女士认为佔领行动的支持者既有大量物质支援，又有高效灵活的效率，可见它“背后一定有组织”。但只要稍为做过功课，稍为留意过去几天网络上的情况，都该发现佔领行动的特色恰恰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一种多点横向连结的“蛛网式组织”。9月28日之后，同时出现了旺角和铜锣湾等两个新“战场”，并不是什么神秘地下组织之功，而是网民自发商议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见到整个行动少了一个足以号令全局的中心，没有谁能保证人家一定会听他的话，也没有谁有把握能代表全体行动者去和当局谈判。但另一方面，这类人集体自我学习的能力也较强，在行动花样上屡屡应变升级。相比之下，反佔领人士的行动就真是系统得多了，要戴口罩就戴口罩，要咬饮管就咬饮管，进退有序，收放自如，就只差几辆大巴带人到场罢了。若说这不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恐怕建制派自己都不会相信。
最后，更别忘了这两类人的构成。一类人以学子为主，错以社工、教师、文化人，以及中产阶级，多半拥有不错的教育程度。另一边则是大叔大婶，以及黑社会成员，冲劲有余，但却说不清自己到底想来干什么.简单地讲，这两类人的分别就是两种香港人形象的分别.对於仍未卷入风暴，多少还站在中间的市民而言，你猜他们会认同哪一类人？希望自己是哪一种香港人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个更加要紧的问题了，那就是北京为什么应该担忧.
失去整代年轻人
借用刘细良先生常说的那句玩笑话，前述两种人的不同乃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分别，是知识结构的分别，“有型”和“冇型”的分别，甚至还是世代的分别.在过去两年之间，这两类人的分别已经打上了非常鲜明的政治印记，形成一连串形象上的等式与对决：撑梁振英=支持阿爷=教育程度不高=粗糙老土=收钱办事vs.反梁振英=不服阿爷=教育程度较高=斯文有型=自动自发.又由於这两类形象等式往往还代表了代际的差异，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讲，北京和建制派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念兹在兹的“人心未回归”，经过两年多来的局势演变与政治操作，终於演变成了今天的“人心不回归”。任何北京来人，过去几天只要到金钟街头看看，又或者浏览一下网上的讨论，大抵都会得到如此结论﹕我们已经失去了整代香港年轻人。
狼来了随时成真
在过去两年多的日子里头，我们时常听到有人像叶刘淑仪女士一样，怀疑这些反对行动背后是否藏着一个很厉害的组织。也时常看到许多意见就和最近《人民日报》的评论类似，指摘这些反对行动是“海外反华势力”煽动的结果，不止有走向“港独”的嫌疑，甚至还“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我不敢断定这些讲法究竟只是政治策略上的一套定性修辞，还是有关部门的真实认知。可我想在此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这一切都有可能成真。如果上述说法是他们认真的判断，那么他们大概会庆幸自己预言的准确；如果那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招数，这可就真是“狼来了”了。“港独”会有的，“颠覆国家政权”会有的，就连“海外反华势力”也大有成真的机会。
这一切北京噩梦的基础之一，乃在於这次佔领行动的道德特质.大家不妨重温一下“佔中三子”一路以来的言论，其实他们的目标一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避免佔中的发生。因为“佔领中环”只是手段与筹码，它真正的目标是要一个没有筛选的普选.可是原有目标一旦落空，手段本身就要升格成目标了。夸张点说，这大概类似藏地的自焚，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一种它本身就是道德义务，再也不求任何实效的行动（说白一些，那叫做“给自己一个交代，给后世一个交代”）。眼下的僵局显得那么难以化解，正是因为行动者本身也知道他们的诉求很难得到满足（就算不是原始佔中成员，一般跑去支持的市民大概也不会相信中央会让步吧），当谈判双方都晓得共识不可达成的时候，谈判又有什么可谈的呢？
这种行动本身就是道德义务的想法，本来十分违反大家心目中香港人那十分实际的性格，於是它也就成了一具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部分港人质变的机会，使人感到再不实际的目标也是可欲的，再不现实的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不可能的事其实是可能的。
比方“港独”。它原是香港政坛的最大禁忌，尽管有不少人认同“本土”和“命运自决”，但独立到底是说不出口的。正如吕大乐先生此前提出的，政治上本土倾向的尴尬就在於他们一方面不愿碰“港独”，但另一方面又举不出任何可实践可操作的具体主张（例如“城邦论”，在北京眼中，它或许不离港独太远，因为都涉及到国家政体和版图统治形式的变更）。更大的问题是它太不实际，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在今天一整代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被丢失”的情况底下，在不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一试的气氛底下；更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么简单的佔领示威也被打成“港独”的实际环境之下，大声说出“香港要独立”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今天具有本土倾向的政党或许犹抱琵琶半遮面，明天会不会就有些政团乾脆直接坦白地模仿“新芬党”，把“自治”甚或“独立”列作根本纲领？
在中国认同降至新低点的气候里，近日香港民间舆论对“民主回归”以及一切染有“大中华胶”色彩人士的声讨，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普选难产的困境，岂不也正应了早辈“民主回归派”的那句﹕“中国没有民主，香港就没有民主”？无论这两年来的本土倾向有多浓烈，无论陈云先生的种种谋策在其信徒眼中有多么厉害，我想大家都很难否定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政改一事上的作用与角色。不管你纪不纪念六四，也不管你反不反“蝗虫”，香港有没有真正开放的普选，其现实的决定权并不在港人手上。既然一个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既然在香港争取民主就有“颠覆政权”之嫌，所以有人可能就会试着走一条和“港独”同样激进，但立场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乾脆把“支联会”多年来“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化作行动，真正干起支援内地民运的革命大业.
表面上看，这两种主张都很不现实，就算做起来也无异於螳臂挡车，参与的人绝对不会太多。但激进行动从来不必人多，真正有志於“疆独”的维吾尔人也不是这么多吧。就算不用恐怖手段，多了一群人以类近“法轮功”的手法在各大自由行要点散发载满“六四真相”和“大饥荒真相”的传单，向所有内地驻港人士和留学生心战宣传，那也足够北京当局头痛了。更麻烦的是这两股“后民主派”的激进力量还有一个天然的理想舞台，香港到底不是西藏和新疆，不能说封锁就封锁，说严打就严打，它只会比西藏和新疆更难搞。又由於焦点不在民族和宗教，而在於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落实，所以香港各种运动对内地年轻一代的影响也远非西藏和新疆可及。所以，香港不单是另一个西藏和新疆，对北京而言，它是真正具备颠覆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前线”。以上所言，是否夸大，我们只要留意一下网上讨论的动态，就可以有些感受。
提供改变中国管道
然后就要说到所谓的“海外势力”了。其实这么多人在谈“英美反华势力”，什么“黄之锋接受美军格斗训练”，刘迺强先生所说的“港美中心在大学活动”云云，全是过分夸大，明眼人统统晓得。没有比陈方安生女士和李柱铭先生等经常外访的政治领袖更知道真相的人了，那些驻港外交官与外国议员根本做不到什么，顶多就是“口舌服务”罢了，他们的言论与其说是讲给中国人和香港人听，倒不如说以本国选民和上级为对象。实利所在，他们也有机会像戴卓尔夫人的前秘书一样，说变就变。即便如此，由冷战时代“美新处”的工作，与“颜色革命”时一些基金会的运作经历来看，某些“休眠”机构被唤醒，以及某些力量的藉机进入，也是大有可能的。因为香港的局面已经开启了一个国际地缘政治转变的机会，这里提供了一个渐渐改变中国的管道。
总的来讲，对管治者而言，香港的情势真是说有多糟就有多糟，所有他们预言过的东西都有逐步成真的机会。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决策者之前似乎看不见这么明显简单的局势演变？比起开放普选，香港法律体制的超载与政治力量的激进化，哪一种结局更加可怕？有没有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办法，又有没有挽回危局的选项？如果没有，那些原本可以使用的选项，以及可以制止情势恶化的方式，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