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享有中国第一大律师地位。他的回忆录《行者思之》获选亚洲周刊2014年第一大好书。
张思之的回忆录《行者思之》2014年6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张思之曾对媒体说，他希望通过他的回忆录“告诉读者，从一九四九年到目前中国大陆法治的进程，以及律师制度的发生发展”；读者通过张思之的详细回忆了解诸如林彪江青案和鲍彤案那样的“当代中国最敏感最重要的案件”。
对于张思之这位备受海内外敬重的大律师，北京律师唐吉田星期一表示：“虽然没有接触过张思之本人，但是我了解到他确实在以往的法律工作中做了很多努力，为对后来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借鉴。”
张思之律师今年87岁高龄。北京文化人章诒和女士曾这样评述：“张思之的律师生涯和个人生活，始终伴随着中国变化莫测的时代风云，伴随着剧烈摇摆的政治路线，伴随着长期恶劣的社会环境……前有十六岁弃学从戎，进入印缅，参加远征军；后有二十二年右派生涯。很多人看重并赞赏他接手的一连串大案，而我更欣赏他为社会底层民众的奔走呼号。在权力面前，他有傲骨；在弱者面前，他有热泪。”
具体说到对中国广大律师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唐律师表示：“主要是对所谓政治异议人士的案子不要设禁区，律师不仅要依据法理和良知为其辩护，而且还要在辩护过程当中要勇于探索和突破。”
围绕《行者思之》回忆录的出版，有媒体近日表示，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就已经大力鼓吹依法治国，但目前仍有两个中国摆在面前：一个是法治中国，一个是人治中国。法治中国是愿景，可望但却未可即；人治中国是现实，想避免但还没有找到良策。
对此，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星期一表示：“邓小平三十年前虽然也面临同样的选择， 但是邓小平的选择和今天领导人的选择的根本不同在于邓小平和习近平两位领导人的历史记忆和对历史的解读不一样。由此，邓小平选择由人治向法治方向逐渐移动， 而今天的领导人在人治和法治的选择上更多的是往人治方向倾斜。”
夏教授认为，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的选择是对文革无法无天的一种领悟和反省，下意识地想引领中国更多地走向法治，因为法治不仅保护平民百姓，而且更多地是保护包括邓小平本人在内的掌权者。相比，习近平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已经发展的很好，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开始显示。
“所以，习近平目前的一个直接反映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乱的根源不是因为法治太少，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权和权威恐怕有丧失或流失的危险。由此，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加强最高决策者个人的决策能力。国内的讨论现在说在讨论法治的时候不能否定人的因素。这样的讨论的重点其实已经偏离了当时邓小平倡导的要反官僚、要推动法治和一些民主的做法。此外，当年邓小平有权力下放，有分权，在党内与其他领导人毕竟有一定的分权，一定的相互制约。相比，所有这一切在今天都消失了，习近平认为中国要想避免乱，要实现伟大的复兴，他手中的权力还要加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意识到，今天中国不仅没有实现法治，而且有些进步还在丧失。这种现象，对中国上上下下的人来说，尤其是对站在维护法治第一线的律师来说，他们对这种危险的感受更为深刻。”
有报道说，张思之的《行者思之》回忆录为法治中国写下最有力的按语。所以才获选亚洲周刊年度好书第一名，然而从法治中国和民主中国的愿景回望，中国还远没有将“法治中国”的说法落实到行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