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人民的好儿子”徐才厚变成“国妖”？
12月1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文《做老实人不做“两面人”──五谈以整风精神革除问题积弊》。文章直指徐才厚两面人的本性，更称徐才厚两面人是“国妖”。据悉人民网曾以《“国妖”张春桥：靠三把梯子步入中共中央常委之列》节选转载了叶永烈的文章。国妖一词并不常见，但每次出现都代表有人兴风起浪、作祟百端。战国大贤荀子称“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为“国妖”。
媒体人@西门不暗借用时下流传说法讥讽道：“这明显违背了广电总局‘建国后动物不准变妖精’的规定啊”，好在，随后即有好事者来打圆场，为“妖怪”验明正身，“徐才厚1943年出生，应该属于建国前成精的。”有网友还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若周、徐、薄、谷等大腐败分子因病早死了几年，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问得真心好。会死，也是一门学问。着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国贼国妖，八宝山或秦城，和占茅坑一样，先占先得。”真是应了白居易那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些调侃都说明，即使是“国妖”，也是有时间成长性的，其最初本质未必就比我们坏，只是后来变坏了而已。
是什么让“人民的好儿子”徐才厚变成“国妖”的呢？看看最近网上流传的报道，某地产商仅在过去三年多，就获政府财政补贴高达78.19亿元！古人曰“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就是说世间的真理应该是把多馀的给不足的；国外也是向富人课以重税而补贴穷人。中国富人不仅是全球纳税最少的国家，最赚钱的地产商还可以获政府巨额补助，天理何在？公义何在？“为什么最有钱的地产商反而能拿到高额补贴？因为对官方来说，这些钱由他们批发，给谁不是谁，谁给自己回扣就只好给谁喽。
地产商能拿到补贴与制度关联大了，比如，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政策“血拼”，结果如何？一是造成了税收秩序的混乱，二是扰乱了市场公平竞争，三是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四是容易带来权力寻租，并成为腐败的高发点。从某种意义讲，拿公共财政为少数人谋利，也损及了整个社会的公平环境。官方未必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12月9日，中国政府网刊发了《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通知》要求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等优惠政策。
规划税收优惠能否有效实行，我是不乐观的，因为这种“公共政策私利化”的现象已经蔓延到整个体制。09年的时候，呼和浩特四重刑犯杀警越狱事件引发轰动。虽然四名逃犯很快全部落网，其中一名被当场击毙，其余三名全部被抓获。但据报道，事发的监狱是内蒙古监狱系统第一所被司法部命名的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既如此，持刀片行凶、切下狱警手指、换上警察衣服、通过人眼识别的红外线门、出狱后身着便装这些想来在监狱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监狱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网友对此纷纷献计献策，有的认为是“人性化管理出现了误区”，有的认为是“警员素质不够”，有的认为是“劳改没有触及罪犯灵魂”，有知情人则认为核心病症在于监管警力矛盾，“第一，中国监狱是从战争战俘式监狱发展来的，以前对重刑犯和轻刑犯分开管理，而目前各个监狱为了发展监狱经济提高效益，都争着要罪犯，然而罪犯多了，管理民警没有增加，监管警力矛盾突出。以前说罪犯关押的比例是8%，目前中国监狱的基层只有2至5%左右，有些监狱为了安全配备1至2名副班民警，而罪犯却有100至500左右，这个数字听了您怕了吧！别说我们狱警无能了，李小龙来了也没用！第二，为国家司法事业干工作的思想境界已经退化到，‘顾小家、混口饭’的地步。监狱等劳改场所大部分在地处偏远、条件很差、气候恶劣的地区，离现代年轻人心中向往的理想生活相距很远，大家不愿到危险高、待遇低、地位差的一线监区工作，出现一线警力严重不足，而一些有地位、有钱的领导亲属子女被安排到二线后勤保障岗位上占用着大量编制。出现一边是严重缺编，一边是超员的怪现象。”
看到了怪现象了吧？一边是穷企业拿不到补贴，另一边是富企业补贴撑死；一边是，“犯人的增加”，另一边是“警力的缺编”，这都可以归结于“公共管理的私利化”。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市场里的“经济人假设”同样适用于政府公职人员，“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
公共选择理论的的基础假设尽管一直有争议，但以中国当前的不少事例来看，都是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我们再以之前的“重庆打黑”和“上海钓鱼”为例，为什么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副市长的文强会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猫与鼠成了朋友？为什么很多地铁口的“黑车”上海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不去查，却去搞“钓鱼执法”？对此，杜琪峰电影里某警察说的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罪犯都抓完了，还要我们这些警察干吗？我们吃什么？”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公职人员“大公无私”的形象，这句话则将假象剥开，让我们看到了公职人员的“经济人”成分。其实，这种“公共管理的私利化”所导致的政府失灵中西方国家都有，承认就好，想办法从机制上解决就是。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这话翻译成中国白话就是──我们应该建设一种“让人民真正的选举和监督政府”常态机制，既避免“钓鱼式执法”之类的“正义干旱”，也要避免“运动式执法”之类的“正义洪涝的”，使得“正义”的溪流适时适量的汇入民心。
但中共会这样做吗？要知道中共的两大法宝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控制”。承认政府“经济人假设”，也就历史的推翻了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宣传，更从逻辑上必然的推导出“宪政是必须品”。所以，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松口的。他明明知道，以前的那套“大公无私”的东西不行了，还是要坚持，以维持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在历史逻辑的逼迫下，他们在78年后逐渐承认了市场领域的“经济人假设”，但在政治领域始终不愿意承认。于是，他们不停的换新说法，“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以维持表面的光鲜。这就像是有两层皮，里面那层是真的，外面这层是骗老百姓的，活生生是《画皮》现实版啊。
周迅演的狐妖不停的要通过“吃人心”来维持那张“画皮”，中共要维持“公”的形象，一是要不停的要找垫背的阶层，来承担所谓的“改革成本”。你看，78年前搞城乡二元体制，用剪刀差从农村抽资源，是农民垫背；九几年工人下岗，也是垫背啊；前些年好不容易有点中产阶级的幻影，可现在怎样？白领被房价就灭了，每当要承担“成本”的时候，总能找到垫背的阶层，如果哪天找不到了，那张“画皮”也就完了。二是，要不断的反腐保持画皮的光鲜。而反腐很大的成分其是权力斗争，像徐才厚这种败类，在民主制度下早就被法律惩办了，哪会等他爬上那么高的位置再摔下来啊，他现在之所以会倒，还是权力斗争嘛。所以，是什么让“人民的好儿子”徐才厚变成“国妖”的呢？还是这个披着“为人民服务”画皮、实则避免不了“公共管理的私利化”的体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