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国表面强大但社会内部陷入溃烂,想要实现大国崛起却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

一连几个小时,我试着寻找出「wolf with a human face and the heart of a beast」确切的中文翻译。我在《泰晤士报》一篇西藏报道中看到这个短语,它是中国官方的《西藏日报》用来形容达赖喇嘛的,并旋即变成了国际媒体的热门辞汇,用来质疑北京的新证据——中国政府在这场冲突中陷入了歇斯底里。

我在外国旅行,没法看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没有在网络上阅读新华社或主要门户网站的新闻,但一场宣传战必然已经如火如荼。中国政府在面对国际舆论时或许手足无措,但可以轻而易举地支配所有国内的声音。我上一次领教是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的批判,它突然占据了中国主要媒体的中心,这些批评帮助这场宗教运动迅速提升了影响力,接着,还将其领导人推向了他从未梦想过的世界性人物的地位,成为某种宗教自由的倡导者。

这套宣传体制可以上溯到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社会不断演练,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巅峰。当这种宣传以资讯封闭为基础时,它的能量是惊人的,它闭塞人们的头脑,腐蚀人们的内心,摧毁道德原则,并赋予人们一种「自鸣正义」(self -righteous)的意识。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武斗的双方,都宣称自己信仰毛泽东思想,而对方是「保皇派」,有理由以各种残暴的方式对待……

但当资讯逐渐开放,人们发现自己曾经确信的东西不过是欺骗时,一种玩世不恭、嘲讽的态度开始在社会中弥漫。此刻,宣传机构和公众之间开始了一场游戏。前者在惯性的轨道上继续滑行,而后者从翘翘板盲目相信的一端,滑向了什麽也不相信的另一端。

但对极权体制犹在的恐惧,使游戏继续运转。人们习惯了在公然的谎言中生存,并熟练的、习惯性的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一切官方的宣扬。但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相处,却通向了危险之路——政治与社会肌体被严重的腐蚀。政府在宣传所带来的幻像中,丧失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宣传畅通无阻的效果,继续麻痹着权力本身,它的反应越来越迟缓,越来越依赖惯性而非智力判断、信念原则生存。公众也同样变得越来越怀疑和怯弱,他们或许知道该反对什麽,却不知道该建设什麽,他们也逐渐失去了直接说出反对的道德勇气,长期生活在谎言与怀疑中,也使人们缺乏力量与信心去建构起社会网路和社会机构。

中国政府与社会在这场西藏冲突中的表现,深刻的反应出长期宣传与麻痹所带来的病症。官方的宣传秉承着一贯原则,即使它自身都不相信,却仍旧按照惯性继续向前。而中国公众,占据着绝大部分人口的汉族,虽不相信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但是他们对西藏实在是太一无所知,所以那种被长期宣传所塑造出的单一思维,很容易被电视画面上的藏人对於汉人的暴行所触动。

这又进入了中国权力机构熟悉的语境中。长期以来,公众情绪就像政府的道具。当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紧张时,民族主义情绪就变成了北京的一张牌,平时不可能获准的大规模街头游行出现了。但街头上的人群,与其说被一种真实的民族意识所吸引,不如说是一种被长期压抑的情绪的释放——他们渴望公共生活,却没有表达手段,此刻的游行,既有趣又安全。

但这一次的北京所进行的宣传游戏更加复杂,它既牵扯到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牵扯到中国内部的关系——一直致力於树立中国的统一性的北京,竟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汉人与藏人间的矛盾。

「人面兽心的豺狼」,当我最终找到开头那个英文短语原有的中文表达,不由得笑起来,像是看到一个老古董突然摆在一个直角的玻璃茶几上。一心要标榜在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纪实现「大国崛起」的中国,似乎仍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或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代——当一个人与我们意见不同时,他甚至不是和我们平等的同类,而是动物或是野人。

我丝毫不怀疑,北京有能力解决西藏问题,即使解决方案总是暂时性。不管是精神感召力还是实际上的武装力量,试图独立的藏人团体都比人们所谈论的脆弱得多。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被表面化、姿态化的年代,但人们经常忘记了,最终的决定力量并非这些表象力量。就像一些欧洲政治人物所表现出的暂时性高姿态,他们注定是脆弱与犹疑的,只要中国拥有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所有的制裁都会显得过分苍白,并轻易被改变,况且新一代西方政治领导人早已没有所谓的内在原则与信念。过去的二十年中,北京曾面临比这严重得多的孤立。

我所担心的是,中国内在的腐蚀,它表面的规模依旧如此强大,但社会内部却陷入了溃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没有智力、情感与道德上的尊严与信念。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不会变成令人生畏、咄咄逼人的霸权,《泰晤士报》专栏作家Michael Portillo将今年的北京比作一九三六年的柏林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