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有人说：“有人替蒋介石翻案，把蒋介石作为正面人物来评价，拿蒋介石日记做文章，声称要改写近代史。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按照这个说法，蒋介石是反面人物无疑了。
1949年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蒋介石是反面人物，他领导的——国民党是反动派、国民政府是“蒋家王朝”、国民军是“蒋匪军”，跟上他去了台湾的，是反革命，留大陆的党政军人员，则冠以历史反革命。即使侥幸没戴上这顶帽子，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被审查被批斗被专政的对象。至于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有一个专用名词：万恶的旧社会。书上是这样写的，老师是这样教的，会议上是这样讲的，媒体上是这样宣传的，歌儿是这样唱的，画儿是这样画的，舞蹈是这样跳的，雕塑是这样塑的，戏曲和影视上是这样演的，展览馆里是这样布置和讲解的。一句话，从庙堂到江湖，从政治道场到坊间角落，对蒋介石，无不是负面评价，反面角色，并以此为标准，划界限，判是非，分黑白，做取舍，定荣辱。
如此，政治是正确了，国人的脑子也从此被训练为幼儿园里孩子的水平：不是好人就是坏蛋，不是朋友就是坏蛋，不是忠臣就是奸臣，不是红脸就是白脸，不是香花就是毒草，不是正面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好就千好万好，坏就十恶不赦。纷繁复杂的社会从此壁垒分明，满世界的人，头上都有或该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非此即彼。刚才说这是幼儿园的水平，其实大谬，幼儿园里的孩子，有一万个为什么等着老师和家长解释，那时的我们还有思索和提出问题的勇气与能力吗?
这种把人、特别是把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政治人物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思维方式和做法，虽然省事，却也霸道，不是对历史诚实严肃负责的态度，其遵循的无非是成王败寇的逻辑。这个逻辑，在打天下、坐江山的一段历史时期，作为政治和道德号召，一如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有用，因为那是缺席审判，没有也不允许对手答辩，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甚至在当时，比如武则天抓到骆宾王、曹操俘获陈琳后，就破了产。
常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只是一个历史现象，甚至是历史一时的无奈，不是历史定律。胜利者不能永远一手遮天。真实总是坚硬的，顽强的，它也许一度缺席，却迟早要站出来并战胜虚假。
所以，尽管我们在一度时期，在蒋介石的脸谱上下了很多很大功夫，可谓不遗余力，也颇有斩获，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的逐步宽松，思想的逐步解放，常识渐次回归，真相一个个开始浮出水面，对蒋介石所谓反面人物的图解越来越难以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一个台儿庄大战，被搬上屏幕，让几乎所有看过的人半天醒不过神来：国民党也抗日?不是都跟着蒋介石躲到峨眉山上去了吗?还打得那么惨烈，那么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等了解了更多的抗战真相后，大家仿佛从一个长长的大梦中醒来，再也什么都不相信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在这方面，历史和现实一点都不客气。
按说，如何评价蒋介石，是历史学家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获取真相后，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的结论和看法很简单，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蒋介石恐怕也大致这样。他既非如唐人在《金陵春梦》中描写的那么龌龊不堪，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写的那样荒诞不经，我们长期宣传中讲的那样卑劣，也不是蒋介石的铁粉所歌颂的那样高大全。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他既有年轻时在上海滩青红帮里混过的不足以为外人道的经历，也曾被孙中山任命为赫赫有名的培养了国共两党将领的黄埔军校校长;他既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屠杀过共产党人，也领导了北伐战争并取得胜利;他既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以丑化，对红军进行围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日军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后，就以民族大义为重，携手共产党共同抗日，写下了中华民族一血百年耻辱的辉煌篇章。你可以说那是中国人民的功劳，但中国人民不能群龙无首，你也可以说那是被什么人什么事逼的，却解释不了，为什么没有把汪精卫逼上梁山，逼向抗战阵线。
说到抗战，历史真实记录下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这样几个瞬间：
“七七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命令在庐山参加训练团的军事将领孙连仲等立即下山，率军驰援河北。12日﹐蒋介石致电驻守北京的29军军长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对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发表谈话，慷慨陈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凛凛然，振聋发聩。他郑重表示，在日军侵略面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号召国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谈话一经发表，就得到国人的一致响应。随即，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国各地政府，团体，不管原先是何系何派何恩怨何主张，纷纷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自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高潮。
淞沪抗战失利后，据《南渡北归》介绍：原坚决反对主和的司法院院长居正，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面对居正等一帮外强中干，见风使舵的政客软蛋，慨叹：“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蒋介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至于在前往中山陵拜谒时，因悲怆过甚，当场晕倒，随众惊骇。但也只是稍事休息，就飞离南京，前往江西继续筹划战事。
还是《南渡北归》中，提供了这样一则史料，照录如下：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部署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的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力排众议，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战，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予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军事战略构想。
日军知道谁是它真正的对手，恨死了蒋介石，对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了狂轰滥炸。1939年6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遭到轰炸，那天他还在三楼上办公，险遭劫难。1940年5月开始，日机经常以一百架次以上的规模轰炸重庆，许多无辜的民房与市民被炸毁、炸死。5月29日，蒋介石在目睹了重庆大轰炸后的惨状，于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其扶老携幼，负重远行情状，见之心酸，下代国民应知今日其父母挈其避难之苦痛，为空前史所未有，为国为家，更应特尽忠孝之道，庶不愧为中华民国之子孙也。”
这就是蒋介石，抗战中的蒋介石。为了使中华民族避免亡国灭种，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做中流之砥柱，以正面相抗击，部署和指挥了惊天地泣鬼神的20多次重大战役，不怯不馁，不屈不挠，屡败屡战，以中国人民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决心和牺牲，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消灭中国的神话，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尊重，相继废除了强加在中国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在二战胜利前夕，美英法三国巨头，邀请蒋介石代表中国参加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共同签署了奠定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开罗宣言》。中国从此成为联合国缔约国和五大常任理事国而骄傲于今。
当然这不是抗战中蒋介石的全部。比如他在抗战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安排，他提出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主张，并由此决定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南迁而组成西南联大，以及对中国博物院大批馆藏珍贵历史文物的保护等，都是战略层面的重大举措，其历史价值和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这样一个蒋介石，如果到今天还被判定为反面人物，不管是面对二战反法西斯阵线，还是面对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和今天仍然刻意掩盖、歪曲那段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特别是面对千千万万响应蒋氏号召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我们将是何等的尴尬!事实上，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中国抗战，之所以至今没有得到西方世界应有的公道评价，与长期以来大陆官史把蒋介石视为反面人物，因而正面战场也受其累，关系极大。不妨想一想，中国大陆有关内战的书籍汗牛充栋，影视作品连篇累牍，无不凯歌英雄，反映抗战特别是反映正面战场的，可有几部?几年前，民间有识之士，以心血和汗水为墨汁，成就了一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国画长卷《浩气长流》，再现了抗战悲壮历程，是一部举世无双的巨型史诗，瞻者无不动容，却至今难入主流媒体的法眼，更不用说等大雅之堂了，何其悲哀!
所以，如果说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否认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的地位和作用，把他妖魔化为反面人物，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如果说还原历史真貌就是翻案，是改写历史，有什么不可不妥吗?现在很多人研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民国历史，无非就是做些这方面的工作而已，且仅仅是刚刚开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更不该气急败坏，说出文章开头引用的那番话，不但展览了自己的无知，也暴露了自己的促狭和偏执，尤其不利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岂止是个人贻笑大方!
2014.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