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的领导”挂帅，何须“依法治国”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号称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本是一件好事：“依法治国”总比“依红头文件治国”或者“依上级领导批示治国”要好一点吧？
然而，读罢四中全会公报和啰里啰嗦近两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却让人失望之极：中共所谓“依法治国”与“依红头文件治国”或者“依领导批示治国”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因为该《决定》反复强调、再三叮咛的事情，并非如何确保“依法治国”，而是如何确保“党的领导”——还美其名曰“有机统一”哩。既然翻来覆去还是“党的领导”挂帅，那又何必啰里啰嗦绕这么大一个圈子？直截了当用“红头文件”、“领导批示”、“重要讲话”、“会议精神”以及“教育实践活动”诸如此类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来搞“党的领导”，岂不是比七弯八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国”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高效？中共那么“伟大”，公民那么渺小，打个招呼、发个通知、作个指示就能搞定的事情，谁吃饱了撑的还管它“依法”不“依法”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公开说过，“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连民法、刑法这样最基本的法律都嫌多余，宪法、行政法规就更加碍手碍脚，没有用处了。果然如此，52宪法只是几张废纸，连国家主席的命都保不了。中共党章又何尝不是摆设，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照样是烂命一条。在毛时代，宪法和党章保护不了任何人的任何权利，一旦惹翻了“伟大领袖”，随时让你小命不保。
文革期间，享受万众狂热崇拜的毛泽东干脆宣布“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惜这句匪气十足的流氓话被不懂中文的埃德加•斯诺传到海外，变成了“我是打着一把雨伞云游四海普渡众生的孤僧”，倒是引起许多洋人对这位“伟大领袖”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宗教济世情怀的同情与共鸣，这可真是离题万里了），“他老人家”已经到达“治国理政”的颠峰状态，把“党的领导”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连“开个会、搞个决议”也嫌麻烦，搞那些条条框框有什么用，哪里比得上想整谁就整谁、想灭谁就灭谁、想用谁就用谁、想宠谁就宠谁、想干啥就干啥来得痛快呢？
2、既有“党的领导”，岂能“依法治国”
毛泽东死了，但死而不僵，“祖龙虽死秦犹在”，如今的中共政坛，学习毛泽东、模仿毛泽东的大有人在，按毛的思路说话、照毛的套路行事的，也大有人在——不是有人刚刚开过“新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吗？
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象毛泽东一样把法律当儿戏，“党的领导”倒是很坚挺——薄书记想怎么“领导”就怎么“领导”、王教授想怎么“专政”就怎么“专政”，而依靠宪法和法律本身的力量，却根本没有办法制止他们。周永康、徐才厚拒不“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可要对付他们，宪法和法律根本靠不住，还得动用共产党的家法，靠中纪委超常发挥才管用。这样的人能混到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高位，在他们底下混饭吃的千千万万党的干部岂敢悖其旨意“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一如既往，仍然把“党的领导”凌驾于“依法治国”之上，而事实恰恰是：中共六十多年来之所以不能“依法治国”，其唯一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不加约束、也难以约束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全局性、系统性地走到了“依法治国”的反面，即使在当今，在薄熙来的重庆，在周永康的中央政法委，在徐才厚的中央军委，也早已脱出了“依法治国”的轨道。薄熙来、周永康已经如此难缠，若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们在某些事情、某些领域拒不“依法治国”，还有哪条法律、哪套程序可以制止得了他们？
文革的教训、毛泽东的教训、刘少奇林彪的教训、薄熙来周永康的教训，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势不两立。“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党的领导”限制在党务之内、约束在法律之内，习近平说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那么首先应该被关进笼子的，就是“党的领导”之权。大老虎、小苍蝇们之所以胆大妄为，无非就是仗着他们手上有宪法和法律都管不住、管不了的“党的领导”之权。
江泽民早在中共十五大就已经提出“依法治国”口号，十六大以后，温家宝曾主持制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各省也陆续制定了本省的实施纲要，但是迄今为止，“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仍然只是一句空话，甚至变成了一句笑话。召开一次全会、通过一纸决议，习近平就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吗？这种想法未免自欺欺人。
四中全会《决定》据说写了八个多月，起草小组由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亲任正副组长，可见代表了中共在“依法治国”问题上的“最高智慧”。然而，除了“宪法日”、“任职宣誓”、“巡回法庭”、“重大决策终身追究”等效仿西方国家的举措稍有一丝新意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趋向于法治的实质性改革措施。《决定》并没有认真检讨为什么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屡屡干扰、妨害“依法治国”，为什么江泽民、温家宝虽曾雄心勃勃却最终让“依法治国”沦为了空话、套话和笑话，而只是再次重复了江朱、胡温早已说滥了的那些个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一次大张旗鼓、高调张扬的“法治盛会”也不过如此，远远赶不上去年的三中全会（说实话，去年三中全会还真的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虽然那种感觉也没能持续多久），共产党的会议，还真是一中不如一中。“最高智慧”如此，这就说明“党的领导”之下，“依法治国”没戏。
3、法家式“依法治国”只会导向恶政、暴政
“依法治国”有两种：一种是普世意义上的法治之下的依法治国，另一种是中国特色意义上的专制统治之下的“依法治国”。关于后者，其实古已有之，因为“依法治国”的发明权并不属于中共，它属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
古代法家在哲学上以“唯物论”、“性恶论”为特征，在思想渊源上则取道、儒、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法家厚今薄古，尚法术而轻德礼，尚权势而轻民意，尚实利而轻仁义，好讲权谋、用赏罚，而不大讲究廉耻与道义，颇有一点像马基雅维利。诸子百家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优秀的民间知识分子，但法家不同，他们不属于民间，只属于君主。其身份或说客，或谋士，或权臣，总之是君王身边最亲近的人，管仲、子产、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均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法家是一群几乎完全站在君主、政府、统治者立场上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乐于替君王说话，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御用身份扭曲了他们的政治观念，首先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信奉权力万能、政府万能、中央集权万能，他们认为君王及其法、术、势对于国家头等重要，是解决国家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法家主张以权谋国、以势建国、以法治国。《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意思是说，用法来治理国家，照着法去做就是了，言下之意是，依法治国比人治、德治、礼治要好得多、简单易行得多。此言并非无理，因为无论是人治、德治、礼治，要想治理得当都不容易，都寄希望于统治者有圣贤才德，被统治者有良民素质，但毕竟受人性与国情所限，圣贤稀少，良民无多，难免“遭贤而治，遭愚而乱，……则乱多而治寡”（《尹文子》）。
法家甚至认为，即使有圣贤出世，有条件以德礼治国，也不值得弃法而取德礼。《韩非子》说：“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意思是尧舜离了法也治不了国。“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抱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所以，法家主张：要相信法令，而不要相信圣贤；要相信权力、权术、权势的强制作用，而不要相信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任法而不任智”，“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国法不可失，所治非一人也”，“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
法家还认为，即使恶法乱令，仍须令行禁止，因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尹文子》）。法如此重要，那么，法家的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管子》用一系列比喻来说明，“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也就是说，法是君主人为之法，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是掌权者治众之法、驭民之法、赏罚之法，多数情况下是严刑峻法，诸如“什伍连坐”、“偶语诗书者弃市”之类，都是不讲人权、扼制自由的专制之法，而对于老百姓，法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关怀和保护，仅仅意味着强制性的限制和约束。
法家式的“依法治国”，就是信赏必罚，把老百姓治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就是“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管子》），“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在法家“依法治国”的国家里，乱说乱动可是要掉脑袋的——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韩非，最后也都“作法自毙”，死在了自己帮君主所立的恶法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法家的“法治”固然与儒家的仁政大异其趣，与西方的法治亦背道而驰，倒是与马列斯毛的“专政”极其相似，其对专制暴政持以公开的宽容、赞许乃至无原则纵容的态度，使其彻底沦为最高统治者的专制工具、镇压机器，无怪乎毛泽东要“评法批儒”，要公开声明“我赞成秦始皇，反对孔夫子”了。
综上所述，别说中共所谓“依法治国”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得到落实，即便老天开眼，有朝一日“依法治国”真的变成了现实，那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中共的“依法治国”大概也只是升级版的法家暴政，而绝不可能成为普世意义上的现代法治。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号称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这本是一件好事：“依法治国”总比“依红头文件治国”或者“依上级领导批示治国”要好一点吧？
然而，读罢四中全会公报和啰里啰嗦近两万字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却让人失望之极：中共所谓“依法治国”与“依红头文件治国”或者“依领导批示治国”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区别，因为该《决定》反复强调、再三叮咛的事情，并非如何确保“依法治国”，而是如何确保“党的领导”——还美其名曰“有机统一”哩。既然翻来覆去还是“党的领导”挂帅，那又何必啰里啰嗦绕这么大一个圈子？直截了当用“红头文件”、“领导批示”、“重要讲话”、“会议精神”以及“教育实践活动”诸如此类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来搞“党的领导”，岂不是比七弯八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国”更方便、更直接、更灵活、更高效？中共那么“伟大”，公民那么渺小，打个招呼、发个通知、作个指示就能搞定的事情，谁吃饱了撑的还管它“依法”不“依法”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公开说过，“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连民法、刑法这样最基本的法律都嫌多余，宪法、行政法规就更加碍手碍脚，没有用处了。果然如此，52宪法只是几张废纸，连国家主席的命都保不了。中共党章又何尝不是摆设，写进党章的“接班人”照样是烂命一条。在毛时代，宪法和党章保护不了任何人的任何权利，一旦惹翻了“伟大领袖”，随时让你小命不保。
文革期间，享受万众狂热崇拜的毛泽东干脆宣布“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惜这句匪气十足的流氓话被不懂中文的埃德加•斯诺传到海外，变成了“我是打着一把雨伞云游四海普渡众生的孤僧”，倒是引起许多洋人对这位“伟大领袖”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宗教济世情怀的同情与共鸣，这可真是离题万里了），“他老人家”已经到达“治国理政”的颠峰状态，把“党的领导”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连“开个会、搞个决议”也嫌麻烦，搞那些条条框框有什么用，哪里比得上想整谁就整谁、想灭谁就灭谁、想用谁就用谁、想宠谁就宠谁、想干啥就干啥来得痛快呢？
2、既有“党的领导”，岂能“依法治国”
毛泽东死了，但死而不僵，“祖龙虽死秦犹在”，如今的中共政坛，学习毛泽东、模仿毛泽东的大有人在，按毛的思路说话、照毛的套路行事的，也大有人在——不是有人刚刚开过“新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吗？
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象毛泽东一样把法律当儿戏，“党的领导”倒是很坚挺——薄书记想怎么“领导”就怎么“领导”、王教授想怎么“专政”就怎么“专政”，而依靠宪法和法律本身的力量，却根本没有办法制止他们。周永康、徐才厚拒不“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可要对付他们，宪法和法律根本靠不住，还得动用共产党的家法，靠中纪委超常发挥才管用。这样的人能混到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高位，在他们底下混饭吃的千千万万党的干部岂敢悖其旨意“依法治国”？
四中全会一如既往，仍然把“党的领导”凌驾于“依法治国”之上，而事实恰恰是：中共六十多年来之所以不能“依法治国”，其唯一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不加约束、也难以约束的“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仅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全局性、系统性地走到了“依法治国”的反面，即使在当今，在薄熙来的重庆，在周永康的中央政法委，在徐才厚的中央军委，也早已脱出了“依法治国”的轨道。薄熙来、周永康已经如此难缠，若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们在某些事情、某些领域拒不“依法治国”，还有哪条法律、哪套程序可以制止得了他们？
文革的教训、毛泽东的教训、刘少奇林彪的教训、薄熙来周永康的教训，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势不两立。“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党的领导”限制在党务之内、约束在法律之内，习近平说过，“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那么首先应该被关进笼子的，就是“党的领导”之权。大老虎、小苍蝇们之所以胆大妄为，无非就是仗着他们手上有宪法和法律都管不住、管不了的“党的领导”之权。
江泽民早在中共十五大就已经提出“依法治国”口号，十六大以后，温家宝曾主持制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各省也陆续制定了本省的实施纲要，但是迄今为止，“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仍然只是一句空话，甚至变成了一句笑话。召开一次全会、通过一纸决议，习近平就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吗？这种想法未免自欺欺人。
四中全会《决定》据说写了八个多月，起草小组由习近平、张德江、王岐山亲任正副组长，可见代表了中共在“依法治国”问题上的“最高智慧”。然而，除了“宪法日”、“任职宣誓”、“巡回法庭”、“重大决策终身追究”等效仿西方国家的举措稍有一丝新意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趋向于法治的实质性改革措施。《决定》并没有认真检讨为什么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屡屡干扰、妨害“依法治国”，为什么江泽民、温家宝虽曾雄心勃勃却最终让“依法治国”沦为了空话、套话和笑话，而只是再次重复了江朱、胡温早已说滥了的那些个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一次大张旗鼓、高调张扬的“法治盛会”也不过如此，远远赶不上去年的三中全会（说实话，去年三中全会还真的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虽然那种感觉也没能持续多久），共产党的会议，还真是一中不如一中。“最高智慧”如此，这就说明“党的领导”之下，“依法治国”没戏。
3、法家式“依法治国”只会导向恶政、暴政
“依法治国”有两种：一种是普世意义上的法治之下的依法治国，另一种是中国特色意义上的专制统治之下的“依法治国”。关于后者，其实古已有之，因为“依法治国”的发明权并不属于中共，它属于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
古代法家在哲学上以“唯物论”、“性恶论”为特征，在思想渊源上则取道、儒、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法家厚今薄古，尚法术而轻德礼，尚权势而轻民意，尚实利而轻仁义，好讲权谋、用赏罚，而不大讲究廉耻与道义，颇有一点像马基雅维利。诸子百家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优秀的民间知识分子，但法家不同，他们不属于民间，只属于君主。其身份或说客，或谋士，或权臣，总之是君王身边最亲近的人，管仲、子产、商鞅、李斯等法家人物均是名垂千古的大政治家。法家是一群几乎完全站在君主、政府、统治者立场上说话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乐于替君王说话，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御用身份扭曲了他们的政治观念，首先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信奉权力万能、政府万能、中央集权万能，他们认为君王及其法、术、势对于国家头等重要，是解决国家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法家主张以权谋国、以势建国、以法治国。《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意思是说，用法来治理国家，照着法去做就是了，言下之意是，依法治国比人治、德治、礼治要好得多、简单易行得多。此言并非无理，因为无论是人治、德治、礼治，要想治理得当都不容易，都寄希望于统治者有圣贤才德，被统治者有良民素质，但毕竟受人性与国情所限，圣贤稀少，良民无多，难免“遭贤而治，遭愚而乱，……则乱多而治寡”（《尹文子》）。
法家甚至认为，即使有圣贤出世，有条件以德礼治国，也不值得弃法而取德礼。《韩非子》说：“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意思是尧舜离了法也治不了国。“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抱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所以，法家主张：要相信法令，而不要相信圣贤；要相信权力、权术、权势的强制作用，而不要相信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任法而不任智”，“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国法不可失，所治非一人也”，“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
法家还认为，即使恶法乱令，仍须令行禁止，因为“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尹文子》）。法如此重要，那么，法家的法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管子》用一系列比喻来说明，“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也就是说，法是君主人为之法，是统治者的治国工具，是掌权者治众之法、驭民之法、赏罚之法，多数情况下是严刑峻法，诸如“什伍连坐”、“偶语诗书者弃市”之类，都是不讲人权、扼制自由的专制之法，而对于老百姓，法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关怀和保护，仅仅意味着强制性的限制和约束。
法家式的“依法治国”，就是信赏必罚，把老百姓治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就是“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管子》），“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在法家“依法治国”的国家里，乱说乱动可是要掉脑袋的——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李斯、韩非，最后也都“作法自毙”，死在了自己帮君主所立的恶法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法家的“法治”固然与儒家的仁政大异其趣，与西方的法治亦背道而驰，倒是与马列斯毛的“专政”极其相似，其对专制暴政持以公开的宽容、赞许乃至无原则纵容的态度，使其彻底沦为最高统治者的专制工具、镇压机器，无怪乎毛泽东要“评法批儒”，要公开声明“我赞成秦始皇，反对孔夫子”了。
综上所述，别说中共所谓“依法治国”不可能在“党的领导”之下得到落实，即便老天开眼，有朝一日“依法治国”真的变成了现实，那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中共的“依法治国”大概也只是升级版的法家暴政，而绝不可能成为普世意义上的现代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