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的行动，有时难免会产生外部效应，以至于给其他人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我读大学的那几年，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维权的失业职工或者拆迁户主，拉着横幅，占据公路要道以示抗议。此举往往引发局部的交通瘫痪，导致原本从此路通过的车辆，不得不改道绕行。有一次，因为遇到这种“堵路运动”，我所乘坐的公车，足足延迟了一个小时，以至于耽误了与女友的会面。
对于这些维权者而言，为了自身的权益而抗争，正当合理。但是，放到一个具体的社会场景之中，抗争的行动，有时难免会产生外部效应，以至于给其他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如果为了争取权利，却不得不损害他人的利益，那么对于这样的抗争方式，是否仍然应该得到支援？
学者们也常常在同样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理论。如果存在这样的一种可能，即在不减少其他所有人利益的条件下，可以增加其中某一人的利益，那么这种改进方式，就被称作为帕累托改进。如果反覆进行这种帕累托改进，直到最终任何人想要增加自身的利益，都将必须损害至少另外一个人的福利，那么此时的这种状态，就被称作为帕累托最优。
很多学者，都把这种帕累托最优，当作是一种最佳的利益分配状态。同时，他们也把帕累托改进，看作是判断个体行动是否合理的一个标准。显然，上述的堵路运动，并不属于帕累托改进，因为，维权人士在试图改善自身状况的同时，至少损害了公交乘客的利益。
实际上，如果以帕累托改进，作为一种优先的价值准绳，那么在现实中，很容易推导出违背常识的结论。例如，大多数心智正常的人，恐怕都会同意，对于北朝鲜当前的违反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应该立即予以终止，而代以实行更为合理的制度。但是，即便是这种理论上惠及北朝鲜全国人民的改变，仍然不属于帕累托改进，因为，它的结果，将至少损害金正恩的利益。
而按照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个体权利，不应受到侵犯。这一价值命题，也必然同时意味着所有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否则，如果一项权利，以某种不平等的形式而存在，那么它就不成为自由，而成为一种特权。而在自由主义看来，特权的存在，必然以侵犯他人权利为前提，因此必须予以取消。至于在后果上，取消这种特权，是否会导致某些人的利益受损，自由主义本身对此并不关注。因此，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帕累托改进抑或是帕累托最优，既不是实现自由的必须，也不是追求自由的结果。
毋宁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更应该警惕对帕累托改进的过度强调。扞卫个体权利，天然正当，即便是在扞卫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以避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由，来正当化某种个体权利被侵犯的状态，那么，这必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仅仅是某种功利主义的体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权利，并非仅仅停留于具体利益，而是默认地指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关注。个体必须生存于社会，因此，一个人是否自由，必然与社会的状态息息相关。在权利普遍平等的自由社会，存在着诸如独立司法这样的公正仲裁。当个体权利受到侵犯，人们诉诸此类仲裁，以实现自身的权利救赎。但是，在权利不平等的专制社会，现实中的仲裁机构，不过是特权者的强制机器。为了扞卫自身权利，维权者的抗争行为，不可避免，将与社会秩序本身，发生冲突。
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真正地保护与兑现个体的权利，那么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合法性疑问；而自由被侵犯的个体，有权根据实际状况，选择是否要退回到“战争”状态，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付诸实践，取消当下的制度，以重建自由的秩序。
个体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最高价值。再没有其它的价值准绳，可以凌驾于个体自由之上。在扞卫自由的过程中，抗争者有权，选择逐次升级对抗的手段，直到自身的权利，最终得以救赎。在现实中，个体自由不可侵犯，这个最高的价值观，给具体的抗争手段，赋予了正当的属性，哪怕在后果上，这种抗争对于整个社会形成冲击，影响了其他所有人的利益。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最后的一种救赎方式，自由主义，必须允许抗争者“向天呼吁”，召唤一场革命，以终结当下不正义的秩序。而对于那些与权利救赎相抵触，依附于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无论它们计算面值，有多么庞大，却都不能成为否定抗争的理由，而只是通向自由秩序的必需代价。为了自由，抗争是合理的，占据道路是合理的，甚至发动一场革命，也是合理的。自由先于一切，只为自由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