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徐晓最近被当局带走关押，原因是“危害国家安全”。事件可能涉及她编辑刚逝世的六四学者陈子明关於宪政的着作，并印刷发放了几十套。民办的立人大学负责人薛野、柳建树也同日被捕，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不确定的季节。
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后来推算，作家徐晓是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午被带走的。
在与徐晓的助手反覆回忆、核对时间和线索以后，刘苏里重现了当时的情况——一群谎称“来看徐阿姨脚伤的人”在二十六日中午十一点五十分敲开徐家大门，於一点二十分到三十分之间，将徐晓带离家中。
多年来，徐晓都独自生活和工作。丈夫周郿英在九十年代因病逝世，《永远的五月》一文便是徐晓纪念亡夫的散文名篇。儿子则常年在美国留学.徐晓现在担任财新传媒的首席文化编辑，每日阅稿审稿无数，其脚部腓骨骨折，就是因为於楼梯行走时仍在看稿，不慎跌倒所致。
从二十六日到二十八日的两天内，徐晓的姐姐都无从得知其消息。直到二十八日，她被派出所告知，徐晓被“预审大队”带走，原因是“危害国家安全”。中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捕后，公安机关必须於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但现实往往令人沮丧。
维权律师斯伟江向亚洲周刊解释﹕“法律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没有明确以怎样的方式通知家属，所以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公安用寄信的方式通知家属，而且你的住址和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话，还可能故意寄到你的户籍地去。”
由於当局并未公布缘由，为何逮捕徐晓成为知识界仍未解开的迷惑，而其担任民间暑期学校立人大学讲师的经历，成为外界猜测的最大原因——因为在二十六日当天，担任过立人大学理事长的薛野、立人前副总干事柳建树等人也被逮捕。
对此种猜测，立人大学的创始人李英强感到疑惑。在他看来，徐晓此番系狱，可能另有缘由，但“具体为何，当局未说，我们也不知”。
徐晓好友、学者熊景明告诉亚洲周刊，徐晓此番被捕“应该与立人大学没有关系，但很可能与前不久逝世的学者陈子明有关.她受委託一手操办陈子明的葬礼，并且陈子明有一套关於宪政的着作在徐晓手中编辑，徐晓曾把此书印刷了几十套，在葬礼当日发放”。陈子明是大陆着名学者，曾被当局诬为六四运动的“幕后黑手”，并因此入狱十三年之久。
早在一九七五年，徐晓就被控“反革命”罪名而入狱，原因是“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而事实上，共产国家里特有的“反革命”一罪，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在中国刑法中被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历史在近四十年后重演，六十岁的徐晓因同样的罪名，被当局逮捕。
青年徐晓与北岛等诗人一同创办《今天》，面对整个党国结构，因为“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了意义的追寻。此后数十年，她在职务写作之余，开始书写亡夫周郿英、友人赵一凡、史铁生、诗人芒克等人，这些在样板同质化年代里鲜活而智慧的不幸个体，终於在二零零五年结集成为《半生为人》一书。这本书获得当年亚洲周刊十大好书的榜首。
写出理想主义的情怀
《半生为人》写出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知识界的时代氛围，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美学家高尔泰评价此书为一首忧伤的长诗，其中没有控诉，没有谴责，而只是讲述了一个个智慧而横遭不幸的人，终於构成“弱者的胜利”，徐晓在书中写道，“谁爱得越多，谁就註定是弱者”。
文如其人，徐晓也从来不是高声批判当局、主张激烈变革的异见分子。也正因此，此次她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当局逮捕，让诸多自由知识分子大呼诧异，匪夷所思。
作家赵越胜质疑﹕“这么个文弱女子，一直与诗歌、美文为伍，心中满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谊与爱、正义与真理，怎么危害到了利维坦（国家）的安全？”
多位与徐晓接近者均表示，徐晓的家人希望此事能够低调处理，因为如果因此触怒当局，很可能会让徐晓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受访中，他们普遍恐惧更大的麻烦会随之而来。
个性文弱主张温和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上为徐晓发声的知识分子也多遵从一贯以来的传统——即“跪着造反”的策略。如刘苏里等人在微博呼籲时，基本围绕着徐晓的个人道德以及她温和的主张。
作家李静睿则近乎悲绝﹕“我们这些读读书写写书的人有什么能耐危害国家？这个国家值得我们去危害吗？”作家绿妖则说﹕“如果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六十岁老太太都能以涉及『国家安全』罪名刑拘，谁还是安全的？”
这本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早已习惯的抗命方式——用尽可能去政治化的方式呼籲和争取，以降低敏感度，从而换取当局宽容。然而，这策略在自由知识分子中已不再具有广泛共识.在此前的浦志强等案件中，这一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到徐晓被捕时，一些知识人已经直言不讳地公开质疑。而在应该如何谈论徐晓被捕的问题上，这些质疑甚至演变为互相指责。
多伦多大学助理教授张军说﹕“你看北京平常大街小巷出租车里都是高谈阔论政治的人。但是一到真正需要冒风险付代价做政治表达和抗争的时候，基本上就都怂（软弱）了，远不如广州等地，至少近二十多年如此。而在上海，基本上大家就直接回避政治、拥护政策，装都不装，直接认怂.”他为此划分了“帝都（北京）文化VS魔都（上海）文化”，分别代表了“伪政治化的政治化VS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以指出北京文化圈对於徐晓被捕一事，不敢直面当局的政治镇压行为。
广州文化人叶恭默对此响应，他说﹕“每有同道被捕，我看到泛北京文化圈内人的呼籲，大抵是通过忆旧，把对方描绘为一道德楷模，惊呼哀叹这么好的人都要抓。政治行动是对权利勇敢的行使和争取，不敢堂皇赞同因义受难者的主张，直斥迫害的无耻，无疑是在消解正气和勇敢，强化恐惧和无力感，并不值得称道……”
而曾供职《南方都市报》的着名时评家宋志标则在个人微信公共账号“旧闻评论”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最近有个印象，圈子正在成为某些人士的『消音器』，尤其在北边那些个圈子文化盛行的人群中。那些进去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做法，还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好人』或『一个值得怀念的人』？”他进一步质疑这种“跪着造反”的“助纣为虐”﹕“事情发生后，圈子里的人究竟所为何事？是负责了『捉住』以后的压沉，成全了完整的扑灭流程，还是真的所行了自诩的爱护？这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多少年来，亏了多少人，现在逐渐成形明朗。”
关於“温和的人”应不应抓的问题，知名媒体人石扉客直白道出了自己的观察﹕“非常不喜欢那些一惊一乍以平素温和来为被抓进去的人辩护的做法。你以为党和政府是班主任，看你日常表现来打期末评语？斗争需要，再温和也弄死你，斗争不需要，再暴烈也暂容忍你，一切看斗争是否需要。再说了，法条上从没有一条写着态度温和就豁免。再再说了，你温和不该抓，人家不温和就该抓了？”
近一年多来，当局逮捕了多位自由派知识精英——从政见较为激烈的维权律师浦志强，到坚持公民维权的法学教授许志永，从创办民间智库传知行的郭玉闪，到写作《可操作的民主》的寇延丁……
知识人面临“新常态”
如今再到政见温和、性格热忱，一直只从事文化编辑的徐晓，当局对知识界的态度已经远不同於胡温时代，无论知识分子“温和”还是“激进”，对凡是不同於党国者，都及时“亮剑”，与此同时，则力捧文化程度令人难堪的周小平和花千芳等“正能量作家”——这俨然已成为当局对知识界的“新常态”。
也正因此，知识界原有的“跪着造反”的经验变得不再适用，在与当局互动时手足无措，颓势尽显.抓人带来的恐惧感让徐晓家人和朋友渴望，此次抓人只是当局给她的警告。他们希望低调处理，依旧按照从前的方式进行“去政治化的呼籲”。但在徐晓一案中，已有知识人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对原有博弈方式公开质疑，所获响应不在少数。
从去年开始的打击微博大V到持续进行的线下抓人，当局持续进攻性的打压确实会带来大规模的沉默。但很可能，一种暗流已开始浮出水面。与当局公开决裂，或者继续沉默不语，逐渐成为一部分知识人或隐或现的不同选择。“新常态”之下，中国知识界正在进入充满不确定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