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所有的利益和力量，也只能集中起来办一件大事：维稳。
《泰晤士报》12月3日发自北京的文章认为，中国可能被引领到第二次“文革”的边缘。此类猜测，自2012年以来一直不绝于耳。知名媒体人长平老师在题为《“文革”未曾远离》的文章中也指出：除了临时的权斗之需，当局从来没有真正否定过“文革”。
确实，近两年来当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持续高压，包括“文艺座谈会”、“公祭”等在内的围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系列宣传攻势，以及对抗争人士的全面迫害等诸般行为都显示，当局在统治的思维和方法上越来越接近文革。民众所面对的环境固然如此，但是，与文革时期相同或相似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形态到底会不会重来，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文革的实现，需要自上而下的权力动员，并由此实现权力的归集。中共建政之后，就存在军功阶层和文职干部在统治权力方面的矛盾。当然，他们的身份归属，并不是简单的军官还是文官能够概括；而他们对于权力的认知和持有欲望，也有着深刻的差别。毛与刘、邓，毛、林彪和“四人帮”之间关于权力的殊死争斗，根本上还是统治权力归属的矛盾。毛希望的权力结构，是他一人统治之下的分级授权制度，上下级之间是命令与执行的关系；而他眼中的政敌们，则希望能够通过地区、部门分配的方式，获得相当程度的独立治理权力，甚至能够在合适的机会“取而代之”。
山头林立的权力割据，使毛切实感觉到集中统治权力的重要性和失去统治权力的危机。文革的目标，在发动者毛泽东看来，就是将统治的核心权力全面地收归己有；而他所持有的资源和采取的办法，也就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并且通过动员使接近核心的权力持有者表明立场，进而形成有效的命令执行体系。毛的个人威信和中共建政后的统治结构，决定了毛在动员能力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而能够接近并部分实现其目标；也正如历史上出现的那样，通过文革，毛在中共内外的地位达到了顶峰，统治权力也基本实现了归集。
这在当前则变得无法实现。在参与建政的“打天下”者相继死去，他们的权力被第二代以及后续的领导人继承或分配之后，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具有毛这样优势地位的人物，能够一统天下。也正如国民看到的那样，当局的“反腐”虽然热切，落马的大老虎们也只不过是派系首脑手中的棋子；落马还是上位，体现的是派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是谁也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其他派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妥协。
不仅谁也没有办法实现核心权力的归集，当局在权力的动员上也缺乏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况且，每一个官员或许会站队，或许会投靠到某一个派系首脑麾下，但是在权力寻租成为权力的使用方式和获取权力的目的时，除了核心位置的官员，绝大部分官员的选择是默默为稻粱谋。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政者很难把整个官僚体系动员起来，也就很难使离权力核心较远、尤其是中下层官僚们对其效忠。这些官僚们关心的，只不过是持续输送利益和维护他们利益的体制还能运行多久；越来越多“裸官”的出现则表明，他们心里根本没底。
文革的根本动力，在于权力归集的野心和权力动员的能力；而造就这个野心和能力的，无疑是极权本身。极权治理的低效必须通过权力的归集形成补偿，而权力归集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无限膨胀的野心。但是，极权的代际传承造就的是几个具备归集权力野心的派系首脑，它们都不具备现实的归集能力。在民间逐步觉醒、生存抗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极权所有的利益和力量，也只能集中起来办一件大事：维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