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上午，随着温家宝的中外记者会的结束，中共的又一出换届大戏曲终人散。如果只看媒体报道，此次两会似乎开得很热闹；但如果认真清点会议成绩单，就会发现华丽包装里的残叶败絮。
抑制通货膨胀的信誓旦旦，收到的却是物价的高速上涨，行政干预已经第N次失灵。被外界解读为政治改革先声的大部制方案，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减少了一个部委，远不如1998年江朱主政时行政改革的力度，不能不让人大摔眼镜。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成为两会热门话题，代表们的发言也比历届活跃，有些代表甚至被誉为“大炮”，但他们的“炮火”却躲过所有的敏感议题，所以并没有高质量的“炮弹“出镗。
这种华而不实的最集中表现就温家宝的记者会。可以说，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决心的豪言壮语再次响起，诸如“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公平正义”等漂亮话也说了一箩筐，但当记者提到诸如西藏、奥运、人权、新闻自由等敏感问题时，温家宝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官样文章，有时还霸气十足。
言行背离是中共统治的常态，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因为，中国改革三十年，现政权固守的邓小平模式早已走进死胡同，未来的改革向何处去，绝非胡温政权的“亲民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所能提供。
与此同时，民间权利意识觉醒，民间维权活动此起彼伏，民间价值评价系统的独立，网络民间力量日益壮大，给固守跛足改革的中共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至于，近年来党内多元化政见也开始越来越频繁的表达，党内外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遂使邓小平的“不争论”被新一轮改革大讨论所取代。加上奥运年里全世界媒体聚焦中国，让中共决策层不得不玩几招政治改革的花拳绣腿。所以，从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七大到今年三月的中共两会，“思想解放”、“政治改革”和“民主”等词汇，似乎变成中共官员的时髦，频繁出现出现在中国媒体上。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大谈有序参与的民主，新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刚到广东上任不久就高调发起号召思想解放，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也用大篇幅谈论“政治改革”，中央党校在两会前推出“政改报告”提出了政改“三步走”方案，中央党校校副校长李君如屡屡高调谈民主，他甚至说：“中国将进一步推进各个层次的民主，包括人大、政协、党内和基层民主。”随着十一届人大和政协换届大戏的登场，政治改革再次成为大陆媒体的热门话题。
然而，以往的经验证明，民间压力、国际大势和社会的善意期待，并不能换来中共决策层的实质性回应。1998年政府换届，“政治小阳春”被热炒，但接踵而来是镇压民主党和法轮功的人权灾难。2003年政府换届，“胡温新政”又被热炒，但现实中的政治改革依然裹足不前。因为，无论是江朱政权还是胡温政权，他们所固守的改革模式仍然是邓小平模式，那就是只改经济而不改政治，用经济高增长的政绩代替道义合法性的重建，用花样翻新的行政改革代替真正的政治改革，江朱政权曾经大搞精简机构，现在的胡温政权又在玩弄大部制，不过是安抚党内外不断高涨的政改要求的“画饼”，决不会有动真格的政治改革，甚至连不会影响到大局稳定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就拿此次人大会议来说，这个在中共《宪法》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现实政治中的“橡皮图章”地位却没有丝毫改变。所以，为了这枚“橡皮图章”忠诚地履行职责，从1954年的第一届人大到2008年的第十一届人大，中共一直进行三方面的操控，甚至连局部性的制度改革也没有。
首先，是领导权的操控。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领导层必须由党权来安排，主要领导人必须由中共高干出任，特别是人大委员长和秘书长这两个关键位置必须在中共的掌控之中。近些年来，虽然改革人大领导体制的民间呼声不断高涨，但胡温中央非但不予理会，反而大力加强党权对人大的控制。
在胡温上台前，党权对地方人大的控制逐步放松，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比例逐渐降低，有些省市的地方人大也逐渐活跃起来，甚至把党权指定候选人选下台。但胡温上台后，“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的旧体制逐渐恢复。在十一届地方人大的换届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少数省份（大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党委书记的省市）之外，其他二十四个省份的人大主任皆由省委书记兼任。更过分的是，党权对地方政协的控制也在同步加强，许多省份的政协主席由省委专职副书记兼任。
其次，是立法与议题的操控。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各级人大，其主要功能是为中共背书。所有重要立法都要由同级党权了确定，也就是通过人大将中共的意志和利益转化为国家法律。每次人大会议的议题也都是由党权来提供，政府换届的人事安排更要由党权来敲定，今年当然也不例外。
十一届人大为人事换届大戏，中共更要预先安排。在各地方人大换届会议召开前，中共十七大已经率先完成了各省市领导层的安排。全国人大召开前，中共率先召开了十七届二中全会，为此届全国人大提供主要议题和人事安排。于是，“大部制改革”方案也好，人大高层和国务院的人事换届也罢，早就由十七届二中全会敲定，人大不过是走走“盖章”的过场而已。当貌似庄严的选举结束后，所有当选人的名字早已在开会前尽人皆知。
第三，对人大代表的操控。在西方的权力分立体制下，议员不可能担任行政职务，行政官员也不可能担任议员。但在中共治下，中国特色的“议会”一直是“议政合一”，执政党党员和党政官员的比例占了人大代表总数的大头。近年来，人大代表中的党员和官员比例又有大幅度上升，而非党员和工农的比例大幅度下降。截至第十届人大，仅占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的7000多万党员，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却高达70％以上，这些党员代表的身份构成又大多是各级官员；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非党民众，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已经降到20％。
与此同时，从毛泽东时代遗留至今的城乡不平等也进入了人大。左右着人大代表的城乡比例。迄今为止的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民和30％的城镇市民，所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比例却形成了本末倒置的25％和75％，即每96万农民中才产生一位代表，而每26万城镇人口中就有一位代表。地区间名额分配的歧视也很明显，如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代表比例最高，而河南、河北、甘肃等12个省的代表比例则偏低。
在越来越大的民间压力下，此届人大增加了工农代表的比例，以凸显胡温政权的“亲民”。但是，即便是被官方媒体大肆炒作的“人大代表结构优化”的亮点，也是奉中共之旨而行。早在去年中共十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就十一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发出指示，要求“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减少党政官员代表的数量。”于是，我们才看到工农代表的增加，二亿多农民工中才出了三位农民工代表。但是，作为“政治新星”的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出现，不过是装饰性的点缀，并不能改变城乡代表比例、中心边缘代表比例严重不平等的现状。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三位农民工的产生并非竞选的结果，而是党权钦定的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恩赐。据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新闻周刊》3月8日报道，三位农民工代表之一的胡小燕对着镜头说：她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当选为广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领导告诉她广东省人大会议选举她为全国人大代表时，她正在车间工作。对自己的当选半信半疑，感到茫然。当她已经走进人民大会堂后，她对记者动情地说：“感谢政府给农民工这个机会和平台。”
由此可见，只要一党独裁体制不变，无论每届人民代表大会玩出多少吸引眼球的“改革秀”，实质上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党权至上，官权第一，两会仍然是变相的党代会和官代会。
无论胡温政权的公开发言多么繁花似锦，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自然也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
民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特别是当民主化已经成为普世政治常识的今天，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解释，只需要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胡温政权真要进行政治改革，根本不必搞什么“大部制改革”，而只要回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起点即可。
当年，赵紫阳报告已经提出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其中的基层民主、政企分离、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秩序尤为重要。十三大后，赵紫阳从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入手，把党政分开放在政治改革的第一位，意在改变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权力集中在书记的一言堂体制，进而改变“以党治国”和“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制度。
赵紫阳推动的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转变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划清党权和政权的各自职能，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2，实行党政分开就要明确中央、地方和基层所应采取的不同方式，先从中央和地方做起，之后扩展到基层；3，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撤销各级党委中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和常委，撤销党委机关中与政府机构重迭对口的部门，撤销政府各部委的党组，党的纪检机构只管党纪而不管法纪和政纪。
回归十三大的政治改革路线，既具有党内合法性和改革连续性，又能赢得党内外和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支持，是政治风险很低的改革措施。
如果胡温真要进行政治改革，也可以先从低风险的改善人权入手，值此奥运年起码可以做二件事。
首先，废除一项废除臭名昭著的恶法——劳教制度。劳教制度的邪恶乃千夫所指，不但与国际通行的法治原则相悖，而且与中国的宪法、立法法相抵触。六四后的十八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党内开明派和国际主流社会一直在合力推动废除这一恶法。2007年12月4日，茅于轼、贺卫方等69位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废除已经实施五十年的劳动教养，何不顺应民意加以废除。
其次，批准一项联合国人权公约。众所周知，江泽民政权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今年，既是签署此公约十周年，又是中国奥运年，的确是批准这一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好时机。
如果胡温能够作出上述二项有助于人权改善的改革，奥运年里的中国政府形象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即便二项无法全部做到，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也可以算作动真格的政治改革。
民主不是“画饼”，只说不做，说民主的调子再高，也不如少说多做，做民主的低调再低，也是在切实地推动中国的实质性进步。
2008年3月18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8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