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在微博上寫下這樣的文字：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即使受了天大的冤屈，國外媒體要採訪，也會理直氣壯地說：「我們國家的事、我們家的事，你們別管了。」可以評選為感動世界人物。
這是看到內蒙古高院關於呼格吉勒圖「流氓殺人案」立案再審的消息公布後，國內外媒體記者蜂擁而至，紛紛要求採訪呼格吉勒圖父母李三仁夫婦，他們卻只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拒絕了國外媒體的採訪而寫。
依照常理，在法院立案再審的節骨眼上，李三仁夫婦借助中外媒體壯聲勢，一吐積壓多年的不快，是多好的機會。即便拒絕外媒記者採訪，也可以找一個更體面的理由，而不至如此「體諒」。
有論者說，兩位老人之所以如此做，很可能是事先被當地官方打了招呼，不敢接受外媒採訪，因為記者採訪完就走了，而他們還得生活在那些官員的治下，權衡左右，只好選擇拒絕。
為什麼很可能被事先打招呼？概因當局擔心一件刑事案件，經不受管控的外媒報道，萬一上升到政治高度，說不定又要批評中國大陸的司法不公、人權等問題，影響大陸的國際形象，故而提前給二老打招呼。
其實，就算二老沒被事先打招呼，憑他們幾十年的人生閱歷，恐怕也不敢輕易接受外媒採訪。個人私自對外發聲，萬一捅出點什麼，會被上升為外交問題、政治問題、安全問題，吃不了兜著走，有擺脫不了的麻煩。要在過去，別說在這種事情上發聲是危險的事，就是海外有親戚、有「海外關係」，也是一輩子沉重的包袱。
所以，與其說二老的拒絕源於愚昧，不如說源於恐懼。是因為害怕可能被「秋後算賬」，害怕一切或隱或現的打擊報復，害怕失去現有的安穩日子，雖然有天大的冤屈，難言的悲痛，只能說點別人想要聽的話。是恐懼讓他們變得謹小慎微，看起來多麼「體貼」；是恐懼讓他們變得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是恐懼讓他們失去了言說的自由，堂堂正正做人的勇氣。
事實上，大陸有很多人因為恐懼而活得畏畏縮縮，包括我自己，我們的生活中布滿了本不該有的「禁地」、「雷區」、「紅線」，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說話非言為心聲，而是慣於說假話、謊話、套話；做事擔心失去目前的一切，投機主義站隊風行；只有在私下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我們的尊嚴、自由和個性，被恐懼無情地粉碎。
而深度的恐懼則是對恐懼本身享受如常，生活在謊言中而不自覺，甚至對探究真相真理失去了興趣，對自由本身也失去了興趣，你就是給他個一吐心聲的機會，他也沒有興趣，他已經習慣了因恐懼而來的麻木狀態、奴役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獲得虛假的安全感。在恐懼之下，是難有自由的。
所以，當他們被冤枉了，得到了平反，恨不得跪地謝主龍恩，渾然不覺這本來就是自己應有的自由和權利。這種恐懼並不是通常的心理學意義上的情感，而是如哈維爾所說，是「對一種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機的集體意識或多或少的分享，憂慮什麼是或可能是受威脅的，並逐漸變得習慣於這種威脅。」
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導致的心靈災難。在一個權力橫行，權力者憑權力予取予求、通吃一切的社會，法律制度淪為一紙空文，每個人都生活在不確定的恐懼之中；就算你不去找麻煩，麻煩也可能找上你；就算你老實做人，在沒有充足證據支持的情況下，竟也會被判個故意殺人、流氓罪，含冤而死。試問，自己的東西、包括生命，隨時可能失去，又豈能不心生恐懼？
1941年，羅斯福在給美國國會的咨文中提出「四大自由」，即美國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們都應該有權享有言論和表達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彼時，羅斯福所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從避免國家之間戰爭災難來說的，而今，免於恐懼的自由，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也寫進了聯合國人權宣言，成為全世界人們的追求。
中共早在建國前，就呼籲羅斯福的「四大自由」，1945年，毛澤東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激情洋溢地說：我們建設的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載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
幾十年過去了，中共應該捫心自問，這一莊嚴承諾是否兌現了，倘是沒有很好地兌現，又該如何努力？一個有抱負的政黨，不應該忘卻自己出發時的理想。而政府的職責就在最大限度地保護人們免於恐懼，獲得自由，這是人類形成政治社會、生成政府權力的基本出發點，倘若不如此，何苦勞神費力供養政府？李三仁夫婦本應受到公權力的保護而免於恐懼，結果卻陷入對公權力更大的恐懼中，這是莫大的嘲諷。中國不需要感動世界的老百姓，需要免於恐懼的公民，需要強硬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每個人「免於恐懼的自由」。
寫下此文，雖然不免恐懼，但還是為了不長期的恐懼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