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蒋泡温泉吗？”
我们刚参观过蒋介石在阳明山上的官邸，如今赤身坐在一家温泉馆的水泥台上，背后的汤池热气腾腾，那四处飘荡的硫磺味，像是煮过头的鸡蛋。我试了水温，像是能把人烫熟了。你要缓缓进入水中，屏住呼吸、一动不动，方能忍受个一两分钟，然后满身通红、灼烧的站起来，跳入旁边的冷水池，享受火与冰的快感。
它真是对意志的极端训练，是蒋介石一生的推崇。他能只喝白开水、克制性欲，也能忍受这泉水的高温吗？还是他衷情于此，这温泉或许让他想起他在日本度过的青年时代。日本塑造了他，他曾在这个国家学习军事，他生命中最艰苦也最荣耀的时光在与它作战。丢掉整个大陆后，是这个日本殖民地给予他庇护。这并列的热水池与冷水池，多少像是他充满极端的一生，他一直费力却徒劳地试图调和它们。
我的朋友分析了多年的蒋家王朝，却也不置可否。他本名是江春男，但在台湾政界与新闻界，他以笔名司马文武的著称，他曾以编辑批评蒋家王朝的杂志闻名，如今是台湾《苹果日报》的总主笔。与我们这些大陆来客不同，他对于蒋氏父子、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没什么浪漫情怀。如果一定要追究，他最好的时光都来自于对他们的声讨。“每次截完稿，我们就骑摩托车到山上来，泡汤、喝酒、聊天，警总是不会跟来的，”他声调不高，吐字也有点混沌，还是轻易地把我带入了另一个时空。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整个社会似乎处于一种奇特的暧昧中，人人都感到变革将要发生，却又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保守力量变得更强硬与无情，它公审美丽岛杂志的人员，制造了异议人物的家庭血案，让大学教授横死校园，还枪杀了客居美国的作家……
但反对的力量也迅速兴起。你审判了美丽岛的革命者，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们站了出来，你把丈夫们关进了监狱，妻子们走上了竞选台，你用暴力震慑社会，它也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悲愤。
台湾也变得更富裕了，与韩国、香港、新加坡一样，它被称作“亚洲四小龙”，是令人费解的“东亚奇迹”的重要部分。富裕也催生了新的欲望，他们要前往巴黎、纽约，在有驻唱歌手的西餐厅吃牛排，把家中装修成地中海风格，他们要消费物质，也要消费政治，要对自己的生活更多的主宰。于是，昔日的政治弊端、现代化带来欲望，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新的张力。
该怎样呈现这种新的现实，挖掘与解释其中的希望与困境。倘若你生活在那一时刻的台湾，一定会感到那难以弥合的反差。在主流的媒体上，不管是平面的《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是三大电视台，你都很少看到这些政治事件，即使有零星报道，它们的口径也都差不多——他们是暴徒、是异端，危害了社会的团结。但人们在私下的感受又截然不同。人们像是陷入了精神分裂，必须扮演双重角色。不过，这状态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台湾的少年们拥挤在这蕃薯形的岛屿上，学习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讲来自北京的国语，他们看到的不过是阳明山与浊水溪，却要熟记长江与泰山的知识。在政治世界同样如此。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威权系统正在衰退，“三民主义”、“反攻大陆”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空话。
“党外杂志”要填补这种认知差异。很有可能，他是第一个以职业记者身份进入这所谓的“党外杂志”的。在此刻的台湾，不管是“党外运动”、还是“党外杂志”，都像是遥远的回忆。“党外”，是在哪“党”之外？是国民党、民进党，还是不断涌现出各种名目的小党？
30年前，这是无庸质疑的问题。“你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到站牌上写着‘中央党部’，就知道那是国民党中央哪部，从公车站长到公车司机，从七十岁老太太到七岁小姑娘，大家想都不做第二党想，‘中央党部’当然是国民党嘛，还有哪个党吗？” 李敖在1981年12月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对于普通人来说，“国民党”像空气与水一样弥漫在生活里，它不需要任何修饰词，它似乎一直存在那里，并且将一直存在下去。
只有曾在党国体制下生活过的人，才能了解这模糊又清晰的感受。“党国体制”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发明之一，单一政党不仅囊括了所有政治、法律权力，还控制了主要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至于“党外”的缘起，李敖相信，它的源头足以推到1928年，国民党刚刚结束北伐、赢得政权，它的创建人之一的胡汉民就喊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期待能建立起集权的党国体制。不过，直到流亡来台，它才建立起一个相对高效的集权体制。为了强调与“红色中国”的不同形象，国民党政权也一直给予挑战声音以空隙，也确认自己代表着“自由中国”。在台湾地方选举中，那些非国民党的候选人被称作“党外人士”。但直到1970年代初，因为两位非国民党籍的政治明星——黄信介与康宁详的兴起，“党外”才开始被频繁的使用。而1977年的“中坜事件”与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党外”则成为反对派与反对声音的代名词。国民党，这个不容质疑的“党”，第一次遭遇集体化与组织化的挑战。
创办杂志是这挑战中的重要步骤，这也是中国知识与新闻传统的一部分。倘若以梁启超在1895年主笔《时务报》算起，政论杂志在中国变革中扮演了令人吃惊的角色。《时务报》开启了士大夫的眼界，为“百日维新”进行了思想与组织动员，流亡中的梁启超在横滨编辑《清议报》，为一代青年人打开了世界的窗口，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到来。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不仅引发了“新文化运动”，还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管是1930年代初的《独立评论》或是1940年代末的《观察》，它们都在一个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里，缔造出某种中立的、质疑的声音。他们既代表着现代舆论的兴起，似乎又衔接着中国传统中的“清流”的声音，它还创造了“记者—政治家”这一身份。
雷震把这个传承带到了台湾。从1949年的11月的创刊，到1960年9月停刊，雷震的《自由中国》试图把在大陆失败的自由主义理念根植于台湾，但他从思想、言论转入组织与行动时，杂志被查封，他本人则入了监狱。《自由中国》奠定的基调却延续了下来，其中以《文星》与《大学杂志》最为著名。它们都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以挑战权威与传统，强调理性与自由著称。与仍旧中国意识强烈的《文星》不同，《大学杂志》出现了更强烈的本土色彩。它的主要撰稿人不再是迁台的外省人，而是是国民政权下的第一代本土知识分子，他们受到自由主义的熏陶，却有了更强烈的本土意识，吸引他们的不再是抽象的“传统与现代之争”，而是台湾的现实社会与现实政治。他们有过短暂的繁荣期，崛起中的蒋经国需要来自知识分子与本省力量的支持，而退出联合国导致的动荡，则激发起新的台湾意识。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着现代化而来，国民党政府很难再全面控制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但与《自由中国》一样，《大学杂志》的蜜月期有赖于政治权力的策略性妥协，而他们寄往的变革则来自于上层的开明。
这个传统到了1975年的《台湾政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本只出了五期的杂志在台湾民主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从它的创办人黄信介、康宁祥到总编辑张俊宏，他们代表了本省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共同表达对政治与社会的看法。它的发行人黄信介也是一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以强悍的问政著称，他曾嘲讽国民党扶持的青年党、民社党是“公厕里的花瓶”，只是为国民党的专制粉饰之用。在创刊词中，他宣称了《台湾政论》要继承之前的政论杂志的传统，“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封闭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他也希望搭建起“民间舆论发言台”，令官方与民间彼此沟通，更重要的是，这本杂志要为台湾社会提供道德勇气“只要是正义所需、正义所容，必将用尽全力勇敢地说、勇敢地写。”它的另一位创办人康宁详则是政治新星，他出身于加油站工人，却靠一种勤奋，成为了一名“党外”立法委员，也因美国媒体的报道，而生名大噪。
在言论的尺度上，这本杂志的确表现出比过往更大的力度。在国民党政府最终以“煽动叛乱罪”查封它的“证据”中，有一条即是这样的“露骨语句”：“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这本杂志也开创了这样的传统——政治目标与媒体的界限混淆了，政治人物用自己的意志主导编辑，而编辑与作者则直接介入政治行动，为政治人物助选……
1979年，康宁详计划创办一本新杂志，它能延续四年前被停刊的《台湾政论》，几年来，他越来越知道舆论的重要性。他邀请我的这位朋友司马文武来做总编辑。
二
对江春男来说，正式加盟一份党外杂志仍需要特别的勇气。这一年江春男33岁。他出生在台中的山间，亲族几乎全是纯朴农人。一直到入读台中一中，他是个典型的山里小孩，知道讨生活的艰辛，他要帮大人摘李子、挖生姜和芋头、卖水果的日子，在昏黄的油灯下帮忙分类，而在采笋的季节，则要在凌晨两点从竹林中挖笋回来清洗，在长辈们押车赶早市时，要在车后拉绳子，帮忙煞车。山中的生活也会激起特别的诗意，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跑来去，在山谷中的溪床上漫无目的闲走，他记得满山的白雪式的李花，在晴朗的冬日，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山上的积雪……
台中一中开启了他的新人生。这所中学开始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样的名字，他们是夹在清王朝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投身教育是为了“唤醒台湾人民意识及文化觉醒”，尽管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妥协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课堂上，先是日本压在汉文上，三民主义随即又压在“皇民化”之上。
六十年代的台湾沉浸在一种紧张、抑郁与感伤中，那些外省人沉浸在失去故乡的流亡之痛中，而本省人则被二二八之后的白色恐怖窒息，必须忘却自己的过往，是故乡的流亡者。少年人则被束缚在另一层压力中，除去严密的校园监控，还有可怕的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与补习班，都令人窒息。所幸，青春的生命力总可以在暗淡中发现色彩，而沉默也会激发出特别的敏感与抗争，文学常成了抒怀的出口。李敖这样的反叛者常激起最热情的崇拜，当他们读到这样句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的新棒子”，很难不心潮澎湃的。
那是个浪漫、反叛的年纪，江春男记得在中学里，他曾和一位叫林怀民的同学比赛作文。这些少年聚在一起，嘻闹、谈论文学、憧憬未来，他们会一字不落的背诵痖弦的歌句：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之认识之必要……
李敖与痖弦混合一起。按照江春男自己的回忆，他是文学少年与小太保的混合体，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的惹事，乃至留级。最终，他还是幸运地进入东海大学。
这所大学以灰瓦红墙的唐风建筑、路思义教堂、绵密的相思林著称，它们似乎也把纷扰的社会隔离在外。这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寻找的时刻。在日后的回忆里，东海大学洋溢着电影《杨朵》（Yentl）式的精神，年轻人在此“追求知识、爱情和真理”。他把时间都仍进了运动场与图书馆，想“练就最好的体能，参加奥运会，读完图书馆的书，通晓七种语言，旅行全世界”。
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影响一生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被镜头浪漫化的劳伦斯似乎代表了他们渴望的一切：冒险、博学、意志坚定、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还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纵情于文学、哲学，想成为奥林匹克冠军，要追踪劳伦斯的冒险足迹，响应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他的庞杂雄心既出于青春的贪婪，也证明那是个多么“去政治化”的年代。台湾太逼仄、又太压抑了，青年人无法改变既有的世界，那就沉浸在逃离中，逃进抽象观念与别人的生活，逃往世界各个角落。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也开始使用“司马文武”这个笔名，这其中也暗含了少年人自我期许——“司马”是流行武侠小说的常见姓氏，而在这个缥缈的世界里，他要文武双全。
他的政治启蒙直到1971年的“保钓运动”才到来。在外交上的溃败，它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情绪。那种无力的、疏离的、急于逃离的气氛似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情的、介入的、命运共同体式的情感。政府、知识分子、社会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共同宣称要“革新保台”。长期被压抑的政治热情突然爆发出来，一个青年，只要他稍具理想主义情怀，都会被席卷其中。
这股激昂情绪，不仅宣告一个新时代到来，也在表明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都出生于二战后，不管是外来者还是本省人，他们都未经历过战争，没有之前的历史纠缠，他们都在安定的、日渐富庶的环境中成长，由于反对共产党的需求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管国民党政府多么专制，仍要在理论上强调“自由”与“民主”价值，他们也都是这些理念的信奉者，都严重感到理念与现实间差距。
江春男属于这觉醒的一代人， 他“参加各式的国是演讲，每晚倾听同学高谈阔论，”他在日后写道，当时他正在政治大学读研究所，而“各种政治消息逐渐使我这个满脑子西洋政治理论的科班生，开始关心时事”。
但他也很快发现，这期望也化作新的幻灭。他没有成为劳伦斯式的冒险家，也没有投身于文学创作，他成了一名记者，负责政治与外交事务。他先后在《中国时报》与《自立晚报》工作。在台湾的新闻界，这两份报纸以自由、开放作风著称。尤其是《中国时报》，自从1950创办以来，一直在台湾新闻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与《自由中国》的雷震一样，它的创办人余纪忠是“书生报国”的又一例证。他们都在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成长，同时被强烈的民族情怀与知识分子的忧患、启蒙精神影响，也是坚定的反共者。当他们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又把在中国未竞的抱负，移植到这岛上，都像是不合时宜的巨人。雷震要谈论如何建立一个“自由中国”，而余纪忠则要通过一份报纸“反映时代变迁、针砭社会弊病、策应中国未来”。他们的策略与个人风格不同。雷震走向了公开的挑战，他不仅要在言论上批评，还试图缔造反对党，最终入狱。余纪忠更谨慎、个人特质更为复杂，他有老报人的历史情怀，有制度缔造者的气魄，他大胆起用青年人，建立成学院式的编辑部，他具有企业家的敏感。1968年，《中国时报》率先采用彩版印刷，成为台湾、乃至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它再准确不过的表现了余纪忠的企业家精神，报纸不仅提供信息、表达思想、关乎言论自由，也要满足时代对感受、品位的需求。而台湾故事中不仅有专制与自由，还有一个经济成长、社会变迁的新故事。
不过，他也安于一个“清流”的位置，他批评政府，却不会质疑它的合法性，小心翼翼地在政治权力与新闻原则之间寻找平衡。余纪忠的个人身份也象征了台湾这套党国统治的复杂性。他是国民党内富有影响力的中常委，主导着台湾重要的言论阵地，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特殊性令他的报纸获取更多的消息，也得到某种垄断的优势，但是，他又从未获得过足够的安全感。当他的理想情怀上升时，他鼓励记者冲破言论边界，但当来自上方的压力过大时，他又立刻回撤。
江春男努力成为一个好记者。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他了解很多信息、有很多意见与感受，却发现它们常刊登不了。监视与审查的忧虑也无处不在，像很多现代专制国家一样，安插线人、鼓励告密是国民党台湾的常见现象。有时，连余纪忠都难逃这种恐惧。江春男一次他奉余纪忠之命，调查美台关系的新动向，却随之被情治人员约谈，声称这是泄漏国家机密，一直暗示他能供出他的幕后人。调查不了了之，这也令他更清晰的感受到整个政治系统的可怖与可悲，一个如余纪忠这样在党内身居高位、并对它保持信念的人，都会对这个系统如此的恐惧。
既然主流媒体无法表达声音，江春男则开始向非主流倾斜。他熟识逐渐壮大的党外力量，他与康宁祥成为了朋友，也偶尔为《台湾政论》撰写稿件。1979年，他决定正式加入这股新潮流。
对于一个台中山间小孩，这样卷入政治真是个奇妙而意外的过程。从出生起，他就被教育要远离政治，当家人“偶尔谈起政治时，态度都是恐惧或讽刺的”，而“选举买票和作票，几乎被视为当然，没有人会奇怪的”。恐惧也与家族的经验有关，他的一个堂伯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关押了27年，在今日绿岛的人权纪念影，仍看得他留下的记录。政治也与特权与诱惑紧密相关，他记得山溪旁有一座私人的小吊桥，通向对面的别墅属于一位省议员，省议员的轿车周末回来，会卷起一片风沙。而山里孩子们也会聚在吊桥旁，围观“莺莺燕燕的女人走上小吊桥的风姿”。
童年的恐惧与猎奇，变成了一种志趣与责任。不过，他对政治的兴趣首要还是来自对新闻业的热情：“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反对党、没有议会、没有司法独立的社会，就不会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记者。”
四
“我们深信，这是一个集体参与的时代，是一个群众智慧的年代，不是一个敲锣打鼓、捧拜英雄的时代。”
在1979年6月台北街头的书报摊，你看得到这本名为《八十年代》的新杂志，封面上是一艘扬帆的船做背景，似乎在驶向一个新时代。不管是内容还是风格，它仍是知识分子式的。它的创办人康宁祥不讳言它是《台湾政论》的延续，在杂志内页的广告上，他直接提醒四年前《台湾政论》的订户们，当年因杂志夭折的损失可以直接向《八十年代》索要。
从《台湾政论》到《八十年代》，四年来的台湾已发生了一连串戏剧。1975年，蒋介石去世，1977年，中坜事件爆发，1978年12月，美台断交，尤其是最后一件，似乎也在宣告着弥漫着沮丧、愤怒与激越的七十年代的落幕。这一个十年正是以保钓运动与退出联合国为开端的，延宕其间的是一连串外交挫败。
它瓦解了国民党政权的权威，它一直宣称自己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却发现陷入了国际孤立。危机感又激发了新的斗志，蒋经国与他热切有为的技术官僚们推行了“十大建设”，他们把威权政府披上了“发展主义”的外衣。危机也刺激一代青年形成新的台湾共同体的意识，一种“汪洋中的一条船”的集体悲壮感。
七十年代像是在压抑中绽放的花朵。高雄的加工区不停的运转，台湾商人涌向世界，中产阶级群体则日渐庞大，一个丰沛的社会到来了。而乡土文学论战，林怀民的舞蹈、朱铭的雕塑、洪通的画作，《大学》、《夏潮》、《这一代》、《仙人掌》、《剧场》等杂志的涌现，也使这十年的台湾迎来了文学、艺术与思想上的灿烂年代。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它的表现出的创造力只有二十年代才能与之作比，但前者发生在人口与地理上都规模小得多的台湾。
这些活动既可能转移政治热情，也在更大程度上的激发了社会的觉醒（轰动一时的乡土文学论战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反抗），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活的现实、并体验到自由精神时，他们也就越试图打破压制。
“党外”运动在中坜事件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反对的力量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孤独而愤怒的声音、几位政治人物的努力，群众也加入了其中。当群众认定自己被欺骗，冲进警察局、砸毁警车时，他们既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也让党外政治人物感到新的鼓舞。
分歧也就此展开，是仍坚持在体制内的批判，逼迫政权做出退让，还是认定内部的改革已然无望，必须借助群众力量来打破体制？
作为《八十年代》的总编辑，江春男希望这份杂志是“温和的反对派的论坛”，“避免刺激性的文字，走可接收的批判路线”。这也正是康宁祥的主张，自从1969年当选台北市议员后，他与黄信介迅速成为新一代党外政治领导者。他是当时最有魅力的党外政治人物，当他开始发言时，所有人都竖耳倾听，他的沙哑嗓音曾让集会中的人们听得如痴如醉。比起相比越来越热烈的“群众路线”，他仍是“议会路线”的坚持者，相信体制内的改革，他的那句四处宣扬的“呷紧弄破碗”代表着这种哲学——不要把共用的碗打破了。
杂志的趣味则是江春男式的。他首先是个观察者与思考者，对知识与理论本身有兴趣，而非一定转化成实际行动。当他试图去批评当权者时，也不仅仅从狭隘的“党外”视角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体社会的发展，他也把自己对世界的广泛兴趣与理解，都放进了杂志。
在第一期中，除去对国民党政权的揭露与批评，对党外人士与党外运动的报道，也有对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的、伊斯兰革命中的伊朗的最新报道。而在日后，杂志更是追踪报道波兰的团结工会、韩国的民主化浪潮，在这种视角下，台湾的专制与反抗故事不再孤立，而是全球民主浪潮中的一部分。也借由其他人的故事，他来影射台湾现状。当韩国的独裁者朴正熙遇刺后，他评论道：“他以强人的权力与魄力，牺牲民主自由，全力开拓贸易，外汇存底急剧上升，经济成长率每年平均高达百分之十以上。但是经济过度成长的结果，却带来通货膨胀、物价与工资飞涨、贫富不均等问题。因此经济发展的果实，广大民众才要开始品尝，想不到副作用及后遗症却奔驰而来，这类问题回过头来汇集到一个总源头——政治问题，造成严重的宪政危机。”当时的台湾读者，一定能轻易的听出这弦外之音。
杂志也要与台湾自身的反抗传统建立起关联。它把台湾的自由传统追溯到日治时代，重新挖掘蒋渭水一代的文化启蒙，杂志社推出《自由中国》的选集，试图将大陆与台湾这双重的自由传统融合到一起。
《八十年代》创刊两个月后，另一份党外杂志也出现在书摊上。不管是口号、内容、设计上，《美丽岛》杂志都呈现出一种更激进的态度。它无意与昔日知识分子论政杂志发生关联，直接表明它正是民主运动的机关刊物，杂志的总经理施明德则干脆表明，他们在搞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分散台湾各地的杂志服务处是“地方党部”。在它的封面上，是群众集会照片，这密密麻麻的人影也一个群众运动时代的到来。
《美丽岛》刮起了巨大旋风，随后的“美丽岛大审判”让一代最勇敢的心灵身陷囹圄。它让党外运动赢得了世界性关注，也令台湾社会陷入恐惧，八十年代开始了。
五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六期的《八十年代》社论以杨万里的诗开场，结尾则是半劝诫、半警告的口吻：“如果国民党再不知顺水推舟，因势利导，引导这股汹涌而来的社会力量到一个正常的出路，我们相信，这股社会自生的力量，终有一天要走上自己出路的途径，到那时，国民党就会觉悟‘潮流真是抵挡不住’的。”
这溪水的比喻是对最后一期《自由中国》社论的回应，雷震用“大江东去挡不住”来形容民主浪潮，他则因组党的努力随即入狱。这浪潮被阻挡了整整19年，而时代改变了吗？
他这溢于纸面的乐观与浪漫没能持久。包括《美丽岛》在内的15份杂志被关闭，标榜温和姿态的《八十年代》也难逃噩运，在出版了七期之后，它被勒令停刊一年。危险不仅于此，谁也不知迫害是否会涉及到整个党外。倘若资深立法委员黄信介都可能被捕，康宁祥与他的总编辑江春男也可能面临同样命运。
“我想过逃到山里去，还设计了路线，最后还是作罢”，江春男回忆说。这可能是出于他对国民党系统的了解，也可能是他实在无处可去。大逮捕没有继续扩散，超越想象的残酷却发生了。1980年2月28日，尚关押在监狱中的《美丽岛》的核心成员、也是省议员的林义雄家中发生凶杀案，他的母亲及7岁的双胞胎女儿被刺身亡。江春男是最早抵达现场的几个人之一，他是林义雄多年的朋友，对他的“性格刚硬”印象深刻。现场的血迹与惨象，深深震惊了他。在《自立晚报》撰写了文章《妻儿、政治和历史》，他说“字典上的所有字，均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恨”。
党外的韧性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国民党希望借由逮捕、审判与血案震慑反对者，却激发起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在1980年底的选举中，《美丽岛》事件成为了话题中心。丈夫们被捕了，妻子们站到了选举舞台上，当《望你早归》、《望春风》的音乐响起，她们一句不说，就赢得了台下听众的同情，人们用“代夫出征”来形容她们的悲壮。辩护律师们也集体登场，他们代表了日渐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力量。
他们在选举中的胜利，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成熟。尽管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保持了惊人的停滞，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与社会已经诞生，它为反抗者提供了新的空间与能量，社会的弹性日渐增强。抓获了雷震、查封了《自由中国》、关闭《文星》，六十年代就陷入了沉默，直到七十年代《大学杂志》的出现，但现在，美丽岛事件不到一年，人们就已喊出了“党外再出发”。
它也影响了江春男的命运。黄信介的入狱令康宁祥成为了党外最富号召力的政治人物，他的“议会路线”获得上风。江春男则成为了党外力量的代言人。《八十年代》被查封后两个月，他们创办了《亚洲人》，接下来还有《暖流》杂志，再加上八十年出版社，俨然一个党外出版集团。读者、审查者都知道这些杂志的内在连续性，把它统称“八十年代系列刊物”。江春男是这个出版集团的灵魂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最初两年，江春男期待的温和反对声音，似乎主导了党外的声音。它要扮演一名劝诫者、启蒙者，而非直接挑战者的角色。
温和的声音不意味着不受压制，审查与查禁从未停止过。恐惧在减少，却并未消失。在一家党外杂志中，从采访、写稿到印刷发行，都是秘密的过程。他们必须假设，他们一直被监视与窃听。他们要经常更换印刷厂，打电话时使用暗语。曾经在《八十年代》工作的徐璐记得，当她约稿时常这样说——“我要向你借一本书”、“有一罐茶叶要送送给你”，而当她向《自由中国》昔日的主编傅正约稿时，更是要以喝茶吃饭的名义，在他的家里“一个字一个字的把稿子抄下来带走”。
被迫撤换稿件的情况也不断发生。这是“编辑室启示”栏目常会出现的景象——“第六期《亚洲人》预定刊载《虎落平阳的郭雨新》一文，故列于封面要目之中，后因稿挤临时抽出，不及向读者说明。”印刷是另一项挑战，警总可能随时来查抄。年轻的徐璐被派去印刷厂门口对着查封者撒娇以拖延时间，其他人则把杂志从后面的窗口运出去。当杂志被运到在重庆南路的一带的书包摊后，也要通过暗号，摊主才会把藏在下面的杂志拿出来。这些摊主中最著名的一位叫周梦蝶。
他们也找到了应对方式。晚期的专制总是半心半意的，警总查封杂志时，每查封一本就可领取10元的奖金。他们就先印两千本，当查封者领取奖金后，他们就继续印刷。禁忌总散发出魅力，每当一期杂志被查禁时，它的销量会特别好。
现场必定不似日后回忆的那样浪漫轻松。《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这些交替使用的刊名，表明了这种西西弗斯式的荒唐过程。在一期杂志中，江春男写道：“七年来，我们发表了几次发刊词、复刊词和停刊感言，我们把我们的理想、抱负、挫败困难和原则立场，反复陈述……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我们更体会到，一切理想来自实践，一切原则来自坚持。在各种挫败与打击中，我们学会了真正的战斗。”
“台湾杂志与审查者玩猫鼠游戏”， 1985年2月4日的《纽约时报》以此为题报道党外杂志，文章所配的照片正是在江春男，他正在翻阅《亚洲人》。在照片上，他有一张英俊的方脸，身体健壮，一头浓密的黑发，有着介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气质——端庄而自信。照片掩盖了他日常生活的调皮，他脸上常挂着一种顽童式的坏笑，对所有权威保持着嘲讽，当然，他也喜欢嘲讽自己。
他已是明星人物，他在台湾岛内被称作“党外杰出的记者”、“政论杂志的祭酒”，一些人说他编辑的杂志为开创了台湾政论杂志的新面貌。而对于那些关心台湾事务的外交官、新闻记者与学界人士来说，你要了解台湾真实的声音，他是必经一站。倘若新闻局长宋楚瑜代表着官方的声音，他是“地下新闻局长”，是无所不知的Antonio Chiang，“异议编辑中的头领”。他的杂志结合了学术界与新闻界，提升了党外运动的理论与文化水平。与大多数党外运动者不同，他理性，站在一个中间地带，既批评国民党，也与新兴的反对派保持警惕，而且英文讲得很漂亮，见多识广。
他很少浪漫化自己，更不愿意变成某种符号，他拒绝给自己贴上“党外”的标签，与康宁祥保持着某种暧昧的距离，他总提醒自己的编辑同仁，不要把杂志办成政治人物的传声筒。
他的风格与价值观也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除去国民党当局，挑战也来自反对派内部。一切变化得真快。当康宁祥在七十年代崛起时，他被视作崭新、耀眼的新力量，他的主张被认定是理性、现实。但在新一代党外人士心中，他的声音却被当作妥协与投降。暂时终止的“群众路线”因一群青年反对者的到来而再度兴起，他们展开了“批康运动“。这其中不仅是“路线之争”，也是权力与代际之争，既然康是党外领袖，打倒这个领袖则是确立自己位置的最迅速、有效的方式。
江春男的新闻观也招致了这样的攻击：“似乎有点错把党外杂志当作学术刊物或中立刊物……现阶段党外杂志的目标绝不是在办一份纯新闻刊物，而是必须以党外的立场与去分析事物、剖析国民党、争取民众的职称，成为一份真正的党外的杂志，因此了有了立场的刊物就不是客观的刊物，对事情必须有选择性，不该迷信客观的神话。”
江春男不喜欢这股激进浪潮，也发现一些党外分子口口声声寻求民主，却经常表现得比国民党更独裁。更致命的是，他素来推崇的思想、分析的力量，在这个越来越激越、越来越嘈杂的时代，变得不合时宜。党外杂志再度层出不穷，它们越来越直接卷入现实政治活动，成为政治力量的附庸，也因财务压力而越来越迎合消费者，超然的知识分子立场再难维持。
时代变得越来越急促了，欲望被不断激起，禁忌逐一打破，人们崇拜直接的行动。在党外的竞选活动的场中，除去党外杂志、违禁书刊，同时叫卖色情杂志与录影带，它们都是被压制的渴望。这一切变化也都与党外杂志的努力有关，他们不停地批评国民党，揭露被遮蔽的历史，这些报道或许常犯错误、夸大其辞，却有效的消除了政治权力的神秘性，降低了人们的恐惧感。
对于这新局面，江春男多少会同意俄国作家蒲宁对于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的感受：“当时差不多所有革新者的力量和才能的素质都相当低，带有先天的缺陷，混杂着鄙俗、虚假、诡辩、迎合市井的东西”……
六
延平南路上的上上咖啡，似乎仍延续着三十年前的风貌，它的深褐色桌椅、木墙板，窄小的楼梯，柜台上陈列架的小物件，都带有那个经济正起飞、消费欲望刚刚兴起时代的痕迹——一点收敛的自由、不和谐的时髦。
窗外的中山堂是台北少见的气度不凡的建筑，也是这个城市叠加的历史的象征。它原本是清朝的布政使司衙门，被日本改建成“台北公会堂”，然后陈仪在此接受日方的受降，“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流亡到此的中华民国把它当作国宴场所，美国的尼克松、韩国李承晚、越南的吴庭艳、伊朗的巴列维都来过，它是这个流亡政权显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正统性的象征。不过，它也是对正统性的挑战的场所，1978年12月5日，“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在此召开座谈会，在唱国歌时把歌词“吾党所宗”改为“吾民所宗”。
这个下午，客人们都挤在了二楼，他指给我角落的方向——一对小情侣正在私语——当年，他常坐在的角落里写稿，一杯“综合咖啡”，从早坐到晚，最快的时候，一天写过一万字。杂志即将付印，有很多版面需要填补，他要用不同的笔名。他也在这里见朋友还有线人，他们会带着材料与传闻到来，权力争斗随着威权的瓦解而加紧，如果你需要击垮对手，把他的秘密泄露给这些“党外”杂志是个好选择。他要提高警惕，区别哪些东西值得刊登，哪些不过是谣言，他也从不希望自己编辑的杂志沦为权力的工具、或是丑闻揭露者。他也注意那几张熟悉面孔的出现。自从加入新闻业以来，与情治人员打交道就成了工作的一部分。白色恐怖的年代已然过去，你不会在因一句话、一篇文章而获罪，但监控与恐吓仍在，它是那个党国体制仍在继续的支柱之一。
我们坐在清静的一楼，只一位老人在翻报纸——在头版上，马英九登上了彭佳屿，宣誓对钓鱼台的主权，我们都点了“综合咖啡”，一百块台币。咖啡店的服务员都认识他，看着他从一个有点神秘、危险的党外人士，变成了国安会副秘书长，又回到了记者的身份。三十年来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岛屿上的政治生态就像是一个忙乱的浮游群落，充满了朝生幕死的短暂传奇，英雄与囚徒、辉煌与没落、希望与幻灭都只一步之遥。
《八十年代》在1986年宣告结束，既然反对党已经组建、正式发出声音，党外杂志的命运也告一段落，它们在印刷品上塑造出一个反对共同体，一位美国记者用“墨水换鲜血“来形容它的作用。任务已大致完成，新的不满声音（主要是对台独的主张），则在地下电台找到了更好的渠道。
接下来的13年，他努力实践他多年来的追求，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把西方的专业主义引入台湾。他先是与朋友创办了《新新闻》，它旋及成为了最重要的新闻杂志，它的在一个混杂的转型年代成了最可信赖的声音之一。接着，他与康宁祥再度合作，创办了《首都早报》，尝试把新闻理念引入报界，可惜它迅速夭折。他还与《自由时报》的老板林三荣合作，创办了英文《台北时报》，帮助外界理解台湾社会。政治的民主带来了新闻自由，却不一定能保证他期望的新闻品质。相反的，一个越来越娱乐与碎片化时代涌来。
江春男的个人轨迹因陈水扁的当选，再度发生变化。2000年至20004年，他出人意料的出任了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沉寂多年的康宁祥出任秘书长，老搭档再度携手。“我们笑了他一阵“，徐璐回忆说，”他一直说要当永远的记者，却还是进了政府“。民主的进程也是一批精英取代另一批精英的过程。常年的反对派，突然发现占据了权力的中心。
对于朋友的嘲讽，江春男用记者的好奇心来解释，在分析了权力这么多年后，他想知道它到底是怎样运行的。这的确是个充满讽刺的经验，当他编辑不断被查抄的党外杂志时，必定想不到有一日会进入总统府，变成了“情治单位的头子”，当年监视他的人，则要向他汇报，并在酒醉之时，提醒他连自己早已忘记的细节。他以批评权力为志业，却未想到最终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掌管的最隐密的权力部门。
“一旦当官，人际关系突然起了化学变化，好像自己边了一个人，大家以为你在忙什么国家大事，以为你有特别情报，知道所有秘密。他们不知道，当官的对外界知道最少，甚至当事人的下台，有时也要靠记者的通知”，“官场的人，平常忙得像狗，走路向行军，永远在赶下一场。他们被日常工作逼得喘不过气……他们听到许多报告，开了许多会，每个会都有无法解决的问题，让人又累又闷又烦恼。很快这种忧虑就会爬上脸，让你挂上忧国忧民的表情。平常人都为个人生活烦恼，你却可为国事烦恼，这种感觉让你产生莫名的优越感，好像拥有一种比较高贵的人生”。他在日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新闻与政治圈多年，见惯了人事沉浮，却保持着一丝羞涩与矜持，与一种旁观者才具有的天真的嘲讽能力——他看不惯所有的虚张声势。也是这权力让他与康宁祥产生隔阂，这个早已被遗忘的昔日的反对派领袖似乎无法有效运用这权力。
不过，这副秘书长的经历，的确满足他诸多的浩气长存。他曾崇拜过美国战略学家Edward N. Luttwak，现在可以在他的寓所里听他侃侃而谈——“不是他的见解特别深入，只因为他为打开另一扇窗，带我走进另一个世界”。他对于以色列的摩萨德倍感兴趣，如今和他们隔桌而坐，发现一切也没有那么神秘。而对他不满的同事则抱怨说，江副秘书长似乎仍沉浸在他记者的职业习惯里，到哪里都是四处发文，满足个人好奇心到多于公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