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
先别骂，就是要把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喊到在有些人看来已经是“甚嚣尘上”。一个贬义词算什么啊。如果有什么头面人物看到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实行公民教育被骂得不成样子，于是不能不实行公民教育，那才好呢。
中国大陆之所以会出现周小平、花千芳以及无数被人们称之为“五毛”或“自干五”的人，出现《辽宁日报》“吃饱了撑的”教训老师要“如何讲中国”这种事件，说到底，就是中国大陆人打一小接受的就是奴隶乃至奴才式的教育，而从没有真正接受过做一个人乃至做一个公民的教育。用柏杨先生在他那本《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的话说：“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说，中国人要么自卑，要么自傲，就是没有自尊，而这种“民族性”正是缺乏公民教育所造成。
一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读到大陆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谈公民教育的文章，感觉到中国大陆公民教育实在已迫在眉睫。央视甚至不惜跑到国外，拿国人装扮成国宝熊猫，故意在外国人面前丢丑，然后拍成公益广告，来提示国人要讲文明。这一边说明中国国民素质与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已经有了多大差距，再则，也说明政府已经急成什么样子——央视是政府的喉舌，它说什么，即代表政府说什么。
可急有什么用。文化不是先进文化。文明不是先进文明。千年流传下来：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诸如此类“醒世”“警世”的“通言”“明言”也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早就“化”在里面了。
国家不是民主国家。社会不是公民社会。国民只能叫百姓叫群众，行事仍旧是“义和团”风格。郑州一市民给市长写封公开信，却不知道市长叫什么，待他走上街头，询问二三十人，居然人们都说不知道。由此可见大陆国民“参政”程度低到何等地步。可也正是这种现状，导致很多国民没一丝半点公民意识，出了家门，一切就都是国家的政府的，与自己这个“屌丝”无关。在很多国民看来，家门外即是“大垃圾场”。既如此，出门在外，自然也就“管他娘”的了。
我就不信大小官员乃至中央高层不清楚这一点。如果清楚得很却仍然只会做公益广告，又能有多大效果。印象中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央视所有频道都改做这种公益广告，也还是没用。现在是信息时代，自欺容易，要欺人，很难。
官员好不好，官员应该怎么做，中国百姓早已心知肚明。中国官员一天不改变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也就一天提高不起来。政府是个什么样，官员是个什么样，社会是个什么样，每个人都会从TA的生活中得出答案，就是找来一万个周小平、花千芳发表他们那种所谓“正能量”的文章也还是没用。
今年“十一”期间，关注中国大陆社会，又有点思想的人估计都在一家思想网站上浏览到了一篇长文，这就是共识网老板周志兴后来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是他拍板不仅要发表而且还要放在头条作特别推荐的那篇《我所知道的谭力》，文章作者甄炎（大概取“真言”之意）。这篇文章中真实地揭露了当代中国官场的多少秘密啊：“政府说话可以不算数。企业再强，对政府都是弱者。”因此，有时“企业花五十万搞赞助想冠个名，可怜只能换来个市长“我知道就是了”。中国官员说谎，已习惯成自然。上级告诉下级：“哪里需要那么多认真，不兑现的事多得很。”一个人要“搏上位就需要说假话大话做面子工程”。而中国各地方，“市委书记就是市委，省委书记就是省委。”大家“只认一把手，只对一把手负责，从而揣摩一把手，迎合一把手，最后调动一把手。一切都是为了升官，因为一把手把握了提拔大权。”由于毫无监督，一些“县委书记权力大得吓人，从他手头经过的钱每年几个亿，要是他心存歹意，不计后果，随便摸个一二百万，七转弯八倒拐根本没人能知道。”在中国，只要“重权在手，一句话就财源滚滚”。名义上，政府是人民政府，官员是公仆，可实际上，只要当了官，各方面待遇都优厚得百姓不可想象。“据说海口的黄金地段为省级领导兴建别墅，至少价值千万。”这种比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知丑陋多少倍的“封建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也只是“因为贪官不反党，他只啮噬党的经济基础，从不反对党的意识形态”。也正因此，一个人“没有做好人，却能步步高升”。
仅仅一篇文章，所谈也只是一个已经落马的副省级官员谭力的成长史，就晒出中国当代官场如此多的腐败丑陋，由此可想，中国大陆整个官场的龌龊也不知有多少！似这样一种“国情”，有些人还怎么好意思谈中国国民素质，央视那些公益广告又还能起多大作用。中国大小官员几百万，他们看到央视这些公益广告又作何想。说你不信，在本人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真正嘲笑中央政府嘲笑执政党高层的人，绝不是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或叫“批判者”，而正是各级大小官员。当他们听到“国情”听到“理想”听到“中国梦”，还有，听到“永远高举”听到“指导思想”听到要坚持一种“主义”时，这些人在内心里难道不嘲笑吗？我不信。
后来在一家网站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在深圳“大梅沙创新论坛”接受专访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后面有个跟帖：“中国其实从来没有发展出全民接受的或者主导性的优雅的文化，而只是一种适应基本生存状态的世俗性的文化。可惜这样的文化也被摧毁了。……当然中国还是要发展，要接受现代文明，那么，希望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开始进行公民教育，然后再期以十年，中国可以有公民社会，然后才可以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从现在就进行努力。”
由此可见，真正一直着急的是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而身居高位者只是假模假样地“忧”那么一个时间段，一旦退了下来，所谓“不在其位”，就跑到庙里烧香拜佛或是找个地享清福去了。
二
上文中提到的大陆那家网站，不时“打擦边球”放出一篇有点思想的帖子，于是被一些网友称作大陆“思想网站”（这在民主国家会觉得很好笑）。也就是这家思想网站，不久前挂出一篇采访后却一直未发表过的文字，告诉世人，在两年多前的2012年6月，编辑在采访议事规则专家“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推广的开创者袁天鹏时，袁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国民素质不高’是一个可接受的表述，但下一句应是开始训练，找个地方去试点，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而我们不是——非但不是，有时还反着来。漯河市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借信用社的钱不还当“老赖”，一直等到央视财经频道向全世界曝光后才把借的钱还上——如果本人只这样表述，实在是轻描淡写，也对不起天地良心。当你听到那个副院长是怎么与信用社催款人在电话中的对话后，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泼皮无赖竟然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我的娘啊！你让国民怎么提高素质？
还有，今年已经八十余岁的茅于轼先生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讲理。一个社会不讲理，那还讲什么。要知道，依法治国，首先要讲理，连理都不讲，还会依法吗？可你去调查一下，谁最不讲理，原来是政府，是政府的官员和他们定的制度。因为政府不讲理，社会才不讲理。政府带头讲理，下面的小民们敢不讲理吗？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止是“上行下效”，而是更广泛的官行民效，政府行而社会效。如此这般，还怎么“和谐”得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说中国大陆人素质不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普通百姓，而是这个政府的素质，是政府官员的素质。本人当然知道，鲁迅早年在与友人通信中就说过，如果普通国民的素质不高，那么官员的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官员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官员是“不讲理”的平民“提拔”上去的，可当上官员后至少应该学会讲理吧？不。在中国大陆，一个人当上官员后，反而更不讲理。因为他手上有了权力。原先只敢不讲一点小理，一旦当了官后，大理也不讲了。比如一个百姓如果借了信用社的钱，他不敢不还，就算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时不还，也绝不敢在电话中说出那些无耻的话，可此人一旦当上官，特别是又做了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这种官，一如“口含天宪”，那法律仿佛就是他制定的，即使他下面的法官也都只能护着他，没有哪个法官敢判他还款。在这样一种“国情”面前，要建立公民社会不是痴人说梦吗？像这种官员都不讲廉耻了，国民还讲什么！整个社会又还讲什么！
至于说到公民教育。在中国大陆，提倡最力，近乎大声疾呼的莫过于已经去世十一年之多的李慎之先生。1949年后，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没看到有人会像李慎之先生这样一连三年（九七、九八、九九）一次又一次呼吁国家要重视公民教育，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中表白自己如果还有来生，最想做的就是一名中学公民教员。我想，如果能让李慎之生前在央视像“百家讲坛”上的那些明星一样，每天中午给中国十几亿人讲一堂公民课，那该有多好！
可惜，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尤其是如果李先生地下有知，听说他离开这个世界十余年后，这个国家非但没能如他希望地广泛宣传公民教育，很多身体力行者反而为此犯下了“寻衅滋事”罪，去了他们绝不应该去的地方，该是怎样地揪心痛苦。
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曾公开宣布：“民主已经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而我们有人在其讲话中也不能不承认：“现代国家，无疑应该是民主国家，是实行民权体制的的国家，也就是民权时代的国家。”而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首先就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以公开集会、结社、罢工、游行，同样可以自由组党。没有这些实际内容，什么“和而不同”，什么“核心价值观”，乃至需要两百年才能实现的“中国梦”，都不过是由于政治需要而与国家与世界所做的一场游戏罢了。
先别骂，就是要把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喊到在有些人看来已经是“甚嚣尘上”。一个贬义词算什么啊。如果有什么头面人物看到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实行公民教育被骂得不成样子，于是不能不实行公民教育，那才好呢。
中国大陆之所以会出现周小平、花千芳以及无数被人们称之为“五毛”或“自干五”的人，出现《辽宁日报》“吃饱了撑的”教训老师要“如何讲中国”这种事件，说到底，就是中国大陆人打一小接受的就是奴隶乃至奴才式的教育，而从没有真正接受过做一个人乃至做一个公民的教育。用柏杨先生在他那本《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的话说：“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说，中国人要么自卑，要么自傲，就是没有自尊，而这种“民族性”正是缺乏公民教育所造成。
一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读到大陆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谈公民教育的文章，感觉到中国大陆公民教育实在已迫在眉睫。央视甚至不惜跑到国外，拿国人装扮成国宝熊猫，故意在外国人面前丢丑，然后拍成公益广告，来提示国人要讲文明。这一边说明中国国民素质与人类社会文明进程已经有了多大差距，再则，也说明政府已经急成什么样子——央视是政府的喉舌，它说什么，即代表政府说什么。
可急有什么用。文化不是先进文化。文明不是先进文明。千年流传下来：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诸如此类“醒世”“警世”的“通言”“明言”也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早就“化”在里面了。
国家不是民主国家。社会不是公民社会。国民只能叫百姓叫群众，行事仍旧是“义和团”风格。郑州一市民给市长写封公开信，却不知道市长叫什么，待他走上街头，询问二三十人，居然人们都说不知道。由此可见大陆国民“参政”程度低到何等地步。可也正是这种现状，导致很多国民没一丝半点公民意识，出了家门，一切就都是国家的政府的，与自己这个“屌丝”无关。在很多国民看来，家门外即是“大垃圾场”。既如此，出门在外，自然也就“管他娘”的了。
我就不信大小官员乃至中央高层不清楚这一点。如果清楚得很却仍然只会做公益广告，又能有多大效果。印象中自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央视所有频道都改做这种公益广告，也还是没用。现在是信息时代，自欺容易，要欺人，很难。
官员好不好，官员应该怎么做，中国百姓早已心知肚明。中国官员一天不改变自己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也就一天提高不起来。政府是个什么样，官员是个什么样，社会是个什么样，每个人都会从TA的生活中得出答案，就是找来一万个周小平、花千芳发表他们那种所谓“正能量”的文章也还是没用。
今年“十一”期间，关注中国大陆社会，又有点思想的人估计都在一家思想网站上浏览到了一篇长文，这就是共识网老板周志兴后来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是他拍板不仅要发表而且还要放在头条作特别推荐的那篇《我所知道的谭力》，文章作者甄炎（大概取“真言”之意）。这篇文章中真实地揭露了当代中国官场的多少秘密啊：“政府说话可以不算数。企业再强，对政府都是弱者。”因此，有时“企业花五十万搞赞助想冠个名，可怜只能换来个市长“我知道就是了”。中国官员说谎，已习惯成自然。上级告诉下级：“哪里需要那么多认真，不兑现的事多得很。”一个人要“搏上位就需要说假话大话做面子工程”。而中国各地方，“市委书记就是市委，省委书记就是省委。”大家“只认一把手，只对一把手负责，从而揣摩一把手，迎合一把手，最后调动一把手。一切都是为了升官，因为一把手把握了提拔大权。”由于毫无监督，一些“县委书记权力大得吓人，从他手头经过的钱每年几个亿，要是他心存歹意，不计后果，随便摸个一二百万，七转弯八倒拐根本没人能知道。”在中国，只要“重权在手，一句话就财源滚滚”。名义上，政府是人民政府，官员是公仆，可实际上，只要当了官，各方面待遇都优厚得百姓不可想象。“据说海口的黄金地段为省级领导兴建别墅，至少价值千万。”这种比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知丑陋多少倍的“封建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也只是“因为贪官不反党，他只啮噬党的经济基础，从不反对党的意识形态”。也正因此，一个人“没有做好人，却能步步高升”。
仅仅一篇文章，所谈也只是一个已经落马的副省级官员谭力的成长史，就晒出中国当代官场如此多的腐败丑陋，由此可想，中国大陆整个官场的龌龊也不知有多少！似这样一种“国情”，有些人还怎么好意思谈中国国民素质，央视那些公益广告又还能起多大作用。中国大小官员几百万，他们看到央视这些公益广告又作何想。说你不信，在本人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真正嘲笑中央政府嘲笑执政党高层的人，绝不是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或叫“批判者”，而正是各级大小官员。当他们听到“国情”听到“理想”听到“中国梦”，还有，听到“永远高举”听到“指导思想”听到要坚持一种“主义”时，这些人在内心里难道不嘲笑吗？我不信。
后来在一家网站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剑涛在深圳“大梅沙创新论坛”接受专访谈政治改革的文章后面有个跟帖：“中国其实从来没有发展出全民接受的或者主导性的优雅的文化，而只是一种适应基本生存状态的世俗性的文化。可惜这样的文化也被摧毁了。……当然中国还是要发展，要接受现代文明，那么，希望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开始进行公民教育，然后再期以十年，中国可以有公民社会，然后才可以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从现在就进行努力。”
由此可见，真正一直着急的是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而身居高位者只是假模假样地“忧”那么一个时间段，一旦退了下来，所谓“不在其位”，就跑到庙里烧香拜佛或是找个地享清福去了。
二
上文中提到的大陆那家网站，不时“打擦边球”放出一篇有点思想的帖子，于是被一些网友称作大陆“思想网站”（这在民主国家会觉得很好笑）。也就是这家思想网站，不久前挂出一篇采访后却一直未发表过的文字，告诉世人，在两年多前的2012年6月，编辑在采访议事规则专家“罗伯特议事规则”中国化推广的开创者袁天鹏时，袁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国民素质不高’是一个可接受的表述，但下一句应是开始训练，找个地方去试点，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而我们不是——非但不是，有时还反着来。漯河市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借信用社的钱不还当“老赖”，一直等到央视财经频道向全世界曝光后才把借的钱还上——如果本人只这样表述，实在是轻描淡写，也对不起天地良心。当你听到那个副院长是怎么与信用社催款人在电话中的对话后，你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泼皮无赖竟然是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我的娘啊！你让国民怎么提高素质？
还有，今年已经八十余岁的茅于轼先生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讲理。一个社会不讲理，那还讲什么。要知道，依法治国，首先要讲理，连理都不讲，还会依法吗？可你去调查一下，谁最不讲理，原来是政府，是政府的官员和他们定的制度。因为政府不讲理，社会才不讲理。政府带头讲理，下面的小民们敢不讲理吗？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止是“上行下效”，而是更广泛的官行民效，政府行而社会效。如此这般，还怎么“和谐”得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说中国大陆人素质不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普通百姓，而是这个政府的素质，是政府官员的素质。本人当然知道，鲁迅早年在与友人通信中就说过，如果普通国民的素质不高，那么官员的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因为官员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官员是“不讲理”的平民“提拔”上去的，可当上官员后至少应该学会讲理吧？不。在中国大陆，一个人当上官员后，反而更不讲理。因为他手上有了权力。原先只敢不讲一点小理，一旦当了官后，大理也不讲了。比如一个百姓如果借了信用社的钱，他不敢不还，就算他吃了熊心豹子胆一时不还，也绝不敢在电话中说出那些无耻的话，可此人一旦当上官，特别是又做了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这种官，一如“口含天宪”，那法律仿佛就是他制定的，即使他下面的法官也都只能护着他，没有哪个法官敢判他还款。在这样一种“国情”面前，要建立公民社会不是痴人说梦吗？像这种官员都不讲廉耻了，国民还讲什么！整个社会又还讲什么！
至于说到公民教育。在中国大陆，提倡最力，近乎大声疾呼的莫过于已经去世十一年之多的李慎之先生。1949年后，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没看到有人会像李慎之先生这样一连三年（九七、九八、九九）一次又一次呼吁国家要重视公民教育，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中表白自己如果还有来生，最想做的就是一名中学公民教员。我想，如果能让李慎之生前在央视像“百家讲坛”上的那些明星一样，每天中午给中国十几亿人讲一堂公民课，那该有多好！
可惜，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尤其是如果李先生地下有知，听说他离开这个世界十余年后，这个国家非但没能如他希望地广泛宣传公民教育，很多身体力行者反而为此犯下了“寻衅滋事”罪，去了他们绝不应该去的地方，该是怎样地揪心痛苦。
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曾公开宣布：“民主已经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全球价值。”而我们有人在其讲话中也不能不承认：“现代国家，无疑应该是民主国家，是实行民权体制的的国家，也就是民权时代的国家。”而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首先就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以公开集会、结社、罢工、游行，同样可以自由组党。没有这些实际内容，什么“和而不同”，什么“核心价值观”，乃至需要两百年才能实现的“中国梦”，都不过是由于政治需要而与国家与世界所做的一场游戏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