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 知名宪政学者
民国当归或者跑到未来前头去筑城，忽视当下和身处的绝望性困境带来的限制，自己不站在几乎一线天的当下堵路，就会可能使当下路径更多。 （民进党图片）
欧盟官微披露，欧洲联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Stavros Lambrinidis与公安部谈论拘役、审讯手续，反对用刑状况以及近期对人权律师的缉捕。
我和这个特别代表有了一面之缘，给他讲了一通，说了中美人权对话是空炮，让欧盟与民国联合起来搞，多关注社会经济的维权。说政治犯人权，推动中共政改，这个就算了，要大腾挪。
台湾关注人权，很显然还在公民社会阶段，这与华山会议形成的公民社会策略是一致的。代表台湾的力量要比代表民国的力量，更加注重大陆，前者是具体的关注，落实到「不言自明」的真理，普世权利价值，而后者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关注，要求大陆人民效忠和牺牲，顺服于民国，以便自己获得精神或者权力特权，也就是历史真理感的启蒙。
二十世纪以来的启蒙模式与维权模式之间的冲突与搏斗，延续到民国在台湾的保存以及在大陆的光复运动中。台湾的关注，太实，而且还有一个问题，自下而上冲到半空中，再也冲不上去，没法实现公民社会与民国国体的合一，不是从维权到民国的运动，至少是去民国化的，以回避中共的忌讳和台湾人的反感担心。
民进党呐喊大陆人权，大陆人欢呼。国民党要是呐喊，只有讽刺的份，因为国人要求的和它允诺的是光复大陆。人权话语，还是隔靴搔痒，只是大陆人对民进党要求低。台独嫌疑外，加上民进党民国国体担当不足，所以大陆人整体上怀疑民进党。倒是相信国民党，但国民党没能力而且与共党勾搭。
在520蔡英文演讲后的当天，我接受台湾中央广播电台采访，评论说，蔡英文演讲稿回避了与大陆民间交流这一块，我提议在台湾的民国政府，应该通过关注大陆的民生和社会维权议题，来凌驾于大陆地方政府之上，形成替代中共中央政权的影子中央政权，第二中央政权，而抛弃那一些大陆政治犯人权的关注和运作，大陆政治犯人权运作不可避免的是围绕「中共中央政权」的，是大一统的，是中央集权的，是依附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对大陆整体人权，因为中共的维稳切断，没有纲举目张的作用，没有牵动带动作用。对大陆政治犯人权的关注，没法彰显民国国体，没法实现公民社会和民国国体的融合。
台湾以公民社会的方式关注大陆政治犯人权，有着贬低中华民国国格和台湾地位的隐形结果，好像仅仅是中共的劝告者，谏议大夫，而不是法统和华人世界精神主权所在，扮演了大陆公知的角色，不是发出指示的主权化身，而是异议人士。
居然没有以中华民国宪法的捍卫者自居，以国际法和普世价值来发言，并没有扭转这种附属性和依附性地位，与大陆民主阵营一样。关注大陆政治犯人权的无效性和低位格，这个在香港民主回归派，例如支联会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历史和迷糊中可以证实，香港新世代对「大陆民主化路径」的切割和警惕中，可以为台湾关注大陆人权提供警告，告别对促进大陆民主化路径的依赖，对大陆政治犯人权议题的消费依赖，转向「民生」议题。在台湾民生是首要议题，而在台湾关注大陆人权中，同样民生是首要的，因为大陆改革已死，大陆民主化是贩卖虚假希望。
华山会议形成的公民社会策略，我写文章批评落后于形势40年，招式过老，刻舟求剑。后来蔡英文提出的以民国宪政处理两岸关系，这算对公民社会策略的超越。民国政府需要以民国宪政处理两岸关系，台湾社会力量当然没有这种要求，只是如此贬低了台湾而已，延续了台湾仅仅一个省的地位格局。以国际法或者普世价值，或者文明来督促中共，诉诸于公众同情，对于中央集权体制无异于大战风车，但对于地方性民生问题有作用。民国政府关注大陆政治犯人权，无疑会被中共当做干涉内政，吃力不讨好，而且引发台湾人恐惧，事倍功半;但是关注地方性民生问题，则会被视为解救者，而不易触怒共党。
当改革已死，政治犯人权关注，味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用。将来的大陆广场革命，能根本起作用的，一定是面包沾自由「炼乳」的，而不是单纯自由的，没有面包为载体，自由就是空中楼阁。政治犯人权关注高度内卷化，无法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普通人敬而远之。大陆民间需要转换轨道，从政治自由换到以民生为载体附带自由的轨道。
民国当归或者跑到未来前头去筑城，忽视当下和身处的绝望性困境带来的限制，自己不站在几乎一线天的当下堵路，就会可能使当下路径更多，去发现我们没发现的溪流或者地下河，能起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