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跟不少香港人以为,要令中共在香港知所进退,最好的做法,就是将台湾问题也困绑在一起。殊不知,这一招没有用;台湾民众是越来越清楚现实,香港这个示范单位的作用也渐渐变得没有意义。

国际舆论压力,可以令中共收敛一点吗?中共对看外一直又怕,但又很好奇。不过,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对外国的那份好奇已经蒸发得七七八八,取而代之是那份恐惧转化成的敌意。要知道,中共不怕再度自我封锁;只要是为了延续一党专政,中共是甘于再度将大门关上。

最近,中共拒绝往一行英国国会议员入境,理由是不欢迎他们干预中国的内政。可是在这群英国国会议员眼中,中英联合联络声明既然是两国签定的条约,在三十年后看看对方是否有对履行承诺,也只是合理的外交工作吧。不过,站在中共的角度,地方既然已经归还,一切都是我的,其他国家都是外人,说甚么都没有用。

香港人面对这样野蛮的对手,其实是很无奈。早在八、九十年代,不少香港人早就看穿了中共的本质,有能力移民的,早就在手上多拿一本护照。英美澳加等国家的政府,不是对香港人特别好,只不过,香港人依足规矩归化成别国公民,愿意守别人的法规,多数事情都是发生在预期之内,这就是文明法治社会的好处。

香港仍然是法治社会,只不过环境正在急速恶化中。走在街上,没有人想到会随意随机地被警察袭击。代表政府的警察,已经对市民存在敌意。我不是一面倒偏帮示威者,但在警察对人民的关系当中,只有警察可以行使武力,所以警方有更大责任,在行为上刻制。这种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关系,是其中一个香港的核心价值观。

当然,也有香港认为,没有和谐稳定,甚么虚无的价值观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想提醒大家,香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近七十年,当中四十年其实偶尔也有街头运动和社会两派政治对立;尤其在六十年代,对立更加明显。可是,当时的政府扮演一种超然的仲裁者角色,这也是香港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威信的年代。

到七十年代起,民间政治运动针对的对象转向到政府,当中有不少活跃份子是民族主义者,也有不少是共产信徒,由这个时代起,香港政府以行政吸纳政治,最终推行代议政制,处理民间政治能量。也就是香港有代议政制改革的十多年,街头民粹运动也绝迹香港。

一直到特区成立,行政霸道和董建华将代议政制架构破坏,街头民粹运动又再次兴起。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示范单位,告诉世人中国人也可以有高质素的民主社会。偏偏,那个只知要一党专政的中共将一切都秩序破坏之后,还要说是外国人的阴谋。难道这就是香港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