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滴未必能救火，我們不過盡我們的一點微弱的力量，減少一點良心上的譴責而已。
————胡適
二零零四年，我在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作了一場演講，漢學家夏偉教授是主持人，他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瞭解之透徹，一般中國知識分子望塵莫及。十年之後，當我讀到夏偉和魯樂漢（Orville Schell、John Delury）所著的《富強之路：從慈禧開始的長征》一書，這種感受更為強烈。作者對“富強”這一概念的強調，靈感來自於思想史大師本傑明•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一書。作者指出，中國跌跌撞撞地走過帝王統治、軍閥割據、共和制和共產主義已經有一個半世紀，而其領導人的統治思想也歷經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但這些相互衝突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都未能定義中國。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唯一永恆不變的價值，就是追求「富強」這一法家箴言。
本傑明•史華慈的《尋求富強》是關於嚴復的思想評傳，而《富強之路》的寫法則師法於史景遷《天安門》那種「集體傳記」（group biography）。史景遷关注的是那些并不处于革命最中心，却以其特有的敏感描述了自己的希望和苦痛的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魯迅、胡適、瞿秋白、沈從文、丁玲、王實味、聞一多、老舍等知識分子——“這些個人經驗有助於我們瞭解他們那個時代”。而《富強之路》則選擇了魏源、馮桂芬、慈禧太后、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朱鎔基和劉曉波等十一位具有象徵意義的知識分子、思想家、政界領袖、維新派、革命者、異議人士，他們都是這齣中國追求富國強兵的現代化大戲裡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今都被召喚出來充當人們認識一八四二年至今中國追求復興的漫漫長征的嚮導。
“富國強兵”背後的謊言與暴力
“富強”是近代以來中國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詞。那麽，何為“富強”？本書作者解釋說，賦予西方塑造現代性的「自由、平等、博愛」，換到形塑現代中國，則變成了「富有、強大、榮耀」。如果用法國思想家福柯所說的“知識考古學”衡量，“富強”一詞出自中國古代的諺語“富國強兵”，戰國時代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就直率地說：“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由此可見，“富強”意味著國家力量和民眾生活水平的雙重提升，而且將對週邊國家形成某種程度的威懾。本書作者稍稍將這個概念作了柔化處理，認為“富強”更精确的翻譯是“富饒和強盛”。但是，作者沒有忽略這次這個概念在中國再度甦醒的背景：這個帝國經歷了衰敗並掙扎着要維持天朝範圍的完整性。所以，富強包含了“富”（wealth）和“強”（power）這兩個面向。
“富強”是一個功利主義的目標，為了達到富強，從孫文到蔣介石，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政治領袖們，不惜採用謊言和暴力——當手段趨向邪惡時，目標就不可能保持崇高。書中描寫了蔣毛二人在蔑視人權、蔑視人的生命和尊嚴上的一致性。作者指出，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蔣介石有一段時間跟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眉來眼去。“他一開始受到列寧主義吸引，接下來則是法西斯，完全是因為他對領袖強大感到興趣，此外還因為他執迷於掌控、服從與政黨紀律。”有一度，据蔣介石自己講，中國有必要“納粹化”。而且他真的允許在國民黨內，創造原始又模糊的法西斯組織如“藍衣社”，而掛上“力行社”這樣的正式名稱，以軍隊方式組成社群，據說該組織散漫仿效的對象，便是希特勒的“褐衫隊”及墨索里尼的“黑衫隊”。“但蔣介石的法西斯傾向，比起他的歐洲同儕，發聲力道遠不如。一大關鍵差異是，蔣介石的威權主義較接近中國的秘密幫派，而非以大眾為基礎的政治組織。”與中國傳統關係過於密切，是蔣介石未能成為現代政治家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比蔣介石更加殘暴兇狠。本書作者引用美國首席文革研究專家馬若德和沈邁克的看法，毛急需一定份量、有催化作用的恐怖，來展開文化大革命，而且“他從來不會對這麽幹導致奪人性命而感到不安”。毛本人曾暗示，“真正的革命分子必須有意願，公然支持殺人”。毛對親信說：“這位希特勒更兇。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殺人就越要革命。”在這一點上，鄧小平繼承了毛的衣鉢，美國學者沙茲伯里在《新皇朝》一書中指出，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鄧小平就認為，基於政治目標，人命不足惜。鄧一直到了晚年依然深信為了政治目標不惜流血——所以，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等一批老人幫才會悍然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而且，事後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鄧對六四有什麽特別的煎熬”。事後鄧比毛更聰明的一個舉措是，把骨灰撒到大海，讓那些恨他的人想挫骨揚灰也無從下手。
自由路上的荊棘與榮耀
儘管本書以《富強之路》為書名，但這並非本書唯一的主題。如果說“富強”是一條地上的明渠，那麽“自由”就是一條地下的暗流。
在慈禧太后、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朱鎔基等政治人物那裡，國家的富強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的權勢和名聲，是高於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最高價值”。倘若自由、民主和人權阻擋了富強的實現，則可以隨時丟棄之。所以，慈禧太后毫不猶豫地鎮壓戊戌變法，殺害戊戌六君子；孫文炮製出“訓政”的騙局，欺世盜名，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充當蘇俄的“兒皇帝”；毛澤東將“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殺手鐧，橫掃一切政敵；而鄧小平則死守“四項基本原則”不放，悍然調動軍隊屠殺要求民主的平民百姓。最終，沒有自由、民主、人權的富強，成了一幅“大國寡民”的悲慘圖景。
與之相反，在魏源、馮桂芬、梁啓超、陳獨秀、劉曉波那裡，對富強的追求和對自由的追求，大部分時候是一致的目標。或者說，他們不同意為了追求富強而犧牲自由的說辭——尤其是對身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言，自由甚至是高於富強的價值，沒有自由的富強宛如沒有民主憲政制度保障的麵包——統治者既可以施捨予你，也可能隨時從你手中奪走。劉曉波是一位“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正如本書作者分析的那樣：“對劉曉波來說，跟民主一樣，人權對他來說是永遠不變的，不僅只是工具，任憑改革家或政府視特定時機，看其功效，愛拿就拿，愛丟就丟。”
在中國歷史的每一個節點上，追求富強的人遠遠多於追求自由的人，但這並不意味着自由是次於富強的價值。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來說就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是馬克思所說的少數正確的話。本書在描述鄧小平的兩個章節中，用了相當的篇幅來講述作為鄧小平對立面的科學家和人權倡導者方勵之的故事，那是一個雖敗猶榮的故事。然後，本書壓卷的兩個章節的主人公是劉曉波——比起那些號令天下的政治人物來，劉曉波是身陷牢獄的一介布衣，似乎不具備影響歷史進程的能力。但是，夏偉卻在劉曉波身上發現了中國最稀缺的精神素質，他評論說：“在中國的歷史潮流中，劉曉波到最後是被沖刷到一旁，如魏京生及方勵之，還是有朝一日他能由牢中以英雄之姿復出，在國家未來政治中扮演重大角色，一如曼德拉、哈維爾、華勒沙、金大中及翁山蘇姬，這猶在未定之天。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至少當下如此，那便是劉曉波為其犧牲自由的大多數訴求，對當前中國的政治領袖來說，都是對立面的東西。中國取得富強地位及榮耀恢復之後要做什麽，不同的思想家及領袖對這個問題對看法眾聲喧嘩，蔚為激湍，而劉曉波所思索的中國現代化，其理念猶如一條與之平行的河流，沒有那麽洶湧，在靜靜地流淌。”
若讓我來挑選一張“群英譜”的名單
史景遷在《天安門》一書中說：“我希望傳達的，毋寧是某種人們做日常抉擇的艱難，他們身處的迷惘境況，他們原想置身事外、卻橫遭牽連的事件，以及他們偶爾痛下決心、採取大膽行動而引起的外界反應。”而夏偉和魯樂漢選擇這十一個人的標凖主要是：他們“雖然下場淒涼悲慘，但其思想遺產卻沉澱在現代中國宏圖大略的核心”。
確實，即便是那些手握大權的政治領袖，在歷史的漩渦中，很多時候未必能隨心所欲地行事為人，而是被動地回應外部的壓力與挑戰。比如，毛澤東一度以為整個中國是一張白紙，可以任由他揮毫潑墨，到了眾叛親離的晚年，他才不得不承認，他對中國的改變十分有限，能夠改變的至多就是中南海附近的幾個街區而已。
史景遷和《富強之路》的兩位作者，各有其史觀和對人物的選擇標凖。對我而言，如果要寫一本類似的“群英譜”，我會保留一些人物，更換一些人物。
在清末的變革中，我會用郭嵩燾和李鴻章來取代魏源和馮桂芬。因為魏馮二人只是紙上談兵的最後一代士大夫，他們並沒有親身體驗西方的社會情貌。而郭嵩燾擔任過駐英公使，親眼目睹了英國的現代化成就，是第一個探究西方民主憲政體制如何移植到中國的思想先驅，並因此被辱罵為“賣國賊”；李鴻章則是晚清第一重臣，可以說是“半個俾斯麥”，其歷史貢獻也被“賣國賊”的罵名遮掩，如果沒有他就沒有晚清的諸多改革，如果沒有他就沒有後來袁世凱及北洋系的崛起。
在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當中，我會用胡適來取代陳獨秀。陳獨秀固然有其重要性，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也是一位深具人格魅力的“終身的反對派”，其晚年思想回歸民主自由的主潮；但是，胡適比陳獨秀更重要，胡適一生都在水滴石穿地傳播自由主義的常識，且以西方現代學術方法整理國故，成為中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奠基人，晚年在流寓台灣的孤獨中，仍然對中國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前景抱有堅定而樂觀的期待。
在中國當代的政治人物中，我會用趙紫陽取代朱鎔基。朱鎔基表面上顯得強悍精明，其實多數時候是外強中乾、虛張聲勢，他只是江澤民的助手，從來不敢越雷池半步，表達對自由民主的支持。他在經濟上亦從未擺脫計劃經濟的鳥籠思維，且用“吸金大法”將優質稅收收攏到中央，加劇了此後強勢中央與弱勢地方的政治格局。與之相比，趙紫陽才是真正的改革派，八十年代推動的一系列改革可謂“堅冰突破”，最後拒絕跟鄧小平一樣雙手沾上人民的鮮血，寧願失去權力、被軟禁而死。無論在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在個人的人格魅力上，朱鎔基都不能望趙紫陽之項背。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中國的制度轉型仍未完成，富強之路也只是邁出了實現“溫飽”這小半步。自由與富強的變奏曲，下一步如何上演，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就目前的情勢而言，代表富強這一翼的習近平大權在握，一言一行即有舉世矚目之影響；而代表自由這一翼的劉曉波卻是一個不名一文、任人踐踏的囚犯，就連他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事實，大部分同胞都不得而知。但是，強弱的易位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發生，我們期待着本書作者預言的遠景早日成為現實：“這兩股思想潮流——一條是追求富強，另一條是追求民主——未來仍可能匯流。假使真的合流了，那麽魏京生、方勵之及劉曉波等人的聲浪，無疑會變得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