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下旬，我在家乡常熟对自己的新书作了最后校定；当月底，该书在香港面世。在书的“自序：良知是第一推动力”中，我写道：我将“点燃良知的烛光”取为本书的书名，一是表明这些年来，我自己所做的，无非就是这七个字而已。二是呼唤我的同胞，能不能将良知的点燃作为我们共同的底线？尽管我知道，良知也有它的软肋，即她有时候难以抗衡人对权威的下意识服从。但是，我真的认为，国人破拆或越离无形之心狱，逐步变臣民认命为公民抗命，从而在中华大地上驱动文明前行、迎来民主转型的第一推动力，确非良知莫属。
或许是一种应然的链接，或许仅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就在几天之后的11月3日晚上，我在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室》节目中，耳闻目睹了一位退休检察官点燃自己良知、践行公民抗命的真实故事。
这位检察官名叫孟宪君，退休前任职于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检察院。故事发生在2005年，当时他被指定为一起经济案件的公诉人。在这起案件中，他和检委会成员一致认定当事人“无罪，同意不起诉”。然而，他们的意见被一位市领导强行否决，案件于2006年在相山区法院开庭一审。在庭审中，这位检察官当场正面回应法官，震撼性地如实披露：检察院的起诉，其根据是“无罪也要起诉”的上级要求！当法官询问孟宪君：当事人高尚挪用资金86万元证据何在时，孟宪君先生再次据实相告：这个数字出自“领导意见”！我相信，如果不是良知的力量战胜了恐惧，如果不是抗命的心志驱走了纠结，孟先生是不会公开说出那样的真话来的。
相山区法院一审判决高尚无罪之后的第9天，孟宪君被逼执笔，在良心的折磨下为相山区检察院写了抗诉书。随后，淮北市中级法院终按市领导的意图，二审判决高尚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还将高尚挪用资金的数额，从86万元再次莫须有地推高为360万元。
这起错案被铸成之后，当事人高尚先后向安徽省高院和最高院提出申诉，要求启动再审程序。然而，蒙冤受屈的当事人长达7年的一再申诉，均被冷冷地关门落闸、“依法驳回”。2013年，已经退休4年但一直觉得俯仰有愧的孟宪君听闻此事，又一次震撼性地站了出来，他于当年11月1日到最高检自我举报，举报自己“办了错案”。
孟宪君创举式的自我举报，撬动了锈迹斑斑的案件重审之门。在他上京举报1年零19天后的2014年11月20日，安徽省高级法院开庭再审了高尚案。
再审结果人们不妨拭目以待，但是，孟宪君秉持良知开罪权力的公民行为，具有直指人心的励志力量和示范效应，必将鼓舞和鞭策更多的国人，去像他那样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而孟宪君的正直和担当，也足以使五毛们——无论是统一加餐的还是自带干粮的——的行径，更为令人不齿、遭人鄙视。
在中国大陆，计件领酬的五毛们雪藏良知、见利忘义，早已是丑闻一桩举世皆知，此处不必多说了。就说那自带干粮的周小平，顺着权力意志说话，满嘴跑火车，甚至故意胡编乱造，又有什么良知可言？而比周小平更为高级的自干五——王绍光和汪晖们，又有多少良知可言呢？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新左派批判（二）”一文中，张博树先生精准而尖锐地指出：在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讨论上，王绍光和汪晖一样都是权力的“抬轿”者，只不过作为“学者”，他们对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直接吹捧（王）或明批暗捧（汪），其水平远高于周小平这样的五毛，自然也就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读完博树先生的透视性批判全文，人们不难得到一个“别无选择”的结论：高级自干五们向权力靠拢乃至献媚，原因不在于认知问题，而在于良知问题。
在相关的后续报导中，我特别注意到：孟宪君先生点燃自己的良知，站出来力推错案的纠正，对此他并不感到恐惧；而且，他所接触的人，几乎都支持他的“自我举报”。这一事实使我感触良多，也使我在解读《辽宁日报》公开信事件上，有了自己独特的感悟。
11月14日，《辽宁日报》异乎寻常地发出了“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指称，在被调查过的大学生中，80%以上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法律、行政管理、经济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类课程，尤为突出。”……
这封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公开信，使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一段经典描述：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恐惧丢失自己的饭碗；学生则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说教，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由于恐惧说“不”会带来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官方）推荐的候选人投赞成票，并且假装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人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如果辽报公开信并没有夸大事实、危言耸听（我倾向于相信这一点），则对比两种不同的描述，可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变化。什么叫“爱发牢骚”？就是对自己看不惯、不认可的东西不再保持沉默，而是有感而发，针砭时弊；就是不仅不讲授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而且还揭穿、抨击那些可憎的东西。中国课堂上的老师“爱发牢骚”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从双重人格的“夜间人”走向了单一人格的“课堂人”，他们不再是课堂上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里对家人或挚友发发牢骚，而是在课堂上就表达异议，袒露自己内心的不同见解。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种质的飞跃。我要说，正是中国大学老师们敢在课堂上“发牢骚”，正是人们普遍支持孟先生的自我举报，正是戴翔先生力创《清明上河图•2013》，加上许许多多中华大地上的公民抗命行为，共同汇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