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一、引言
二、被剪裁的儒文化外衣一直与专制、复辟相伴
三、中共始终不渝地坚持拼凑“极权什锦装”
四、兼论：简析东亚泛儒家文化圈之儒文化作用
结语
一、引言
赞许、粉饰及变相赞许、粉饰专制和专制文化的影视声节目、书报杂志、网络图文、各类活动等载体，目前在中国大陆已浩如烟海，充耳盈目。究其大略套路，观其普遍手法，无不是在爱国、传统、民族、人民、（伪）道德等名义下精心炮制，苦心粉饰。不可否认，仅仅从美学水准、艺术建构等角度判断，其中精品不少。正因如此，只能接触央视传声筒和大陆局域网的亿万受众，深受影响者甚众。如，眼下皇权文化潮的泛滥，便使得很多不谙传统文化者和对传统文化认识片面者，时常有意无意地道出传统、民族等自觉堂皇之语，再扯来“国学”“文化”等高帽高谈阔论一番，便自觉高人一等，仿佛可笑傲于世了。
宣传机器、宣传群体影响、改变了庞大受众，庞大受众反过来充实宣传群体，助推宣传机器，一波推一波，一浪逐一浪，中国大陆官方当下掀起了空前（估计也是“绝后”）的专制文化潮，被美其名曰爱国主义、传统文化复兴之类。对不断激荡的民主自由文化风潮、与日俱增的普世价值认同群体疯狂打压、百般钳制的红朝，对专制文化潮却似心怀灵犀，仿佛极有默契。如，在推动皇权文化方面，很多曾被红朝视为糟粕、定为遗毒、批为狗屎者，如今被其堂而皇之地判为瑰宝、封为国粹、供上天安门，诸如于丹之流已被包装为所谓“国学大师”，“文化人物”，炒红于大陆，显摆至海外。而理性批评于丹、呼唤民主人权的李承鹏等人却屡遭大肆封杀，具有反专制启蒙意义的影视节目，如《走向共和》被删减甚多且一度被禁播……当然，笔者无从得知推动专制文化潮过程中的所有细节操作，但是，在“一压一推”的大动作下，民主自由类文化、力量的存在空间被压缩至极限，本身就为专制文化潮的泛滥创造了优厚条件，再加上对其中关键因素的大力推动，专制文化潮自然沸腾。故谓中共是专制文化潮的最强大推手。
二、被剪裁的儒文化外衣一直与专制、复辟相生相伴
要深刻解析此类现象，须对极权本质有基本认知。笔者将极权本质概括为“基于科技、管理经验等因素的与时俱进的极限化专制”。笔者认为，对比皇权专制、威权政治等，极权政治有很多突出表现，如专制统治者对文化、言论等方面必欲实现全方位管控，虽则限于技术等因素而达不到滴水不漏的理想化管控状态，但只要专制统治者有全方位管控社会的主观性和全力以赴特征，就属极权性质。极权专制的一贯伎俩和重要特征，便是统治无道而伪装有术，本质不改但衣装常易；愚民诡谈常有创新，极权外衣换个不停。显系极权性质的中共政权，其历届头目对社会均怀有极限化管控之野心，其在文宣等方面的种种大动作，皆为维护其极权统治，类似于“尊孔”等行为亦不例外，分明在编织专制极权之衣装。
要更好地理解现实，须参照历史，方能深刻认识专制衣装之材料构成和制作方式。中国有连绵不绝的皇权专制史，而皇权文化的主源头，当自董仲舒而始。董仲舒改造儒学，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将君权神化，建立了以“大一统”为核心价值的皇权专制理论，为皇权专制者量身制衣并换来“独尊”地位，自是董氏儒学绵亘两千余年，多盛而少衰，俨然国教。此后有自诩“治天下以仁义为本”的朱元璋等人欲强化集权，拔高君权，试图消减儒家外衣、削弱儒家影响，然不可得，遂删《孟子》原文若干，《孟子节文》乃成，作为八股取士之标准，精神钳制之枷锁，文化专制之镣铐。在《孟子节文》中，《孟子》原文中诸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带有反君主专制性质的文字，皆不存。此为明清文化专制之滥觞，是导致中国在世界近代落伍的重要因素。不过，孟子的言论思想经韩愈、朱熹抬高并经唐、宋、元三朝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保护已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所以没有被明清二朝彻底铲除。由此可见，皇权统治者对待专制外衣，是根据自己需要而随意剪裁的，只是，开明专制统治者的剪裁幅度小些而已。中国后世专制者在政权外衣剪裁方面对此道基本是一以贯之。
如果说皇权专制统治者为时代所限，在未了解宪政民主制时孜孜编织专制外衣还情有可原，那么，当其在知悉宪政民主制具有富民强国之益时，依旧要大肆宣扬尊孔奉儒之类，则是包藏祸心，不可原谅了。1912年2月，袁世凯信誓旦旦“共和为最良国体”（彼时所言“共和”，意谓共和民主制，全然不同于中共辞典中的所谓“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月10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更是言之凿凿：“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而在1912年9月，袁世凯便下令“尊崇伦常”，声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尊孔风遂起。1913年，袁世凯经数月斗争，于9月击败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力量，11月取缔国民党，10月，强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过河拆桥，1914年1月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终于在总统之名下建立了专制独裁统治，背叛了《临时约法》。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此后的中共亦是这般出尔反尔、从无政治诚信，然比袁更得厚黑政治之真传，食言毁诺不计其数，如背弃延安时代的民主许诺、诡称共同富裕等，无耻程度更甚于袁，无耻行径远多于袁。
与紧锣密鼓打压异己、强化独裁相伴的，是袁政权大推孔儒系列活动。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1914年9月彻底掌握独裁大权后所颁的《祭孔令》，不啻《尊孔令》之升级版，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袁亲自披挂上阵至孔庙三跪九叩。有人请愿要求北洋政府以宪法形式将“孔教”定为“国教”，半吊子立宪派、辛亥革命后便开始留辫子的康有为甚至发出如此愚妄之语，“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彼情彼景，与中共在八九屠城后逐步升级的尊孔之举（见下文）何其相似！只不过，相对于中共稳扎稳打的尊孔过程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尊孔意图，袁世凯尊孔之举是一满贯的快镜头，充斥了表里如一的真小人作风。在皇权专制旧势力的鼓噪下，本就蠢蠢欲动的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帝王瘾，极限膨胀，昧于天下大势，退回帝制，步入自取灭亡之路。在袁世凯荫庇下得以保存实力的满清铁杆鹰犬张勋，在1917年复辟帝制过程中，因不过是被段祺瑞等军方大佬临时利用的配角，所以失败，但其复辟之意却是诚笃坚定的，实质动作与袁氏并无二致，都是在复辟帝制之前，先立孔儒——先是伙同康有为鼓吹尊孔、大肆祭孔，并以张勋本人之名发表请定孔教为国教之电稿。
而蒋介石依靠屠杀异己建立军政权之后，虽照旧儒袍加身，却也结合欧美的价值观和相关制度对儒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善意改进。如此而为，一方面是对抗共产主义思潮的选择，一方面是建立新威权、镇压异己的需要，尊孔之风再度掀起，初期尤烈，较之袁世凯倚重孔儒，不遑多让，经逾开局之高潮才渐趋弱化。由此导致新文化运动在反儒等方面的正面价值损失大半。蒋介石在台依旧是以尊孔、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等为名维系威权统治，对抗台独运动和民主自由主义浪潮，防范共产势力渗透，彼时台湾一些新儒家人物享尽殊荣。当然，两蒋时代，整体而言还算开明专制，尤其自七十年代起，台湾开明程度逐渐提升，因此，两蒋对于儒文化为主要材料的专制外衣，恶意裁剪之幅度远不及中共那样大，是以，对欧美影响下产生的民主浪潮和普世价值认同群体的阻碍少了许多，至少比中共的统治要有利于民主转型。最后蒋经国先生顺应民主潮流，主动放弃专制，这个句号虽或称不上很圆满，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的一种呼应，是对刻意剪裁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的政治罪恶和政治债务的一种救赎、一种偿还，对于多数人而言或也称得上是含泪的笑了。此后台湾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受官方重视，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去政治化，其中的不良因素日趋弱化，并在以基督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台湾文化中逐渐式微。
三、中共始终不渝地坚持拼凑“极权什锦衣”
中共由反孔而臻尊孔，有史可稽。其专制外衣更易之彻底，可谓无耻之尤；其步步为营方式之严缜，可谓蓄谋已久。毛共时代，是不屑于以儒为衣的，儒家等传统文化一直被毛共弃如敝屣。毛共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方式，将人类专制权谋中的东邪西毒合璧为一。其夺权前，将马列和民主这两种格外相斥的材料缝进极权外衣，堪称极权史上一绝，恐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夺权后，迫不及待将“共和”“人民”两块衣料裹上，以马恩列斯毛思想、共产主义春秋大梦之类衣装蔽体遮羞，“民主”“协商”“公仆”“为人民服务”等婊子式牌坊也拔地而起巍然屹立，加上鲁迅等挖自民国的饰品之装点，毛共自觉衣装完整，谎满天下仍信心十足，对一向作为蔽体之衣和愚民之术的儒文化等不屑一顾，并将其批倒批臭。对比新文化运动的批传统、反孔儒，毛共批传统、反孔儒少有学术特征和文化含量，基本系政治斗争需要和巩固极权方式。然而，毛共极权统治并不稳定。在“革命”“理想”“信仰”等名义下，毛共接连发动一场又一场比前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古拉格”矫正小组审查制、精神病院迫害制、流放北极圈等更为严酷、更具广度的政治迫害。对比皇权专制时代，这种名异实同、更为惨烈的“外儒内法”，导致中共意识形态随毛生命力衰竭而裂痕处处，毛共后期，衣不蔽体几近裸奔。
邓小平把持中共政权以来，极权更衣迫在眉睫。中共意识形态逐渐破产，几近裸奔不说，还因猫论而浑身铜臭气。耀邦紫阳时期，以儒文化为重要组成的文化复兴潮逐渐涌动，但儒文化的社会化趋势尚不明显，大致局于学术研究范畴；而六四屠城后，中共政治高压、腐败治国等行径导致旧意识形态急遽破产，除了在学校中以法西斯式教育体制无耻戕害莘莘学子比较好用，在社会上能量日渐式微，不得不苦觅新的愚民之术。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曲阜设立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孔子研究院。而据网文《孔子回归年表：从被放逐被打倒到被寻找被推崇》，90年代中期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便似有为后来扑向世界的孔子学院铺路搭桥之意图；此时出现的官方性质的祭孔活动也是格外张扬；而1999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之代表被江泽民接见，被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儒教网创办人王达三认为是中共官方所释的回归孔子的信号。
此时，大陆行将进入网络平民化时代。网络迅速普及，使得中共的传媒垄断被彻底打破，为进一步撕破中共极权之残衣烂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对此情况，中共岂有不知之理。是以，“尊孔”“兴儒”之风劲吹于网络大兴之际，绝非偶然。胡锦涛继位后，“尊孔”“兴儒”之风愈发猛烈，虽然网上难觅胡锦涛对孔儒等方面的发言，但低调务实、只说不做、少说多做是胡锦涛一贯施政风格。正是在胡锦涛统治时期出现了儒学热、传统文化热等文化现象，孔子学院开始全球化。
2004年，中共在全无民意授权、万千贫困地区学校亟待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于韩国建立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5年，中共央视开始直播曲阜祭孔活动。2006年（注意这个时间，和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建立时间只隔一年，和央视开始直播曲阜祭孔活动时间紧密相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硬件条件初具规模之后便紧锣密鼓寻找软件支持和代言人？），中共党员于丹在“十一”黄金假日（注意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幕后权力大力支持所致？）在央视百家讲坛连讲七天（注意这个时间长度，恰好塞满“十一”黄金假日）《论语》心得。中共对民生问题素来熟视无睹，对民权承诺一直空言塞责，却费气力拼古籍，满世界推孔子，居心何在？传统文化固有糟粕，亦含精华，有契合普世价值之处，有呼应民主自由之论，然而，具有反专制求民主价值的传统文化精华未见宣传，反而是为逆来顺受寻找理由的说教铺天盖地。这种取其糟粕弃其精华的片面选择，意欲何为？我们结合中共极权本质进行思考，其力修儒衣和高呼传统之居心便昭然若揭了。
当然，于丹等可以不讲传统文化精华中的普世价值观和民主自由论，这是其权利。但是，当其在纳税人血汗聚成的媒体上发表的公共言论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愚民倾向和喉舌风格时，当其所言所倡颇多穿凿附会，与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言论态度相去甚远之际，对其进行理性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则不仅是对言论权的正当行使，还包含着对常识、纳税人权益和普世价值观的捍卫。对于丹等人人品、做学问态度、价值观倾向等方面进行揭露的文章已多不可数，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对于丹所言所倡进行理性挞伐，不少文章很客观地指出了于丹相关言论的问题和不足。
或许，目前认可于丹之国民远多于不认可于丹之国民。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真理并不在多数人一边。在专制极权统治下，当宣传机器、宣传方案被极少数别有用心者垄断，将有限信息而非全部相关信息呈现在国民面前之际，当国民普遍缺少信息选择权利和获取常识自由之际，便是极尽愚民能事之时，如毛时代多数国民万众一心支持打倒刘少奇、支持文革暴力武斗，再如希特勒德国时代多数国民万众一心支持对外扩张和对犹太人的群体灭绝政策。类似于此的民意判断、民意支持，与客观理性、普世价值关联甚微，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于丹热的实质，亦然。
余杰先生在《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有段文字，对2009年之前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析述如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退潮之后，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价值、信仰和精神的真空。如何填补这一真空呢？官方的策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并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比如，在教材中大量增加‘爱国主义’内容、各大学建立国学院、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传统文化等。当年批判孔子的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崇拜者。胡锦涛一手毛泽东，一手孔子，并没有左右手互搏之矛盾。”对于余杰先生的这段评论，我作下延伸：通过尊孔等方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极端拔高“爱国主义”，系为极权作衣装，遮掩极权本质，屏蔽专制罪责，迷惑大众，以求维系一党专制统治。
2011年，胡温政权将极权衣装做到了任期中的极致。首先，孔子像被供入天安门。人民网推出调查“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您怎么看”，22万多名网友参与，支持者不过22%，但中共蓄谋已久，尊孔敬儒之举岂会停止。22%的支持率或许也使中共甚受激励。同时，孙中山像被置入天安门。中共对孙中山之国家级供奉自此而始，迄今不衰。中共夺权之后的种种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导致民权从来不彰、民生问题无尽，与孙中山先生毕生主倡之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完全背道而驰。中共无耻嘴脸背后的居心，无非是企图将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包括辛亥革命、北伐革命等在内的民国政治文化等相关遗产缝进极权之衣装，将自己包装成民主革命继承者，制造政治暗示、标榜自己才是中华正朔，伪造政权合法性，以进一步遮掩极权本质，迷惑世人，吸引民众，同台澎金马争夺民国认同，加强对民国政治文化遗产和民国精神资源的攫夺力度。
中共极权抛向世界的布满专制遗毒和马列病毒的孔儒外衣，同普世文明是不相适应的，屡遭抵制。2012年5月，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201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将于2014年年底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已达5年的合作，不再续约。但中共极权是力推孔儒的能量之源，局部抵制无法收根本之效。习近平上台后的2013年9月，教育部在报请国务院审议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拟将教师节日期改为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此时给人的感觉，分明是在袁蒋等人尊孔路线后亦步亦趋，皇权回潮的腐臭气息已明显可嗅。习近平本人更是一改胡锦涛只做不说的低调尊孔风格，2013年11月，亲赴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高调声称，要细看《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
此后，习近平在推孔儒、奉传统方面继续发扬其强势风格，对传统文化之类指手画脚，发号施令，2014年10月，关于传统文化的发言均加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之类的逻辑紧箍咒。笔者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本身大陆民众就没有言论权，再加上习近平发言中的逻辑紧箍咒，民众更是无权置喙，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评判权自然全在其唇舌之间。其次，“民惟邦本”“德主刑辅”“民为贵”之类，是习近平政权对儒文化刻意剪裁之后的结果，不然为何避而不谈“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反君主专制儒论呢？其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质是，或取其糟粕，或只为欺世而徒具形式，这种外儒内法、口蜜腹剑之术，历代皇权专制统治者早就用烂了，如上文所提，独裁暴君、变态杀人狂朱元璋居然自诩“治天下以仁义为本”。再者，对比意思相近的“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等党文化陈词、党八股滥调，古典表达方式的“民惟邦本”“民为贵”等固然凝练简洁朗朗上口，却少了谦卑，增加了君民有别、官民有别的政治暗示，高高在上之意味彰显无遗，成为确凿无疑的专制表达，独裁祸心隐然浮现。
如果没有任何实质支持的文言辞藻和古籍牙慧可称为传统文化的话，只能归为传统愚民文化。习近平上台以来，诸如“民惟邦本”“德主刑辅”等美妙动听言词和民权民生许诺从未落实，绝无兑现。唯一稍有行动但声大于势的反腐，因拒绝民众参与而成绝对专制之行为，党主反腐或者说人治反腐如引刀自宫自我了断一样没有诚意、没有可能，如今果然不出政治观察人士所料，不仅落网贪官未必及总数之万一，且反腐不及红二代权贵集团。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权贵集团囊括了反腐的所有好处和坏处，好处诸如，充盈钱库、关键政敌倒台、官员诚惶诚恐、更为集权等等，坏处如，官员效率暂时降低，但总之，反腐对于习近平政权而言是好处远多于坏处，暂时达到了慑服官吏、保党保权之目的。然而就民众受益角度而言，习近平口口声声“民惟邦本”“民为贵”，而纳税人没有从自己埋单的反腐行动中得到任何好处，还要继续忍受因极权强化而愈益加重的各种压迫剥削。笔者以为，若反腐查抄所得没有反馈民众，还不如不反腐，因为腐败分子在本地的赃款消费多少总会以“涓滴效应”“扩散效应”等形式流回本地居民口袋。是以，习近平大谈传统文化，满口仁义道德，口称“民惟邦本”“民为贵”，皆为欺世之谈和空头支票，其实质是努力发扬、大力传承传统愚民文化。
愚民文化，历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制极权外衣的重要材料。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指出，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有极好的机会，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真可谓旁观者清！单言这儒家外衣，从相对单调至五彩斑斓，由面料单一到取材百家，更换频频但作用如一，样式繁多而共性不移，俱对专制实质且掩且饰，皆为专制体制量体而制，经过了被专制玩于股掌的漫长磨合过程，已和专制极权产生了先天亲和力。传统啊传统，多少祸心假汝之名而行！在中共极权肆虐的沉重历史中，在独裁专制横行的灰暗现实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为中共极权输血，为中共提供了足够多的愚民文化，中共再配以马列邪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并加上自己的创造，炮制了不计其数的美妙谎言和空头许诺，成果累累，日臻精熟，愈发得心应手地编织了材料各异的、颇能惑人的极权什锦衣，毛共时代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准，能够将马列和民主这两种完全相斥的材料缝进极权外衣之中，且印上“共和”，缀上“人民”，点上“公仆”，刷上“协商”，而毛共时代也最为邪恶。
后毛时代的中共固然逊色，但在剪裁传统材料、编织极权衣装等方面亦一向孜孜而为，被刻意剪裁的儒文化日益成为主要原材料，并烙上传统名，描上帝王言，写上忠君词，涂上中山像，做成什锦装，设置代言人，企图补邓理论之洞，弥毛思想之漏，蔽极权之体，隐专制之形，遮马列烂衫，掩共产旧衣，拿文言代白话，以梦话替神话。鲍彤先生在《毛的铁锤，邓的糨糊，中国的新巨人——毛邓异同续谈》有简洁表述直取本质：“皇帝必须有多套新衣，至少包括昨天的神话，今天的黑箱，明天的梦想。三套必须互补，这叫天衣无缝。”诚哉斯言！极权外衣与暴力方式双管齐下，使得中共在前三十年导致全民赤贫、道德崩溃、文化颓废，后三十年以低人权高污染高能耗方式导致环境问题无尽、权贵富可敌国、贫富极端分化。素来乏善可陈、怙恶不逡的中共，而今愈发刚愎自用，狡诈顽固。
有段话在网上流传甚广：“所有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喜欢假当时最先进的名义行独裁之实。封建时代受命于天，有了宪政，就立宪政这个牌坊。民主吃香，就说自己是民主国家——朝鲜还是‘民主主义共和国’。”所言极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专制极权外衣的花哨程度、复杂程度，与专制极权之邪恶程度、保守程度大致成正比。这可作为判断极权特性和政客本质的一个标准。据此而观，再美妙多彩的什锦衣装亦难障其本质。希特勒德国如是，前苏联如是，毛共政权如是，邓共政权如是，江胡政权如是，依旧苦心编制极权外衣的习政权能够例外？我看不能，除非今后民间出现大规模反抗。
鼓吹孔儒、高度集权的习近平政权一向强势，野心勃勃，在不断集权的情况下，要在理论上缝合两个三十年，几乎囊括了人类文明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无实质，与“中国梦”一样极尽假大空，这种坚持做大极权外衣的强烈野心对应着难以想象的独裁祸心，岂可不警！仅就已呈事实而论，如果说温家宝言行分裂与其权力有限有关，或还勉强有一点合理处，而若言高度集权的习近平政权外衣漂亮、言辞动听但无法落实也因权限和权斗所致，何以服人！
关于极权外衣原材料的价值，顽固坚持极权统治者显然最为清楚，其亲口所言，不啻自白自供，显然极有说服力。习近平不久前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中，有三句话颇有嚼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这三句话，一方面透射出习近平对于中共政权现状的自信，流露出“胜者为王”般的得意和“存在即合理”式的无赖，还颇有些“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意味，因为其所言“文化传统”，本身就有很大部分属于董仲舒创造的皇权专制文化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说明中共清晰认识到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维系其极权统治的温床。必须承认，中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与中共夺权和为祸中华确实关联甚大，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事实上，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纵然不被剪裁、拼凑，也一样会对专制极权产生温床效果。儒文化在东亚泛儒家文化圈中的相关作用便足为证。
四、兼论：简析东亚泛儒家文化圈之儒文化作用
我们且将目光投向东亚泛儒家文化圈，如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考察其政治发展历史，便可发现，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庇佑中国专制极权势力，其对相应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基本不起正面作用，有时还有阻碍作用。首先说新加坡。此国固然经济发达、民众普遍富裕，但带有鲜明专制特点。
与其专制政治对应的是，新加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开始有选择地剪裁儒家文化，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道”，儒家经典进入教材，1990年新加坡政府所宣之《共同价值白皮书》充满儒家伦理色彩，鼓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据新华网《李光耀可不是儒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文明程度低，法必须严厉”，“把人民比作宠物，说一只狗训练好了，到时候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去排泄，就不需要用严厉的惩罚去规范它的行为了。”或许李光耀没有研究过中共愚民之术和极权统治之道，然而此种观点却与中共一向大肆宣扬的素质论之类不谋而合，与列宁将巴甫洛夫之反射理论用于极权统治的观点和做法没有多大区别。后来李光耀口称“儒学与当今世界潮流不合”，却也不能够认为他在说谎，因为“世界潮流”可理解为“世界主流”，他认为儒学不合世界主流，不等于说儒家不合新加坡支流。
再看香港。推动香港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主为港英当局和基督文化，如最近发生的香港“占中”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中便有很多基督徒，而儒文化因非香港自由法治的推动力量，所以在港所占比例不高，被边缘化，成为浮于香港主流文化上的表面文化。至于韩国，对其民主转型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并非在韩国有较大影响的儒家力量，而是基督徒，反倒是韩国军政府一些要人比较推崇儒家文化，如朴正熙，就十分相信中国古谚“圣天子自有百灵相护”之类。日本颇受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但对日本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是日本向欧美等国打开国门后、在欧美影响下出现的明治维新，而对日本民主宪政建设具有关键作用的是二战后美国的帮助，反观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民主法治建设之推动作用甚微；并且，当今日本主体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不少相通之处，此为日本右翼好战势力不断抬头的重要原因。
须知，香港、韩国、日本在建立健全民主法治过程中，儒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未经剪裁，处于原材料状态，使得其中一些反专制思想、民本思想原封未动得以流布，然而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未能对建立健全民主制度产生积极意义，其被恶意剪裁、刻意修饰后的负面作用可想而知了。
结语：
青史可鉴，现实为证，极权外衣做的越花哨、越复杂，则实质用心越反动、越邪恶！这可作为判断极权特性和政客本质的一个标准。毛共时代无疑达到最高水准，将马列和民主这两种格外相斥的材料缝进极权外衣，且印上“共和”“人民”，点上“公仆”“协商”，而毛共时代亦最邪恶。而自董仲舒以来便一直被缝补剪裁的以儒文化为主材料的专制外衣，虽曾遭弃，但复捡起，洗涤一番，缝补剪裁，烙上传统名，写上忠君词，设置代言人，扯来中山像，拿文言代白话，以梦话替神话，集萃假大空，拼成什锦装，企图遮马列烂衫，掩共产旧衣，补邓理论之洞，弥毛思想之漏，蔽极权之体，隐专制之形，愚民于内，忽悠于外。传统啊传统，多少祸心假汝之名而行！只有实现了民主宪政，并使基督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足够比重，那时，专制文化潮才能被限于小范围，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自由思想和民本理念，方可被有效分割、转化、使用，真正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引言
二、被剪裁的儒文化外衣一直与专制、复辟相伴
三、中共始终不渝地坚持拼凑“极权什锦装”
四、兼论：简析东亚泛儒家文化圈之儒文化作用
结语
一、引言
赞许、粉饰及变相赞许、粉饰专制和专制文化的影视声节目、书报杂志、网络图文、各类活动等载体，目前在中国大陆已浩如烟海，充耳盈目。究其大略套路，观其普遍手法，无不是在爱国、传统、民族、人民、（伪）道德等名义下精心炮制，苦心粉饰。不可否认，仅仅从美学水准、艺术建构等角度判断，其中精品不少。正因如此，只能接触央视传声筒和大陆局域网的亿万受众，深受影响者甚众。如，眼下皇权文化潮的泛滥，便使得很多不谙传统文化者和对传统文化认识片面者，时常有意无意地道出传统、民族等自觉堂皇之语，再扯来“国学”“文化”等高帽高谈阔论一番，便自觉高人一等，仿佛可笑傲于世了。
宣传机器、宣传群体影响、改变了庞大受众，庞大受众反过来充实宣传群体，助推宣传机器，一波推一波，一浪逐一浪，中国大陆官方当下掀起了空前（估计也是“绝后”）的专制文化潮，被美其名曰爱国主义、传统文化复兴之类。对不断激荡的民主自由文化风潮、与日俱增的普世价值认同群体疯狂打压、百般钳制的红朝，对专制文化潮却似心怀灵犀，仿佛极有默契。如，在推动皇权文化方面，很多曾被红朝视为糟粕、定为遗毒、批为狗屎者，如今被其堂而皇之地判为瑰宝、封为国粹、供上天安门，诸如于丹之流已被包装为所谓“国学大师”，“文化人物”，炒红于大陆，显摆至海外。而理性批评于丹、呼唤民主人权的李承鹏等人却屡遭大肆封杀，具有反专制启蒙意义的影视节目，如《走向共和》被删减甚多且一度被禁播……当然，笔者无从得知推动专制文化潮过程中的所有细节操作，但是，在“一压一推”的大动作下，民主自由类文化、力量的存在空间被压缩至极限，本身就为专制文化潮的泛滥创造了优厚条件，再加上对其中关键因素的大力推动，专制文化潮自然沸腾。故谓中共是专制文化潮的最强大推手。
二、被剪裁的儒文化外衣一直与专制、复辟相生相伴
要深刻解析此类现象，须对极权本质有基本认知。笔者将极权本质概括为“基于科技、管理经验等因素的与时俱进的极限化专制”。笔者认为，对比皇权专制、威权政治等，极权政治有很多突出表现，如专制统治者对文化、言论等方面必欲实现全方位管控，虽则限于技术等因素而达不到滴水不漏的理想化管控状态，但只要专制统治者有全方位管控社会的主观性和全力以赴特征，就属极权性质。极权专制的一贯伎俩和重要特征，便是统治无道而伪装有术，本质不改但衣装常易；愚民诡谈常有创新，极权外衣换个不停。显系极权性质的中共政权，其历届头目对社会均怀有极限化管控之野心，其在文宣等方面的种种大动作，皆为维护其极权统治，类似于“尊孔”等行为亦不例外，分明在编织专制极权之衣装。
要更好地理解现实，须参照历史，方能深刻认识专制衣装之材料构成和制作方式。中国有连绵不绝的皇权专制史，而皇权文化的主源头，当自董仲舒而始。董仲舒改造儒学，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将君权神化，建立了以“大一统”为核心价值的皇权专制理论，为皇权专制者量身制衣并换来“独尊”地位，自是董氏儒学绵亘两千余年，多盛而少衰，俨然国教。此后有自诩“治天下以仁义为本”的朱元璋等人欲强化集权，拔高君权，试图消减儒家外衣、削弱儒家影响，然不可得，遂删《孟子》原文若干，《孟子节文》乃成，作为八股取士之标准，精神钳制之枷锁，文化专制之镣铐。在《孟子节文》中，《孟子》原文中诸如“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带有反君主专制性质的文字，皆不存。此为明清文化专制之滥觞，是导致中国在世界近代落伍的重要因素。不过，孟子的言论思想经韩愈、朱熹抬高并经唐、宋、元三朝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保护已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所以没有被明清二朝彻底铲除。由此可见，皇权统治者对待专制外衣，是根据自己需要而随意剪裁的，只是，开明专制统治者的剪裁幅度小些而已。中国后世专制者在政权外衣剪裁方面对此道基本是一以贯之。
如果说皇权专制统治者为时代所限，在未了解宪政民主制时孜孜编织专制外衣还情有可原，那么，当其在知悉宪政民主制具有富民强国之益时，依旧要大肆宣扬尊孔奉儒之类，则是包藏祸心，不可原谅了。1912年2月，袁世凯信誓旦旦“共和为最良国体”（彼时所言“共和”，意谓共和民主制，全然不同于中共辞典中的所谓“共和”）“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3月10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更是言之凿凿：“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而在1912年9月，袁世凯便下令“尊崇伦常”，声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纪。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尊孔风遂起。1913年，袁世凯经数月斗争，于9月击败了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力量，11月取缔国民党，10月，强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过河拆桥，1914年1月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终于在总统之名下建立了专制独裁统治，背叛了《临时约法》。行文至此，笔者不禁联想到，此后的中共亦是这般出尔反尔、从无政治诚信，然比袁更得厚黑政治之真传，食言毁诺不计其数，如背弃延安时代的民主许诺、诡称共同富裕等，无耻程度更甚于袁，无耻行径远多于袁。
与紧锣密鼓打压异己、强化独裁相伴的，是袁政权大推孔儒系列活动。1913年6月，袁世凯发布《尊孔令》，1914年9月彻底掌握独裁大权后所颁的《祭孔令》，不啻《尊孔令》之升级版，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袁亲自披挂上阵至孔庙三跪九叩。有人请愿要求北洋政府以宪法形式将“孔教”定为“国教”，半吊子立宪派、辛亥革命后便开始留辫子的康有为甚至发出如此愚妄之语，“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彼情彼景，与中共在八九屠城后逐步升级的尊孔之举（见下文）何其相似！只不过，相对于中共稳扎稳打的尊孔过程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尊孔意图，袁世凯尊孔之举是一满贯的快镜头，充斥了表里如一的真小人作风。在皇权专制旧势力的鼓噪下，本就蠢蠢欲动的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帝王瘾，极限膨胀，昧于天下大势，退回帝制，步入自取灭亡之路。在袁世凯荫庇下得以保存实力的满清铁杆鹰犬张勋，在1917年复辟帝制过程中，因不过是被段祺瑞等军方大佬临时利用的配角，所以失败，但其复辟之意却是诚笃坚定的，实质动作与袁氏并无二致，都是在复辟帝制之前，先立孔儒——先是伙同康有为鼓吹尊孔、大肆祭孔，并以张勋本人之名发表请定孔教为国教之电稿。
而蒋介石依靠屠杀异己建立军政权之后，虽照旧儒袍加身，却也结合欧美的价值观和相关制度对儒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善意改进。如此而为，一方面是对抗共产主义思潮的选择，一方面是建立新威权、镇压异己的需要，尊孔之风再度掀起，初期尤烈，较之袁世凯倚重孔儒，不遑多让，经逾开局之高潮才渐趋弱化。由此导致新文化运动在反儒等方面的正面价值损失大半。蒋介石在台依旧是以尊孔、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等为名维系威权统治，对抗台独运动和民主自由主义浪潮，防范共产势力渗透，彼时台湾一些新儒家人物享尽殊荣。当然，两蒋时代，整体而言还算开明专制，尤其自七十年代起，台湾开明程度逐渐提升，因此，两蒋对于儒文化为主要材料的专制外衣，恶意裁剪之幅度远不及中共那样大，是以，对欧美影响下产生的民主浪潮和普世价值认同群体的阻碍少了许多，至少比中共的统治要有利于民主转型。最后蒋经国先生顺应民主潮流，主动放弃专制，这个句号虽或称不上很圆满，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的一种呼应，是对刻意剪裁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的政治罪恶和政治债务的一种救赎、一种偿还，对于多数人而言或也称得上是含泪的笑了。此后台湾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虽受官方重视，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去政治化，其中的不良因素日趋弱化，并在以基督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元台湾文化中逐渐式微。
三、中共始终不渝地坚持拼凑“极权什锦衣”
中共由反孔而臻尊孔，有史可稽。其专制外衣更易之彻底，可谓无耻之尤；其步步为营方式之严缜，可谓蓄谋已久。毛共时代，是不屑于以儒为衣的，儒家等传统文化一直被毛共弃如敝屣。毛共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方式，将人类专制权谋中的东邪西毒合璧为一。其夺权前，将马列和民主这两种格外相斥的材料缝进极权外衣，堪称极权史上一绝，恐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夺权后，迫不及待将“共和”“人民”两块衣料裹上，以马恩列斯毛思想、共产主义春秋大梦之类衣装蔽体遮羞，“民主”“协商”“公仆”“为人民服务”等婊子式牌坊也拔地而起巍然屹立，加上鲁迅等挖自民国的饰品之装点，毛共自觉衣装完整，谎满天下仍信心十足，对一向作为蔽体之衣和愚民之术的儒文化等不屑一顾，并将其批倒批臭。对比新文化运动的批传统、反孔儒，毛共批传统、反孔儒少有学术特征和文化含量，基本系政治斗争需要和巩固极权方式。然而，毛共极权统治并不稳定。在“革命”“理想”“信仰”等名义下，毛共接连发动一场又一场比前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古拉格”矫正小组审查制、精神病院迫害制、流放北极圈等更为严酷、更具广度的政治迫害。对比皇权专制时代，这种名异实同、更为惨烈的“外儒内法”，导致中共意识形态随毛生命力衰竭而裂痕处处，毛共后期，衣不蔽体几近裸奔。
邓小平把持中共政权以来，极权更衣迫在眉睫。中共意识形态逐渐破产，几近裸奔不说，还因猫论而浑身铜臭气。耀邦紫阳时期，以儒文化为重要组成的文化复兴潮逐渐涌动，但儒文化的社会化趋势尚不明显，大致局于学术研究范畴；而六四屠城后，中共政治高压、腐败治国等行径导致旧意识形态急遽破产，除了在学校中以法西斯式教育体制无耻戕害莘莘学子比较好用，在社会上能量日渐式微，不得不苦觅新的愚民之术。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曲阜设立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孔子研究院。而据网文《孔子回归年表：从被放逐被打倒到被寻找被推崇》，90年代中期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便似有为后来扑向世界的孔子学院铺路搭桥之意图；此时出现的官方性质的祭孔活动也是格外张扬；而1999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之代表被江泽民接见，被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儒教网创办人王达三认为是中共官方所释的回归孔子的信号。
此时，大陆行将进入网络平民化时代。网络迅速普及，使得中共的传媒垄断被彻底打破，为进一步撕破中共极权之残衣烂衫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对此情况，中共岂有不知之理。是以，“尊孔”“兴儒”之风劲吹于网络大兴之际，绝非偶然。胡锦涛继位后，“尊孔”“兴儒”之风愈发猛烈，虽然网上难觅胡锦涛对孔儒等方面的发言，但低调务实、只说不做、少说多做是胡锦涛一贯施政风格。正是在胡锦涛统治时期出现了儒学热、传统文化热等文化现象，孔子学院开始全球化。
2004年，中共在全无民意授权、万千贫困地区学校亟待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于韩国建立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5年，中共央视开始直播曲阜祭孔活动。2006年（注意这个时间，和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建立时间只隔一年，和央视开始直播曲阜祭孔活动时间紧密相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硬件条件初具规模之后便紧锣密鼓寻找软件支持和代言人？），中共党员于丹在“十一”黄金假日（注意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幕后权力大力支持所致？）在央视百家讲坛连讲七天（注意这个时间长度，恰好塞满“十一”黄金假日）《论语》心得。中共对民生问题素来熟视无睹，对民权承诺一直空言塞责，却费气力拼古籍，满世界推孔子，居心何在？传统文化固有糟粕，亦含精华，有契合普世价值之处，有呼应民主自由之论，然而，具有反专制求民主价值的传统文化精华未见宣传，反而是为逆来顺受寻找理由的说教铺天盖地。这种取其糟粕弃其精华的片面选择，意欲何为？我们结合中共极权本质进行思考，其力修儒衣和高呼传统之居心便昭然若揭了。
当然，于丹等可以不讲传统文化精华中的普世价值观和民主自由论，这是其权利。但是，当其在纳税人血汗聚成的媒体上发表的公共言论倾向呈现出鲜明的愚民倾向和喉舌风格时，当其所言所倡颇多穿凿附会，与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言论态度相去甚远之际，对其进行理性批评的意义和价值，则不仅是对言论权的正当行使，还包含着对常识、纳税人权益和普世价值观的捍卫。对于丹等人人品、做学问态度、价值观倾向等方面进行揭露的文章已多不可数，很多公共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对于丹所言所倡进行理性挞伐，不少文章很客观地指出了于丹相关言论的问题和不足。
或许，目前认可于丹之国民远多于不认可于丹之国民。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真理并不在多数人一边。在专制极权统治下，当宣传机器、宣传方案被极少数别有用心者垄断，将有限信息而非全部相关信息呈现在国民面前之际，当国民普遍缺少信息选择权利和获取常识自由之际，便是极尽愚民能事之时，如毛时代多数国民万众一心支持打倒刘少奇、支持文革暴力武斗，再如希特勒德国时代多数国民万众一心支持对外扩张和对犹太人的群体灭绝政策。类似于此的民意判断、民意支持，与客观理性、普世价值关联甚微，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于丹热的实质，亦然。
余杰先生在《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有段文字，对2009年之前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析述如下：“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退潮之后，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价值、信仰和精神的真空。如何填补这一真空呢？官方的策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儒学热，并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比如，在教材中大量增加‘爱国主义’内容、各大学建立国学院、大学生以古装实施‘成人礼’、北大校长声称启用‘汉服’作为学位服、大量关于‘国学’的通俗读物流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传统文化等。当年批判孔子的共产党，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崇拜者。胡锦涛一手毛泽东，一手孔子，并没有左右手互搏之矛盾。”对于余杰先生的这段评论，我作下延伸：通过尊孔等方式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极端拔高“爱国主义”，系为极权作衣装，遮掩极权本质，屏蔽专制罪责，迷惑大众，以求维系一党专制统治。
2011年，胡温政权将极权衣装做到了任期中的极致。首先，孔子像被供入天安门。人民网推出调查“天安门广场附近竖立孔子像您怎么看”，22万多名网友参与，支持者不过22%，但中共蓄谋已久，尊孔敬儒之举岂会停止。22%的支持率或许也使中共甚受激励。同时，孙中山像被置入天安门。中共对孙中山之国家级供奉自此而始，迄今不衰。中共夺权之后的种种胡作非为和倒行逆施，导致民权从来不彰、民生问题无尽，与孙中山先生毕生主倡之三民主义中的“民权民生”完全背道而驰。中共无耻嘴脸背后的居心，无非是企图将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包括辛亥革命、北伐革命等在内的民国政治文化等相关遗产缝进极权之衣装，将自己包装成民主革命继承者，制造政治暗示、标榜自己才是中华正朔，伪造政权合法性，以进一步遮掩极权本质，迷惑世人，吸引民众，同台澎金马争夺民国认同，加强对民国政治文化遗产和民国精神资源的攫夺力度。
中共极权抛向世界的布满专制遗毒和马列病毒的孔儒外衣，同普世文明是不相适应的，屡遭抵制。2012年5月，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201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将于2014年年底终止与中国孔子学院已达5年的合作，不再续约。但中共极权是力推孔儒的能量之源，局部抵制无法收根本之效。习近平上台后的2013年9月，教育部在报请国务院审议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拟将教师节日期改为9月28日，即孔子诞辰日。此时给人的感觉，分明是在袁蒋等人尊孔路线后亦步亦趋，皇权回潮的腐臭气息已明显可嗅。习近平本人更是一改胡锦涛只做不说的低调尊孔风格，2013年11月，亲赴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高调声称，要细看《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
此后，习近平在推孔儒、奉传统方面继续发扬其强势风格，对传统文化之类指手画脚，发号施令，2014年10月，关于传统文化的发言均加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服务”之类的逻辑紧箍咒。笔者对此分析如下。首先，本身大陆民众就没有言论权，再加上习近平发言中的逻辑紧箍咒，民众更是无权置喙，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评判权自然全在其唇舌之间。其次，“民惟邦本”“德主刑辅”“民为贵”之类，是习近平政权对儒文化刻意剪裁之后的结果，不然为何避而不谈“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反君主专制儒论呢？其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质是，或取其糟粕，或只为欺世而徒具形式，这种外儒内法、口蜜腹剑之术，历代皇权专制统治者早就用烂了，如上文所提，独裁暴君、变态杀人狂朱元璋居然自诩“治天下以仁义为本”。再者，对比意思相近的“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等党文化陈词、党八股滥调，古典表达方式的“民惟邦本”“民为贵”等固然凝练简洁朗朗上口，却少了谦卑，增加了君民有别、官民有别的政治暗示，高高在上之意味彰显无遗，成为确凿无疑的专制表达，独裁祸心隐然浮现。
如果没有任何实质支持的文言辞藻和古籍牙慧可称为传统文化的话，只能归为传统愚民文化。习近平上台以来，诸如“民惟邦本”“德主刑辅”等美妙动听言词和民权民生许诺从未落实，绝无兑现。唯一稍有行动但声大于势的反腐，因拒绝民众参与而成绝对专制之行为，党主反腐或者说人治反腐如引刀自宫自我了断一样没有诚意、没有可能，如今果然不出政治观察人士所料，不仅落网贪官未必及总数之万一，且反腐不及红二代权贵集团。以习近平为首的新权贵集团囊括了反腐的所有好处和坏处，好处诸如，充盈钱库、关键政敌倒台、官员诚惶诚恐、更为集权等等，坏处如，官员效率暂时降低，但总之，反腐对于习近平政权而言是好处远多于坏处，暂时达到了慑服官吏、保党保权之目的。然而就民众受益角度而言，习近平口口声声“民惟邦本”“民为贵”，而纳税人没有从自己埋单的反腐行动中得到任何好处，还要继续忍受因极权强化而愈益加重的各种压迫剥削。笔者以为，若反腐查抄所得没有反馈民众，还不如不反腐，因为腐败分子在本地的赃款消费多少总会以“涓滴效应”“扩散效应”等形式流回本地居民口袋。是以，习近平大谈传统文化，满口仁义道德，口称“民惟邦本”“民为贵”，皆为欺世之谈和空头支票，其实质是努力发扬、大力传承传统愚民文化。
愚民文化，历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制极权外衣的重要材料。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指出，在中国，极权主义统治有极好的机会，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聚积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真可谓旁观者清！单言这儒家外衣，从相对单调至五彩斑斓，由面料单一到取材百家，更换频频但作用如一，样式繁多而共性不移，俱对专制实质且掩且饰，皆为专制体制量体而制，经过了被专制玩于股掌的漫长磨合过程，已和专制极权产生了先天亲和力。传统啊传统，多少祸心假汝之名而行！在中共极权肆虐的沉重历史中，在独裁专制横行的灰暗现实里，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为中共极权输血，为中共提供了足够多的愚民文化，中共再配以马列邪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并加上自己的创造，炮制了不计其数的美妙谎言和空头许诺，成果累累，日臻精熟，愈发得心应手地编织了材料各异的、颇能惑人的极权什锦衣，毛共时代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准，能够将马列和民主这两种完全相斥的材料缝进极权外衣之中，且印上“共和”，缀上“人民”，点上“公仆”，刷上“协商”，而毛共时代也最为邪恶。
后毛时代的中共固然逊色，但在剪裁传统材料、编织极权衣装等方面亦一向孜孜而为，被刻意剪裁的儒文化日益成为主要原材料，并烙上传统名，描上帝王言，写上忠君词，涂上中山像，做成什锦装，设置代言人，企图补邓理论之洞，弥毛思想之漏，蔽极权之体，隐专制之形，遮马列烂衫，掩共产旧衣，拿文言代白话，以梦话替神话。鲍彤先生在《毛的铁锤，邓的糨糊，中国的新巨人——毛邓异同续谈》有简洁表述直取本质：“皇帝必须有多套新衣，至少包括昨天的神话，今天的黑箱，明天的梦想。三套必须互补，这叫天衣无缝。”诚哉斯言！极权外衣与暴力方式双管齐下，使得中共在前三十年导致全民赤贫、道德崩溃、文化颓废，后三十年以低人权高污染高能耗方式导致环境问题无尽、权贵富可敌国、贫富极端分化。素来乏善可陈、怙恶不逡的中共，而今愈发刚愎自用，狡诈顽固。
有段话在网上流传甚广：“所有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喜欢假当时最先进的名义行独裁之实。封建时代受命于天，有了宪政，就立宪政这个牌坊。民主吃香，就说自己是民主国家——朝鲜还是‘民主主义共和国’。”所言极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专制极权外衣的花哨程度、复杂程度，与专制极权之邪恶程度、保守程度大致成正比。这可作为判断极权特性和政客本质的一个标准。据此而观，再美妙多彩的什锦衣装亦难障其本质。希特勒德国如是，前苏联如是，毛共政权如是，邓共政权如是，江胡政权如是，依旧苦心编制极权外衣的习政权能够例外？我看不能，除非今后民间出现大规模反抗。
鼓吹孔儒、高度集权的习近平政权一向强势，野心勃勃，在不断集权的情况下，要在理论上缝合两个三十年，几乎囊括了人类文明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无实质，与“中国梦”一样极尽假大空，这种坚持做大极权外衣的强烈野心对应着难以想象的独裁祸心，岂可不警！仅就已呈事实而论，如果说温家宝言行分裂与其权力有限有关，或还勉强有一点合理处，而若言高度集权的习近平政权外衣漂亮、言辞动听但无法落实也因权限和权斗所致，何以服人！
关于极权外衣原材料的价值，顽固坚持极权统治者显然最为清楚，其亲口所言，不啻自白自供，显然极有说服力。习近平不久前关于传统文化的讲话中，有三句话颇有嚼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这三句话，一方面透射出习近平对于中共政权现状的自信，流露出“胜者为王”般的得意和“存在即合理”式的无赖，还颇有些“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意味，因为其所言“文化传统”，本身就有很大部分属于董仲舒创造的皇权专制文化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说明中共清晰认识到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维系其极权统治的温床。必须承认，中国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与中共夺权和为祸中华确实关联甚大，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事实上，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纵然不被剪裁、拼凑，也一样会对专制极权产生温床效果。儒文化在东亚泛儒家文化圈中的相关作用便足为证。
四、兼论：简析东亚泛儒家文化圈之儒文化作用
我们且将目光投向东亚泛儒家文化圈，如新加坡、香港、韩国、日本，考察其政治发展历史，便可发现，以儒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庇佑中国专制极权势力，其对相应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基本不起正面作用，有时还有阻碍作用。首先说新加坡。此国固然经济发达、民众普遍富裕，但带有鲜明专制特点。
与其专制政治对应的是，新加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便开始有选择地剪裁儒家文化，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治国之道”，儒家经典进入教材，1990年新加坡政府所宣之《共同价值白皮书》充满儒家伦理色彩，鼓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据新华网《李光耀可不是儒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文明程度低，法必须严厉”，“把人民比作宠物，说一只狗训练好了，到时候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去排泄，就不需要用严厉的惩罚去规范它的行为了。”或许李光耀没有研究过中共愚民之术和极权统治之道，然而此种观点却与中共一向大肆宣扬的素质论之类不谋而合，与列宁将巴甫洛夫之反射理论用于极权统治的观点和做法没有多大区别。后来李光耀口称“儒学与当今世界潮流不合”，却也不能够认为他在说谎，因为“世界潮流”可理解为“世界主流”，他认为儒学不合世界主流，不等于说儒家不合新加坡支流。
再看香港。推动香港法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主为港英当局和基督文化，如最近发生的香港“占中”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中便有很多基督徒，而儒文化因非香港自由法治的推动力量，所以在港所占比例不高，被边缘化，成为浮于香港主流文化上的表面文化。至于韩国，对其民主转型发挥了最重要作用的并非在韩国有较大影响的儒家力量，而是基督徒，反倒是韩国军政府一些要人比较推崇儒家文化，如朴正熙，就十分相信中国古谚“圣天子自有百灵相护”之类。日本颇受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但对日本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是日本向欧美等国打开国门后、在欧美影响下出现的明治维新，而对日本民主宪政建设具有关键作用的是二战后美国的帮助，反观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民主法治建设之推动作用甚微；并且，当今日本主体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不少相通之处，此为日本右翼好战势力不断抬头的重要原因。
须知，香港、韩国、日本在建立健全民主法治过程中，儒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未经剪裁，处于原材料状态，使得其中一些反专制思想、民本思想原封未动得以流布，然而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未能对建立健全民主制度产生积极意义，其被恶意剪裁、刻意修饰后的负面作用可想而知了。
结语：
青史可鉴，现实为证，极权外衣做的越花哨、越复杂，则实质用心越反动、越邪恶！这可作为判断极权特性和政客本质的一个标准。毛共时代无疑达到最高水准，将马列和民主这两种格外相斥的材料缝进极权外衣，且印上“共和”“人民”，点上“公仆”“协商”，而毛共时代亦最邪恶。而自董仲舒以来便一直被缝补剪裁的以儒文化为主材料的专制外衣，虽曾遭弃，但复捡起，洗涤一番，缝补剪裁，烙上传统名，写上忠君词，设置代言人，扯来中山像，拿文言代白话，以梦话替神话，集萃假大空，拼成什锦装，企图遮马列烂衫，掩共产旧衣，补邓理论之洞，弥毛思想之漏，蔽极权之体，隐专制之形，愚民于内，忽悠于外。传统啊传统，多少祸心假汝之名而行！只有实现了民主宪政，并使基督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足够比重，那时，专制文化潮才能被限于小范围，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自由思想和民本理念，方可被有效分割、转化、使用，真正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