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共產黨，10月20至23日開了4天神秘的18屆4中全會。期間媒體沒有任何的同步報道，最後一天終於發布了會議公報。之前不斷吹風造勢，會議的主題是「依法治國」。公報發布後，關於此主題引發熱議。

有人對會議公報做詞頻統計，出現最多的是「黨」，63次，其中「在黨的領導下」出現13次；「依法治國」出現23次。如果說依法治國，最大的法肯定是憲法，首先要依憲治國。很多人只看到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自由等條文，但卻有意無意忽視了中國憲法序言確認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成立的，要堅持共產黨領導的總則。因此以憲法治國，首先是以憲法序言治國，在黨的領導下，再實行依法治國。這不僅是中國邏輯，更是中國國情。
在黨治不能動的前提下，再看公報，多少也有些法治的變化。比如，實現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為確保依法獨立審判權，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從律師法學專家中招錄法官檢察官；法治建設納入政績考核；最高法院設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區域法院和檢察院，等等。
但是這些法治的枝節，和黨治的根莖放在一起，卻是那麼弔詭衝突。比如，「為確保依法獨立審判權，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如果不許領導干預司法，那麼黨的領導如何體現？設立政法委有何意義？或者說，當領導干預司法的時候，難道不是在體現黨的領導嗎？把「法治建設納入政績考核」，官員為了政績，是否會想方設法，弄虛作假？畢竟黨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具體的人員、機構組成，由領導來發號施令。
公報還要求法官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法律，也非常有意思。本來法官忠於法律就行，就像妻子忠於丈夫一樣，但法官先要忠於黨和人民，就像要求兒媳既要效忠公婆，又要盡忠一家老小，最後才是服侍丈夫。可是想一想中國的法院一直信奉的是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既然是至上，就只能有一個，就像山只能有一個主峰，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一樣。現在出來三個忠於、三個至上，邏輯上那麼荒謬，但卻是中國政治和法律的現實。
政治是法律的基礎，如果說政治制度是個箱子，而且這個箱子不能改動，法律是裏面要裝的東西。箱子裏的東西怎麼裝，什麼東西拿出來，什麼東西放進去，怎樣才能不碰撞震盪，保持穩定和延續，這就是共產黨的改革，或者說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
事實上，真正法治的路不走，為了一黨利益摸著石頭「逗你玩」已經反復多次。具有政治導向作用的《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在會後發布改革開放以來的「依法治國」路線圖：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16字方針，但這只是開始。經過20年的起伏，直到1997年的十五大，再次確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此後從十六大到十八大，每隔5年就會重提「依法治國」的原則，但沒有專門的會議討論，沒有相應的措施和細則。直到本次會議，才多少有點變化，還不知最後如何落實，怎樣反复。
中國幾千年來總是在改朝換代中輪迴，近百年更是在戰爭與革命中折騰，1949年後光憲法就制定了四部。好在法治的觀念在普及深入，不再和法制混淆。中國的問題不是法製而是法治，法律制度從大秦律到大清律一直有，這些年更是製定了眾多的法律，從執行最好的《遊行示威法》到執行最差的《教育法》 、《環境法》，中國的法律制度蔚為大觀，但依法治理的法治卻曲折起伏，人治若隱若現。
中國目前的狀況是，在基本上解決了無法可依的問題後，當務之急是解決有法不依和選擇性執法的問題，以及最根本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問題。這個平等不是抽象的平等，而是百姓和官員、群眾和黨員、民間社會和黨團組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問題。
法治就像民主、選舉一樣，或許理解和執行不同，但無疑是全世界公認的政治準則和治國之路。即使是朝鮮金氏獨裁政權也要製定法律，國名叫做民主主義共和國，要搞形式上的選舉。也就是說他們雖然有武裝保駕和宣傳欺騙，但內心裏也認為這是惡的，要用法治的概念、選舉的形式遮人耳目。
因此雖然實質是黨治，但只要還用法治這個形式，就說明沒那麼自信，就有從形式向實質變化的可能。而這種可能很難來自黨內自革其命的變化，主要要靠外部的以壓促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