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依宪治国”和宪法实施的重要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行宪机制，政府违宪行为屡屡发生，却得不到及时纠正，致使宪法承诺沦为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事实上，不仅宪法得不到落实，即便被公认为具备约束力的法律也往往落实不下去。尤其到了各级地方政府，地方“红头文件”经常比宪法和法律更管用。河南省新乡市关于村委会选举的规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最近，不少地方正在进行村委会选举。河南省新乡市就村委会改选发布了一则通告，明确规定了十来种“不能”或“不宜”作为村委会自荐候选人的人员，其中包括“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刑满释放（或缓刑期满）未满5年的”、“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未接受处理的”、“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低劣的”、“热衷于搞宗派活动、长期闹不团结的”、“参与邪教组织、长期搞封建迷信活动、影响极坏被查实的”、“缠访、闹访、非法上访的”。如此限制候选人资格，既违宪也违法。
对于任何真正意义的选举，候选人的自由产生都至关重要。否则，一旦候选人被上级内定，选民选来选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如同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样的“选举”形同虚设，显然不成其为选举。正因为如此，1982年宪法第34条特别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也有相同的规定。而民政部颁布的《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第四章第3条虽然规定了候选人限制，但也只是规定“无行为能力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不得提名为候选人”。
宪法第34条规定本身已经足够清楚：任何18岁以上公民都有被选举权，也就是作为候选人的权利，除非“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首先，只有依照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规定的“法律”才能限制候选人资格。新乡市的规定则连法规或规章都算不上，只能作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根本不具备限制被选举权的法律效力。在形式上，这样的规定是完全无效的。其次，只有候选人触犯刑法并犯有足够严重的罪行，以至被剥夺政治权利，才能被剥夺被选举权。在新乡市所规定的限制当中，没有一条符合要求。最接近的一条是“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刑满释放（或缓刑期满）未满5年”，但是也远够不上宪法允许剥夺的条件。
最后，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新乡市列举的限制大都模糊宽泛，譬如“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低劣”、“热衷于搞宗派活动、长期闹不团结”、“长期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些用语全非法律概念，根本不可能获得准确定义，因而很容易纵容政府滥用公权、任意剥夺候选人资格。特定候选人是否“政治素质差、道德品质低”，人际交往是否属于“宗派活动”，批评同事算不算“闹不团结”，宗教信仰是否属于“封建迷信”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概没有法律标准，最后统统变成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不仅不是依宪治国，而是赤裸裸的人治。“缠访、闹访”甚至“非法上访”也是很难界定清楚的概念，地方官员完全可以对积极维权的村民贴上“缠访、闹访”的标签，进而剥夺其竞选村委会的资格。事实上，这些现象在新乡市下辖的某些村选举中已经发生。
要杜绝任意剥夺候选人权利的现象，必须强化宪法实施机制，而选举权的落实离不开公民的积极推动。《立法法》第90条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法律规范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虽然新乡市的规定“级别不够”，并不严格符合启动常委会审查的条件，但是鉴于目前行宪机制尚不完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适当的宪法救济渠道，村民们仍不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由其责成河南省人大或相关政府部门撤销新乡市的违法规定。村民们也可以就此向法院或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行政诉讼或复议，要求撤销违法规定。虽然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尚未生效，法院不妨参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修正规定，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附带审查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新乡市规定的资格限制严重侵犯了村委会候选人的宪法权利，因而缺乏法律效力，由此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也同样无效。这是一个地方规定违宪违法的标本，是和依宪治国和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当然，坏事也可以转变为好事：及时撤销这样的规定可以成为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起点，甚至成为完善中国宪法审查机制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