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單牆事件是鄧小平上台兩年後,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第一波打擊,又過了兩年,鄧小平以清除精神污染名義,對知識界、文藝界對文革的政治性反思進行了第二波打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則開始了對知識界、文化界進行了第三波打擊,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當時的知識界、文化界並沒有像2008年劉曉波那樣系統提出憲政民主的憲章式主張,只是對一些學術層面上對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進行反思,這些反思或探討必然會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胡喬木、鄧力群的慫恿下,鄧小平無一例外地發起自上而下的政治掃蕩。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在這場運動中,巴金等人受到公開批判,當時資歷較淺但作品前衞的劇作家高行健也受到批判,當然,受到打擊甚至迫害的遠不止這些人士,譬如詩人葉文福、評論家徐敬亞均受到衝擊,這次運動後來因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等人的反對而告一段落,但後來胡耀邦本人卻因「資產階級自由化」於1987年被迫辭去總書記的職務。那麼什麼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呢?因此資本主義世界政治自由、經濟自由,所以自由化與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了,但中國政治語境下的資本主義自由化與資本主義完全無關,其所指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實質是主張憲政民主、政治自由、三權分立等,而中共則將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罪化,認為其本質是:反對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有學者直接將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反對黨的領導聯繫在一起。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發表了《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長文,這篇公開發表的講話,完全展示了鄧小平對憲法賦予的公民自由權的焦慮,以及對政治與文化領域的不同聲音的敵意。國家軍委主席鄧小平,越過中共總書記與國家主席,直接就意識形態問題發表談話,這完全是軍人干政與用槍指揮黨,他關於資本主義自由化的觀點,充滿主觀武斷與政治妄想,完全用敵我思維來界定思想界文化界不同的觀念、不同的表達,甚至不同的審美態度,而對反右這樣重大的歷史罪錯,不僅沒有懺悔之言,更是認為不能全盤否定。正是鄧小平如此武斷干預思想文化界正常的寫作與思想,才使中國思想解放成為空話,也使中國的政治改革止步不前,而對知識份子與文化界的打擊,一波一波地展開與推進。鄧小平這篇旗幟鮮明反自由化的講話,直到現在還深刻地影響著中共意識形態,中共的手法不僅沒有變化,而且干預日益嚴重。所以,反思與清理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是認識今天意識形態領域惡行不可或缺的內容。鄧小平是怎樣看待學潮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呢?其一,「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以下引文均出自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話)鄧小平心裏非常清楚,學潮是手無寸鐵的孩子們和平行動,不可能顛覆國家政府,但鄧小平將其看成很重大的事件,因為他心裏也明白,這些年輕人代表著國家的未來,也能喚起更多的人關心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進行打壓,後果也難以預料。其二,「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象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上海的王若望倡狂得很,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方勵之是一位科學家,一位教育家,也是一位黨員,他應該如何講話,只要不違法,就是允許的,至於黨員應該如何說話,黨章上有無明確規定,如果有,相關黨的組織機構應該按黨章處理,如果黨章還是文革時代的內容,要改掉的是黨章的內容,而不是追究方勵之的責任,國家軍委主席向大學教授還有王若望這樣的媒體人興師問罪,只有軍政府才會如此膽大妄為。現在我們看到,許多大學教授因教學內容或公開發表的觀點與所謂黨的觀念不一致,受到的處分,或是離開教職崗位,或是被開除,最近浙江嘉興市黨媒評論員就得到這樣的政治待遇。對持不見政見的知識份子進行殘酷的定點打擊,這種方式是鄧小平確定的。其三,「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鄧小平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虛,但說到人民民主專政,卻是實,人類文明社會強調的是通過民主憲政來實現和平穩定,但鄧小平卻與文明世界的規則相反,要通過人民民主專政來實現安定團結。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在毛澤東時代將國家主席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將鄧小平下放到江西農村,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民無關,也與民主無關,毛澤東掌權,就是毛氏專政,鄧小平掌握了軍權,鄧小平就可以以人民的名義,替民做主,實施對政治異已的打擊。鄧小平自己曾經被毛澤東時代「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是四五天安門運動,人民冒著生命危險為鄧小平說話,鄧小平轉眼之間就背叛了自己,站在了專制者一邊。其四,「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產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鄧小平在這裏不僅忘記了中共延安時代的憲政民主承諾,更不顧政治常識,美國三權分立,看起來有三個政府打架,但公開的政治博弈,正是保證憲政民主的基石,資產階級憲政民主這一套使統治者自己有麻煩,但人民因此有了庇護,而鄧小平掌控了軍隊,中國政府因此只有一個鄧中央、鄧核心,裏面也會出現打架,鄧小平與華國鋒打架、鄧小平與胡耀邦打架,鄧小平與趙紫陽打架,但無論誰與鄧小平打架,最終都會敗下陣來,為什麼,因為鄧核心用槍指揮黨中央。整個中國整個中共都蒙受恥辱與麻煩,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沒有麻煩。鄧小平維護的看起來是一黨體制,本質上是捍衞自己的極權。其五,「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貿,這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補充,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全民所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級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我們講共同富裕,但也允許有差別。」鄧小平的開放觀,停留在清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階段,連光緒的君主立憲都沒有達到,如果按國民黨的軍政、訓政與憲政三步走,鄧小平堅守的是軍政,在軍人政府控制下,發展全民所有制,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但鄧小平沒有說,最終是什麼時候,是一百年還是一萬年?防止兩極分化,怎樣才是兩極分化?城鄉二元制,經濟雙軌制,黨內外不同,體制內外有別,先富起來的是紅後代與官後代,兩極分化已達到世所罕見程度,是不是已證明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共同富裕是一個政治謊言,美國總統也不敢宣導共同富裕,政府要做提維護憲法正義,維護人權平等,致富的事情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情,政府要保障弱勢群體,鄧小平的政治謊言在於,虛擬出一個全民共同富裕的幌子,幹的卻是特權者富極天下的事實。政府官員無法公開家庭財產,說明黨內特權階層已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人民完全不知情,也不允許知情。其六,「中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是沒有前途的。這個道理已經得到證明,將來還要得到證明。如果我們搞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時就能夠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就為人類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奮鬥方向,更加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所以,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講的道理,是一個「中國真理」,這個真理從秦代一直講到大清,秦始皇認為秦代一統天下,可以統治到萬世,大清也認為自己的天下萬世無疆,國際上前蘇聯還有現在的朝鮮,想法都一樣,沒有共產黨、蘇維埃或勞動黨,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但事實呢,世界上沒有真理黨,沒有永遠黨,黨只是一個政治組織,要在憲法之下當政行政,將自己合法化、正常化才是正道。鄧小平認為,中國人均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就能證明社會主義年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了,如果把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家資與安徽小崗村的村民平均,可能已遠遠超過四千美元了,鄧小平能否定徐才厚與小崗村民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共同富裕起來的嗎?小崗村民們共同富起來了,徐才厚們也共同富裕起來了,所以他們是共同富裕起來的。這樣的理解能成立嗎?只要比較一下東德與西德、北韓與南韓、大陸與台灣,憲政民主體制與共產獨裁體制的失敗就不言自明,但鄧小平守著特權,不願意向人民做一點點政治改革方面的讓步。其七,「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這是鄧小平的一句狠話,因為反右之時,鄧小平也是主要當事人,反右有他的歷史「偉績」,「太過火」的地方,就是讓幾十萬知識份子與民主黨派下崗、被迫害,像夾邊溝那樣的地方,數萬名右派們更是屍骨無存,鄧小平一句輕飄飄的平反二字,就抹掉了中共與鄧自己造成的歷史罪責,反右沒有全盤否定,意味著中共對知識分子的專政式迫害還會合法存在。而現實中人們看到的,難道不正是如此嗎?其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脫離了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一個凝聚力,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鄧小平這樣一個軍政寡頭,他的預言卻並沒有錯,反自由化已有三十年了,仍然在繼續中,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資產階級無關,也與自由無關,只與保衞中共一黨專政有關,如果沒有黨的領導,中共就沒有戰鬥力,但中共要與誰戰鬥呢?與知識份子戰鬥?與人類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戰鬥?而領導人民搞建設,中共靠人民供養,中共只有鬥爭與戰鬥的理論,完全沒有市場經濟理論,馬列經典裏,更是只有反市場反私有制理論,堅守馬列原理,卻要帶領人民搞建設,人民得到的只會是強拆與無條件剝奪。資產階級自由化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了憲政文明與繁榮,而無產階級的自由化呢,帶來的是災難與貧窮,鄧小平以無產階級的身份,擁有了國家最高權力,其家族早已富甲天下,享有充分的資本主義自由,他自己享有的是極權者的不受法律制約的絕對自由,現在中國的政治困境是,既沒有清除毛澤東文革的遺毒,鄧小平的遺毒更是影響深遠。習近平如果不能突出重圍,中國就沒有希望,踏著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腳印,不僅會走向死途,可怕的是每一步都將是鮮血淋漓。當年鄧小平反自由化是軍人干政,現在的像戴旭這樣的極左軍棍們,仍然干政無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