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 后，朱棣便召方孝孺上殿草拟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但没有理会朱棣，反而存心要为建文帝鸣不平。他身穿孝服，在大殿上痛哭不止。朱棣见他这样，就走下宝座，劝他说：“先生不要自己苦自己。我只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而已。”方孝孺问：“那成王在哪里？”朱棣回答：“他已经自焚死了。”方孝孺又问：“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为皇帝？”朱棣道：“他尚年幼，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人治理。”方孝孺步步紧逼：“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此时朱棣已经很不高兴，但还在忍耐，说：“这是朕的家事。”同时，他命人把笔墨准备好，并对方孝孺说：“诏告天下的即位诏书，一定要先生起草才行。”方孝孺挥笔写下了几个大字：“燕王篡位。”写完后，方孝孺就将笔扔到地上，并高声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给你起草诏书的。”朱棣强压怒火：“怎么能这么容易就让你死，就是你死了，难道你不怕株连九族吗？”方孝孺立刻回敬道：“就是株连十族又能拿我怎么样？”朱棣勃然大怒，将其重新投入大牢。盛怒之下，朱棣要诛灭方孝孺十族。自古以来，最严厉的莫过于诛九族，从没有诛十族的先例。方孝孺一案，朱棣可算是开了先河，空前绝后。最为残忍的是，朱棣将逮捕的方氏族人和朋友都一一送到方孝孺的面前杀死，要他看着，折磨他。但是，方孝孺都不为所动。
虽然方孝孺被朱棣灭十族已经过去了六百年了，但一直为后代的中国人津津乐道。由于各人的立场，角度，深度等等的不同，除了极个别人认为是愚忠迂腐外，大多数的后代的中国人都认为，一个人需要一种骨气，一个民族更需要一种精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拳拳报国之心，铮铮铁骨之气，是我们历来都需要的民族风骨。明人张翰云：“死节一事，则成仁取义，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灭已。”方孝孺“以九死成就一个是”，他所坚守的是“道”，是“万世伦常”，是“正统”。
在这里我想重提方孝孺被朱棣灭十族一案，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它可以证明了，所谓的儒家是专制帝王的卫道士，纯属无稽之谈。另一个是，方孝孺揭穿了朱棣“燕贼篡位” ，他用了一个“贼” 字来表示朱棣的本质，用了一个“篡” 字来表示朱棣政权的非正义性。读史越多，似乎可发现有一条共同的历史现象，凡是越是得位不正当得来的帝王，特别是篡位篡来的帝王，越是看重他的王位的“合法性问题”。为了说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最一般的方法是通过修史来篡改与伪造历史，如通过修史写上朱棣是马皇后所亲生等等，而对敢于揭穿他政权的合法性的人那就要赶尽杀绝之。故有灭十族之事。
毛泽东通过了打赢了一场“解放战争”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就大力地篡改与伪造历史。1945年，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毛泽东马上就大力宣传，“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 蒋介石准备摘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摘取‘桃子’来了。 为什么毛泽东也会如同朱棣一样，如此地看重他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呢？
为了要全面地解析这一现象，我借助了美國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 正义战争和不正义战争：借助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所表述的思路和德国哲學家哈贝马斯承继康德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生活世界主观世界的三分法的思想，对应地提出了三个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我依据它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完成”了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研究。请注意我加在完成二字上的冒号，一方面它表示了几条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实证的逻辑链的圆满完成了，另一方面它又表示了不排除有可能另外的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实证的逻辑链的存在。就针对主观世界的真诚性这一有效性要求，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而言，这里就我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证明中所没有提到的实证来证明，毛泽东是如何地违反了真诚性这一有效性要求的，从而，可以推断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即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一点上是非正义的。
先请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19人于1936年12月1日致蒋介石函原文的一部分：“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人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这封信由毛泽东起草，写于1936年12月1日，署名者有中共领导19人，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都可以找到。信中讲的是绥远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在前线的中国军队人数太少。在这以前，中国军队跟日本打过两仗，一次是长城抗战，一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两次都是因为中国军队人数少而失败。今天停止内战，明天我们红军就和您的军队从互相残杀的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的国防力量就可以增加好几十倍。显然，此函的目的在于动员蒋停止内战，到绥远去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等告诉蒋介石：只要您的想法转变一下，就国仇可报，国土可保，丢掉的土地可以收回来，您蒋先生也就可以成为光荣的抗日英雄，今后会“图诸凌烟”，“凌烟”是唐太宗为了表扬立下战功的将领而修建的高楼，相当于纪念馆。毛泽东说：只要您抗战，将来会把您的画像挂在纪念馆里,“馨香百世”。“馨香”就是烧香致敬。烧多少年？一世是三十年，百世是三千年。毛泽东跟蒋说，只要你抗日，我们就在你的画像前烧香致敬三千年。蒋先生干嘛不干？
毛泽东等接着给蒋介石指出两条道路：抗日或降日。毛泽东说：我们不希望蒋先生将来因不抗日而挨中国人骂，希望将来普天后世之人都认为你是“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劝告书，也是对蒋介石的许诺。
蒋介石做到了没有？应该说做到了。但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后人们却没有人授予蒋“抗日英雄”这个称号，将蒋介石的画像供奉，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反之，不断地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妖魔化， 1945年抗战一结束，毛泽东马上就宣传，蒋介石摘取‘桃子’来了，进而发动了一场解放战争。用真诚性，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这一有效性要求而论，毛泽东的言而无信 ，没有一丁点的真诚可言。从而可以推断，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即 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一点上是非正义的。
若按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分法，即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按蒋介石的立场讲，蒋介石是正统，你毛泽东是匪，我蒋介石是剿匪，我蒋介石是正义的，你毛泽东是非正义的。而毛泽东则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双方都自称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笔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双方均称自己是革命党。作为后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来分析与解决此问题。一种就是简单的举手，即赞成蒋介石是正义的，或赞成毛泽东是正义的。另一种就是采取用脑子独立想问题，后再用自己的脑子来说话，即独立的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首先是搞清什么才叫是革命等等。就解放战争而言，谁是真革命的，谁是假革命的， 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 谁是在说真话，谁是在说假话。
按简单的数学排列组合有四种可能：
A、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真话；
B、毛泽东是在说真话；
C、蒋介石是在说真话；
D、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假话。
按逻辑分析，由于A种可能是违背了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被视为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而在某些人眼中，难道我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证明只是多余的重复一样吗？至于我的理性分析方法是否是符合理性的要求，那就有待于公众的评议了。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又一次地说明了，唯有采用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这里通过朱棣由于方孝孺揭穿了“燕贼篡位”而灭方孝孺十族 ，毛泽东为了发动“解放战争”夺取政权而大肆地篡改与伪造历史，说明了由发动非正义的“解放战争”而建立中共专制政权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篡位篡来帝王权力的朱棣一样 ，非常注重虚构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不过，这只是朱棣和毛泽东的一厢情愿罢了。
虽然方孝孺被朱棣灭十族已经过去了六百年了，但一直为后代的中国人津津乐道。由于各人的立场，角度，深度等等的不同，除了极个别人认为是愚忠迂腐外，大多数的后代的中国人都认为，一个人需要一种骨气，一个民族更需要一种精神。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拳拳报国之心，铮铮铁骨之气，是我们历来都需要的民族风骨。明人张翰云：“死节一事，则成仁取义，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灭已。”方孝孺“以九死成就一个是”，他所坚守的是“道”，是“万世伦常”，是“正统”。
在这里我想重提方孝孺被朱棣灭十族一案，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它可以证明了，所谓的儒家是专制帝王的卫道士，纯属无稽之谈。另一个是，方孝孺揭穿了朱棣“燕贼篡位” ，他用了一个“贼” 字来表示朱棣的本质，用了一个“篡” 字来表示朱棣政权的非正义性。读史越多，似乎可发现有一条共同的历史现象，凡是越是得位不正当得来的帝王，特别是篡位篡来的帝王，越是看重他的王位的“合法性问题”。为了说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最一般的方法是通过修史来篡改与伪造历史，如通过修史写上朱棣是马皇后所亲生等等，而对敢于揭穿他政权的合法性的人那就要赶尽杀绝之。故有灭十族之事。
毛泽东通过了打赢了一场“解放战争”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就大力地篡改与伪造历史。1945年，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毛泽东马上就大力宣传，“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 蒋介石准备摘取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摘取‘桃子’来了。 为什么毛泽东也会如同朱棣一样，如此地看重他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呢？
为了要全面地解析这一现象，我借助了美國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 正义战争和不正义战争：借助历史例证的道德论辩》所表述的思路和德国哲學家哈贝马斯承继康德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生活世界主观世界的三分法的思想，对应地提出了三个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我依据它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问题，从而“完成”了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研究。请注意我加在完成二字上的冒号，一方面它表示了几条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实证的逻辑链的圆满完成了，另一方面它又表示了不排除有可能另外的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实证的逻辑链的存在。就针对主观世界的真诚性这一有效性要求，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而言，这里就我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证明中所没有提到的实证来证明，毛泽东是如何地违反了真诚性这一有效性要求的，从而，可以推断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即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一点上是非正义的。
先请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19人于1936年12月1日致蒋介石函原文的一部分：“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人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这封信由毛泽东起草，写于1936年12月1日，署名者有中共领导19人，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都可以找到。信中讲的是绥远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在前线的中国军队人数太少。在这以前，中国军队跟日本打过两仗，一次是长城抗战，一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两次都是因为中国军队人数少而失败。今天停止内战，明天我们红军就和您的军队从互相残杀的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的国防力量就可以增加好几十倍。显然，此函的目的在于动员蒋停止内战，到绥远去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等告诉蒋介石：只要您的想法转变一下，就国仇可报，国土可保，丢掉的土地可以收回来，您蒋先生也就可以成为光荣的抗日英雄，今后会“图诸凌烟”，“凌烟”是唐太宗为了表扬立下战功的将领而修建的高楼，相当于纪念馆。毛泽东说：只要您抗战，将来会把您的画像挂在纪念馆里,“馨香百世”。“馨香”就是烧香致敬。烧多少年？一世是三十年，百世是三千年。毛泽东跟蒋说，只要你抗日，我们就在你的画像前烧香致敬三千年。蒋先生干嘛不干？
毛泽东等接着给蒋介石指出两条道路：抗日或降日。毛泽东说：我们不希望蒋先生将来因不抗日而挨中国人骂，希望将来普天后世之人都认为你是“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劝告书，也是对蒋介石的许诺。
蒋介石做到了没有？应该说做到了。但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后人们却没有人授予蒋“抗日英雄”这个称号，将蒋介石的画像供奉，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反之，不断地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妖魔化， 1945年抗战一结束，毛泽东马上就宣传，蒋介石摘取‘桃子’来了，进而发动了一场解放战争。用真诚性，即“论及主观世界时，陈述应是真诚的”，这一有效性要求而论，毛泽东的言而无信 ，没有一丁点的真诚可言。从而可以推断，来判别“革命战争”诉求的合理性，决定开战正义，即 毛泽东发动的解放战争在开战是否正义这一点上是非正义的。
若按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二分法，即认为是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按蒋介石的立场讲，蒋介石是正统，你毛泽东是匪，我蒋介石是剿匪，我蒋介石是正义的，你毛泽东是非正义的。而毛泽东则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双方都自称自己是正义的。其实笔者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双方均称自己是革命党。作为后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进路来分析与解决此问题。一种就是简单的举手，即赞成蒋介石是正义的，或赞成毛泽东是正义的。另一种就是采取用脑子独立想问题，后再用自己的脑子来说话，即独立的理性分析方法，特别首先是搞清什么才叫是革命等等。就解放战争而言，谁是真革命的，谁是假革命的， 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 谁是在说真话，谁是在说假话。
按简单的数学排列组合有四种可能：
A、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真话；
B、毛泽东是在说真话；
C、蒋介石是在说真话；
D、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在说假话。
按逻辑分析，由于A种可能是违背了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被视为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我作的工作只是，也仅仅是，运用哈贝马斯提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理论，即真实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证明了B种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说假话，毛泽东的“解放战争”是非正义性的。最后使人能清楚地理解到张君劢在1946年时的决策和立场，即要反对蒋介石的党国独裁，更要坚决反对即将到来的如同斯大林般的毛泽东的党国独裁。而在某些人眼中，难道我的关于“解放战争”的非正义性的证明只是多余的重复一样吗？至于我的理性分析方法是否是符合理性的要求，那就有待于公众的评议了。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又一次地说明了，唯有采用了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这里通过朱棣由于方孝孺揭穿了“燕贼篡位”而灭方孝孺十族 ，毛泽东为了发动“解放战争”夺取政权而大肆地篡改与伪造历史，说明了由发动非正义的“解放战争”而建立中共专制政权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篡位篡来帝王权力的朱棣一样 ，非常注重虚构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不过，这只是朱棣和毛泽东的一厢情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