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以兌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諾言。這是中共六十多年來首次聲言要改變自己的執政方式，並將司法改革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似乎可視為中共政治體制改革進入實質階段的信號。
經濟腐敗是標，政治腐敗是本
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基礎是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權力相互制衡，而中共六十多年來一直延續的是毛氏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鄧氏的「四個堅持」，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合一的「黨天下」。政治權利的腐敗才是最大的腐敗，經濟腐敗是標，政治腐敗是本。眼下，不解決政治制度三權一統的根本問題，不僅當下反腐運動會前功盡棄（被權貴集團反戈清算），中共政權也會被時代潮流所拋棄。從制度設計入手，殺出一條血路，正是中共當下自救的唯一出路。
為避免重陷當年法國「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滑鐵盧，今天中共意識到面對的是舊制度的殘餘和新權貴的威脅，已經到了不治本則左右皆亡的地步。這個本，就是二千多年皇權政治的極權制度之本。
歷史上的中國，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大本營。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一體的皇權制度設計自秦始，一言九鼎，崇武尚法，專權苛政，普天之下，王土王臣，霸道與王道狼狽為奸，皇權與相權互為表裡。二千年之司法，將民之公天下權作一己私天下，視天下百姓如草芥，家法、王法、國法混為一談，民怨浩天，冤獄遍地，靠的就是皇權專制的鎮壓機器。中共建政初期鎮反運動中大行政區的「軍政委員會」、文革中惡法之最的「公安六條」、江治時期的「六一○辦」和周永康政法委的「維穩辦」，依靠的都是集黨政軍警、公檢司法為一體的極權體系，這和史上刑部、廠衛如出一轍，是「歷代都行秦政制」的秘密所在。
「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
三權統制還是三權制衡，這是衡量國家現代政治還是傳統政治的分水嶺。可惜的是多年來，中共毫不隱晦地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家醜外揚地公開宣講「三個代表」，以主子自居，以黨立法，以言代法，以政行法，時而嚴打，時而維穩，靠運動治國，用威懾行政，結果將國家司法體系演變為替一幫新舊權貴保駕護航的工具。
中共正像一艘漩渦中的大船，進也不是，退也不能。這個漩渦非外力所致，而是中共自身「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邏輯悖論。如何擺脫困境，是司法體制走出不講規矩、草菅人命、禍害天下的關鍵所在，也是考驗習李政治智慧的試金石。在黨政不分的體制下如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的分離」；怎樣才能確保執政黨自身「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而非又一場中國式的夢遊；司法審判中「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限制政法委的干預如何實現？在一黨獨大的背景下，如何將「黨的領導」納入法治軌道？沒有這個前提，「依法治國」始終處於悖論之中。顯然，如果不堵住這一政治制度的巨大漏洞，中共這艘大船依然在這個邏輯漩渦中打轉。治理體系不僅難以實現向現代化的轉型，還隨時處在系統崩盤的危險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