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鲍彤先生近照（摄于2012年12月/鲍朴提供）
该报心目中的宪法具有特异功能：
其一，宪法居然和民法刑法一样，也是判罪和量刑的“适用法律”，譬如“鉴于某人违反了《宪法·序言》第几段第几句，因此必须科以几年以上几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类。
其二，宪法居然有禁止公民发表与宪法相抵触的言论的功能。
我不认为社评的作者是宪盲。也许“中国特色”是他灵感的来源。不过刘荻已经提请他注意七十年前老革命的证言。环球大概不至于把祖宗也当作“境外敌对势力”或“少数激进分子”吧。
谈到“少数激进分子”，社评聚焦于《零八宪章》：“最典型的是2008年刘晓波等人搞‘零八宪章’签名，该‘宪章’与中国宪法严重抵触，是公然的违宪行为。刘因此被判刑，但一直有人认为他是‘因言获罪’，西方力量也对刘给予支持，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被判刑仍然是个谜。虽然《环球时报》似乎想证明中国没有言论罪，但既然言论不得“抵触”或“严重抵触”宪法，就证实了言论罪的客观存在。
应该感谢社评，它为了挽救少数激进人士而谆谆告诫说：把“公开反对党的领导”视为“个人自由”，就是违宪或犯罪的思想根源。
我不知道社评所说的“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意思。莫非党的领导是批评不得的？
请《环球时报》指教：批评党的领导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领导人（例如批评周永康，或邓小平，或毛泽东），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政策（大至废除私有制，小到劳教、户籍）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路线（文革啊，一边倒啊，闭关锁国啊）是“反对党的领导”吗？批评党的制度（不断滋生腐败的制度，限制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制度，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以及党必须‘领导一切’那个无边无际无穷大的制度）是“反对党的领导”吗？要求党的领导改正它自己或它的前任所犯的错误，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如果批评党就是反党和违宪，请问，践行习总书记提倡的洗脸洗澡，难道就是提倡自我反党自我违宪吗？赞成习仲勋老人的主张保护不同意见，难道就是赞成保护反党保护违宪吗？
《环球时报》并不认为自己具有消灭矛盾统一思想的权力，因此它的建议是，“社会要有解决分歧的机制，要有权威机构能够站出来说出最终裁定，‘就这样了，事情到此为止’。”社评说，“如果仍有争议，就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
我相信人大常委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有权解释法律；但我不相信人大常委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有权裁定真理。无论大大的人类史，还是小小的中共党史，处处都在提醒人们：真理和法律常常不是一码事。
没有矛盾，没有分歧，不成其为社会。舆论一律，就无所谓为舆论。至于“解决分歧的机制”，从来不是封嘴，而是言者无罪，免予恐惧，畅所欲言。无论什么社会，真理大概是越辩越明，大概不太可能是越封嘴越明，或越裁决越明。邓小平有一句话应该是对的：“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