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十万人军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联合国决议。
 
 
据媒体报道，朝鲜25日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十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本月18日通过朝鲜人权决议案，并谴责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对朝鲜发起“人权”闹剧。
有网友认为这是朝鲜当局以民众的名义来抗议联合国决议，想通过“民意”来抵制国际社会对朝鲜人权的指责，同时向国际社会显示自己统治的民意基础。可见，朝鲜金氏王朝也很重视民意，也懂得民意是权力统治合法性来源。但也有网友质疑，朝鲜金氏王朝能有那么庞大的民意支持吗？
联合国人权决议是为了改善朝鲜民众的人权，但却遭到朝鲜民众起来游行抗议，这真是陷入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逻辑悖论。对此现象通常解释是，朝鲜民众迫于政府压力而不得已为之，是朝鲜当局动员组织的结果，而非民众真实意愿的反映。这种解释的确给了文明人类自身许多安慰，但是，对极权社会有真切了解且能保持一份长久警惕的人来说，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客观的，甚至是自欺的。真正深刻理解极权社会的人们会发现，在极权社会民众起来对国际社会关注他们人权状况的抗议，甚至都不需要统治者的动员，或者只需要统治者略作暗示，民众就会自发起来疯狂抗议国际社会对他们人权的“干预”，因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是这个世界最幸福的，是这个世界人权最好的，已经比美国要好五倍。对于生活于极权统治下的民众的这种感觉或表达，外在于极权统治的人们一直将其解释为一种假像，是由于极权统治的恐惧与谎言所致。
无庸置疑，极权社会的统治的确依赖于恐惧与谎言，但是那是非极权社会中人们的理解与极权社会中小数先觉者的痛感，而生活于极权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们是真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正确与幸福的，他们麻木于对恐惧的感觉，也习惯于对谎言的认同，甚至都陶醉于这种恐惧与谎言中。之所以能够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极权社会下的人们丧失了基本的思考与辨别的能力。
导致极权社会下人们丧失思考与辨别能力的最主要原因是：其一、闭塞人们的眼耳，封锁社会的资讯，使人们无法获得了解判别世界的起码资讯，而只能听最高元首的指示与御用文人的解说，从而严重扭曲人们对世界发展事实的认识；其二、颠倒社会价值，摧毁传统文化，拒斥现代文明，只给国民灌输一种宗教式崇拜、服从与信仰；其三、对于那些不能满足于听从最高元首指示，试图保持自己一份独立思考的人，要么从肉体上将其消灭，要么将其投入监狱；其四、以组织强大的无孔不入来编织一张全方位的监控之网，使人生活于无可躲避的恐惧之中，从而最终丧失自我，完全成为统治之网上的一个个原子。如此一来，要么国民主观上丧失辨别力，要么客观上无法行使辨别力，致使全国就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评判事物的价值标准与利益表达，从而事实上将国民的意愿完全扼杀于统治的意志下。如此一来，极权社会没有了官民之分，那些官都是标榜为人民的公仆，而那些民都是被封为国家的主人，冠以权力的最高拥有者，所以极权统治者从来宣称自己是人民中的一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极权统治的元首意志就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相仿极权社会中人民的意志也被驯化成反映元首的意志，最后社会就只有元首的意志而完全湮灭了民众的意志。因此，极权社会是个一元社会，是不允许有真正的民的存在空间的社会，因而没有官民区分的二元现象，也就完全没有民意存在的场域。
既然极权社会是一元社会，那么民意就是官意，而官意就是最高元首的意志。对于这种情况只要从极权社会经常出现100%的赞成比率就可见一斑。我们曾经看到过萨达姆时代选举元首投票赞成的100%，看到过金正日时代选举元首同意的100%.我们只要翻开历史，几乎就会发现所有极权社会选举元首都会出现100%赞成票的现象，而这在民主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也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这种100%的比率，就是典型的极权社会的景观，也是典型的一元化社会的证明，如此可见，不管那个极权国家有多少人，都会最后保持与元首同一个思维与意愿。所以，严格意义而言，极权社会是没有民意的，而只有官意，只有反映元首意志的官意。
理解了极权社会民意就是官意，就不难理解朝鲜十万民众起来抗议联合国关于朝鲜人权的决议了。应该说，十万人只是朝鲜人民的代表，如果需要，朝鲜完全可以100%的人都起来上街游行抗议联合国决议。因为在今日的朝鲜，就是一个名叫金正恩的人，所有国民都是金正恩意志的反映，都唯金正恩自从。如此，金正恩反对谁，民众就反对谁，相反，谁与金正恩为敌，谁就是与朝鲜为敌，谁就与朝鲜民众为敌。
对于联合国试图促进朝鲜改善人权的努力却遭到朝鲜民众抗议的尴尬，其实是文明世界面对所有极权社会的共同困境。试想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与文革斗死上千万人时，国际社会也曾试图伸出援手或给予干预，但遭到中国当局也包括中国民众的坚决拒斥与反对，最后民众还上街跳忠字舞来歌颂元首的伟大。如果说饥荒与文革对今天中国的人们已遥远，那么昨天重庆的红歌会，大家理应记忆犹新，试看那十万人的红歌，其中还有为了到北京表演而不顾家中亲人病痛甚至死亡的事发生，并且官方还将这种事登报宣传鼓励，可见民意已经在官意中淹没，已经日益为官意所代替。试想，如果在重庆红歌正盛时期，中国实行民主选举投票，至少在重庆当地，薄熙来肯定会得票率最高，甚至不排除也创造出个100%来。
面对极权社会这种缺失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表达，一切民主的形式都是官主的表演，而要改变极权社会这种没有民意的局面，就应该先从打开资讯视窗，消除极权垄断信息途径，使极权社会中民众尽可能了解接触外在世界，享受客观世界的变化资讯，从而开启民智，增进民识，养成民众独立思考与辨别能力，进而争取民众的言论自由空间，打破极权社会单一模式，使民间真正成长起来，如此，民意才会从民众中生发出来。有了区别于官意的民意，才有推进社会变革的力量，国际社会对公民权利的关注与支持才能在极权社会找到接力点，才可得到民众的呼应而不是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