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04-04] 来源：参与 作者：秦耕 [字体：大 中 小] (
我父亲名字中有一个善字，乡邻的长辈从小称他乳名善娃，同辈人叫他善娃哥，下辈人叫他善娃叔，他也以善为最高道德原则，一生行事，善字当先，贯彻始终，与武器和暴力无缘。但在文革的疯狂年代，因为他心地善良，秉性单纯，易于欺哄，曾短暂迷失，陷入极左癫狂，曾拿起过武器。
在“文革”的癫狂年代，我还是一个未到学龄的顽童，只知道上树摘果子，下河抓鱼虾，但童年记忆中的“文革”烙印仍不可磨灭。我记得自己坐在门墩上，一边端着饭碗吃饭，一边眺望鸡冠山上的军用帐篷，据大人讲，那是“联总”战斗人员的军营，他们占领鸡冠山，就居高临下控制了整个县城。在雨夜里，我听着远处传来爆炒豆子一样的哒哒声，大人说这是“临委”在用机枪攻打“联总”据点，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爆炸声。在这期间，不时就有某某家的亲戚或某某家的儿子去参加“武斗”了，或张三在“武斗”中打死人了或李四在“武斗”中被打死了等等消息，在大人们口耳间相传。我家屋后山脊有一条通往北部山区刘家山、麻山、庵底、蔡川等的地山路，在一个雨后的下午，我忽然看见黑压压的民兵队伍在那条路上行进，群峰之间，队伍时隐时现，不见首尾，十分壮观。大人出门眺望，议论纷纷，说这就是“在过队伍呢”，并猜测这支神秘部队的来龙去脉。也许是县城失守，他们在向北部山区撤退。几个月后听说开始“军管”了，各派停止战斗，向人民解放军缴枪，据亲眼看见缴枪仪式的邻居大叔回来说，他看见丹凤中学操场上，各种枪械堆得像山一样高……“武斗”结束不久，我被大人带着上街时，亲眼看见丹凤中学的围墙全部被摧毁，残垣断壁，弹洞班驳，青砖修筑的学校大门和支撑围墙的砖拄，也被用土炸药包炸得倒在地上，我童年的大脑里，曾想象过战斗人员举着炸药包，冒着密集的炮火，一次次冲上去爆破的情景。因为丹凤中学的围墙被摧毁，文革后期县商业局趁机在那里强占学校操场临街的一部分，修建了一个工农兵商店，在此后的20多年间，工农兵商店就是本县的商业中心。当时的我，无法想象多年后，将有一个姑娘在这里和我相遇，并终生相爱。此是后话。
在“武斗”激烈的岁月，我的妹妹出生了，母亲在家坐月子，但一直牵挂着在单位里的父亲。有一天父亲突然回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妹妹喂奶，一边坐在屋檐下和父亲说着闲话。我则像猴子一样，爬到场边的桃树上，在树枝间不停的翻上爬下，或者晃动树枝，看月亮在不同的树叉之间闪来闪去。在我玩得正投入时，屋檐下传来一声响亮的耳光！一切突然寂静下来，树枝的摆动也慢慢停住，圆圆的月亮终于停在一个树叉间不再晃动了，虫子在夏夜里的鸣叫，这时突然变得十分刺耳。
我听见父亲说话了，他语气急促，声震云霄。我听见父亲说的是：“一颗红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为了毛主席，为了党中央，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头可断，血可流，保卫毛主席的决心不动摇！人可亡，家可破，与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的立场不动摇！”在父亲声音的间歇，我听见了母亲压抑着的哭泣声。
原来父亲打了母亲！
我躲在树枝上一动不动，但身子瑟瑟发抖，一种无形、但无边无际的恐惧笼罩着我。文革“武斗”的枪炮声和各种打死人的传说，似乎离我都十分遥远。“武斗”结束后，本县在船帮会馆背后的丹江河滩，一次枪毙23名“武斗”分子，看杀人时，万人空巷，刚挤掉的各种鞋子，就拣了一卡车，在城乡间转了两天才被人认领完，这些似乎也是童年故事。但月夜里响起的这一声耳光，打在我的心上，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它把文革的全部恐怖，变得具体可感；它把一个抽象的疯狂岁月，变得让一个几岁的孩童也能理解；它把遥远的事物，一下字拉到我身边，近在耳畔，清晰可闻。
当天晚上，在母亲的哭泣声中，父亲离家而去。
原来父亲是参加文革的“武斗”去了。这是我的父母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争吵。后来，当我成年后向母亲询问这件事时，母亲告诉我，父亲回家来和她商量，说他准备去参加“武斗”，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不能只做嘴巴革命派。母亲坚决反对，并告诉父亲，自己病退回家，仍然是家乡所在公社的党委委员，各派都反复邀请她加入战斗组织，她坚决不参加任何一派，宁愿被说成是骑墙派、逍遥派。父亲说她革命意志已经消退，不配共产党员的称号，更不配做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母亲奉劝父亲头脑不要发热，保持冷静，不要去干傻事。父亲这时就指责母亲自己不革命，还反对他革命，是拉他的后腿。就在革命与不革命的争吵中，父亲失手打了她。
后来的一天，我的邻居巧娃奶奶要带自己的外孙去医院看病，母亲立即让巧娃奶奶也带着我去看病。我说自己没病，但母亲坚持要邻居奶奶带我一起去。小脚的巧娃奶奶背驮手拉，把两个孩子领到县医院看病，再沿县汽车站围墙外一条笔直的大路走上去，路头就是县委大院，围墙外长着一列高大笔直的电杆杨，围墙正中是一个拱形大门，大门左侧墙上用红色油漆写的巨大文字是“指导我们思想的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大门右侧墙上写的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门口有四个荷枪实弹的卫兵把守，巧娃奶奶说出父亲的名字，并指着我，说我要见父亲。一个卫兵扛着枪进去了。过了许久，戳肆礁鋈税盐掖ィ搅艘桓鑫葑樱曳⑾治葑永锊⑴胖ё帕礁龃笃蹋惭囟宰帕脚湃耍咳搜拥掷锸床角梗股洗痰叮窍匀皇堑却蕉返难印Ｎ铱醇渲幸桓鋈肿叭司褪歉盖住?BR>
父亲笑着拉过我，抚摩我的脑袋。我说母亲病了，也转述了要父亲回家的意思。父亲如何答复的，我已经忘记。记得回家后，母亲详细询问我见到父亲的每个细节，包括父亲和什么人在一起，说什么、干什么等等，我一一讲述给母亲听，甚至还讲述了我探营期间，听那些人互相间讲的故事。其中一个说“联总”的敢死队，在雨夜身披一张狗皮，学着狗叫，汪汪几声，靠近几步，汪汪几声，再靠近几步，企图摸哨，但被哨兵及时识破，一枪撂倒在地……我不知道自己在军营停留了多久，被人送出来时，巧娃奶奶和她的外孙仍在大门外等我。我和父亲会见期间还下过一场大暴雨，我记得回家路上的小河，河水爆涨，小脚奶奶无法带两个孩子涉水渡河，只好向路人求助，嘴里不停的说“积福行善，生娃长蛋”，有一个男子分别把我等三人分三次背着渡过小河。
此后不久，开始“军管”，文革“武斗”宣告结束。我记得就是在邻居大叔看见“武斗”人员全部向解放军缴枪的那天，父亲终于平安回家来了。他这时已不再是戎装打扮，像平时那样穿着自己的中山装。
正是父亲的这段特殊经历，当官方彻底否定文革时，我始终相信，大多数文革的参加者、甚至“武斗”的参加者，并无野心或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真诚的人，也是谎言的最大受害者。我自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父母对中共和毛氏怀着赤胆忠心的家庭，我在他们无条件热爱中共、热爱毛氏的教导中长大，当1976年毛氏亡故时，我还忍不住泪水涟涟。我在18岁即将高中毕业的前夕，通过大量的自学阅读，彻底认清了极权制度的本质及其罪恶，被迫和18年来父母给我的全部教育决裂时，我经历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精神危机。为铭记这次精神危机，我1988年初曾独自到湖南韶山，侧身拍摄了一张转身背对毛氏雕像的照片，以纪念我青春期的那次叛逆。热爱自由的我和曾热爱中共的我，在进行最后决裂时，我哭过很多个晚上。经历过那种背叛亲人、骨肉撕裂般的心痛，最后我终于和极权社会给我的一切进行彻底决裂，以这种方式举行了自己18岁的成人礼。
放下武器、离开瞬间的极左癫狂，父亲不管是在工作单位、在家乡和是在家庭中，永远与世无争，克己复礼，温良恭敛，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最随和的人。在他退休还乡、归居田园，恢复他投身共产运动前的农民身份后，他还是一个具有很好幽默感的人。我的朋友到我家做客，父亲打开地窖，准备往出拿食物时，朋友好奇，问这是什么东西，父亲用神秘的语气说：“这是我们家的‘长岭—阿里斯顿’。”朋友和我都忍不住大笑。朋友临走，父亲送他一包木耳，朋友客气，在推让间，父亲小声问：“是不是嫌少？如嫌少，等我用水泡一下你再带走？”朋友大笑，欣然收下。
在父子之间，我遗憾的是，父亲用他所理解的人生常识，教育了我初期的成长，等我通过知识积累超越了他的价值体系，却不能反过来帮助他打破旧的价值桎梏，使他困守其中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甚至因为知识上的差距，父子之间不得不回避思想的交流。这也许是所有父子之间常有的代际差异现象，但我的父亲不仅仅是我的亲人，我和父亲的关系，已超出了亲情的范围。父亲既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道德导师，他终生固守的道德操守，也是我应该终生固守的，我身体上传承着他的血液，也要传承他朴素的道德。但父亲曾迷失于专制谎言的悲剧，则使我对任何美丽的极权谎言，都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写于2008-4-4日清明节，父亲去世三周年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