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一早，女儿打来电话。她从网上获知陈子明已於10月21日下午2时50分去世了。我心中十分悲痛，当即给王之虹女士发出电子邮件：“惊悉陈子明先生不幸去世，万分哀悼！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子明先生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陈子明的去世是当前我们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特别是在今天为民主而斗争的艰难时刻，使我们心中更感悲痛！
陈子明从1976年第一次天安门事件起就开始为民主事业而抗争。那次斗争的起源为悼念周恩来，事实上是第一次对文革后期毛泽东路线的批判。当时的万人长安街送别周恩来，给毛以重大打击。他知道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对他的不满，人心已不在他那一方。陈子明成为建国后最早的民主运动──民主墙斗争中领袖式的人物，不愧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
我与陈子明虽然早已互知其名，却久未谋面。直至1985年，我因《镜报》事件被罢官后，与张显扬等成立民间机构“法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当时陈子明和王军涛成立“社会经济研究所”并创办《经济学周报》，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一南一北，成为两大民主舆论基地。就是从这时起，我和陈子明的两个研究所相互彼此支援，我们两人也成为忘年好友。
在六四学生运动中，我与李洪林、严家其等十二位学者所做的不过是支援学生，并提出“见好就收”，避免受迫害的忠告。陈子明和王军涛等深入学生中，与学生们一起研究斗争策略，受到学生们的拥戴。六四屠城后，部分知识分子纷纷逃往海外。陈子明却作出留在国内的决定。他明明知道六四后一定会秋后算账，却仍不畏强暴，坚决地留下来，继续抗争。最终，他被判刑长达十三年。这期间他的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不幸癌症缠身。但是，他出狱后仍继续民主与实践的研究，不断在网上发文，并出书十余册之多，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下面一事最令我感动。我在滞留美国十一年后，於2005年1月返国定居。一次他邀请我去地坛东门的一家餐厅参加他的研究所的一个集会，参加者除其本所人员外还请了一些友人。在聚餐中，他首先宣佈欢迎我从海外归来，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聚会，使我有机会见到很多老朋友，如何家栋、高瑜等；又结识不少新朋友，如徐友渔、秦晖等人。
此后，我们互通音讯。我对他与陈永苗等人提出的“改革已死，宪政当立”深表赞同。我们两人还都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我们时常共同参加各种会议，一起讨论宪政，政改等问题.
陈子明在重病中仍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近年来，他提出要做建设性的反对派，我很佩服他的勇敢和坚忍。不幸的是，中共连建设性的建议都不接受。对中共来说，反对派就是反对派，没有什么建设性一说.所有的马列主义政党都是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尽管你认为是建设性的，他也是深避务拒。斯大林曾写过《论反对派》一书，他将托洛茨基赶出苏联逃往墨西哥，后又派人将托洛茨基用斧头砍死；陈独秀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多年，中共一直污蔑他是日本特务。抗战后，他住在四川江津，穷困潦倒，中共提出他回到共产党的条件是必须写出悔过书；赵紫阳六四后一直被软禁直至死亡。中共认为，党内的反对派比帝国主义更加危险，是对其专制权力的巨大威胁.最近《炎黄春秋》被迫改由文化部领导，使他们自由发稿更加困难，也是明显的例子。
痛失子明！他的去世对於我们是一个重大损失。像他这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是很罕见的，堪称为当代中国的民主英雄。陈子明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活在人民心中。不容置疑，在未来中国先哲祠中一定有他的一个位置。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