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一个自称“执政党”的党是否一党专政、是否反文明、是否权贵“赢家通吃”？通常有下列几种所谓的“新常态”和所谓的“正能量”：一是该党凌驾于国家、法律和一切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权利之上；二是该党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育权和道德审判权；三是由该党控制政权各机构、各组织的产生、人员的产生、选拔和分配，而不是由选票和法定的公开程序决定；四是该党的“喉舌”凌驾于民众舆论之上；五是该党以国家的名义控制财政、税收和社会财富，公共财政处于秘密不公开状态；六是该党把军队、警察的权力集中在中央党魁和党核心成员手中，自称军警忠于党就是忠于国家，就是忠于人民；七是该党把社会管理和民间自治也并入党所领导的日常工作范围，一切社会管理和民间自治实际沦为党领导下的管理和自治；八是公民的私权利或天然权利受到该党政权的肆意侵害，比如生育、婚姻、私有土地和物权，所有权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而是“党和国家说了算”，实际上私权利无任何权利可言。
以上八点，当然不是什么“新常态”和“正能量”，也不是中共的发明独创，而是起源于苏共的为人类文明所不容的邪恶政权的“恶性肿瘤”，也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里要再三说明的是，苏共并不是外力击垮的，而是自身所自生的上述“恶性肿瘤”所击垮的，中共也不例外，其自身也同样有类似的“恶性肿瘤”，以上八点正是其“恶性”所在，其“恶性”的恶果就是反文明，甚至是反社会，反人类，具体说更是反自由、反法治、反人权、反宪政、反民主、反自治、反普世价值等等。
那么，反人类文明，有没有药方可开呢？当然有，就是普世价值的药方，可是中共不需要，正如当初苏共也不需要一样。苏共当初也没有说自己“三个自信”，中共今天却把它说了出来，这三个自信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见中共比苏共更加无可救药。它自以为根本没病，更不需要治病，谁敢说它有病，它就把谁“打倒”。所以说，普世价值的药方是为中共垮台之后的政权开的，中共必然要走苏共的老路，只不过时间有早有晚而已，“是祸躲不过”，反文明就只有让它一反再反了。
说得明白点，普世价值，就是人类的普世文明，现有的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明显归纳不出普世的价值，我们只能通过西方文明的源头《圣经》来解读才能说清楚，说明白。甚至，笔者不愿意用“西方文明”这个词，因为是否普世文明通过它所结的果子可以看出来，只要是普世行得通的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只要西方文明扎根中国大地就可以成为东方文明。当然，最好不要分什么东西方文明，以免狭隘的人们固步自封、以偏概全或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操纵、利用。
哪些是真正的文明？哪些是反文明？要看清楚并不是难事，前面提到了八点“一党专政”的所谓“新常态”，即邪恶政权的“恶性肿瘤”，可以简单分为私权利和公权力这两部分，通过《圣经》所揭示的普世文明进行分析，就可以看清楚文明和反文明的分界线。
首先说私权利。《圣经》在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中提到了埃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的奴役和暴政，也是从侵害私权利开始的。以色列人因为灾荒寄居在埃及地四百年，埃及人就把以色列人当作奴隶和假想敌对待，因为以色列人是“外族人”，不是本民族的“同胞”，当然要被奴役，以免他们强过自己。具体怎么奴役呢？《圣经》记载：埃及人说：“这些以色列人又多又强盛，对我们是一种威胁。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打我们，逃离我们的国土。我们必须设法阻止他们人口的增加。”于是，埃及人用巧计待他们，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以色列人被迫为法老王建造两座积货城。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作工，使他们因作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作砖，是作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使他们痛苦异常。中共正是中国的“法老王”，也是这样奴役本国民众的，比如看病难、就业难、上学难、买房难、办证难、养老难、生育难、乘车难，物价高、税赋高等等。本来在自己的国家，却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本地户口和流动户口“一国两制”，人为设置障碍，有一等公民待遇，还有二等公民待遇。自己本国的同胞在本国各地居住、流动，必须办一系列的许可证才能合法生存，比如“暂住证”、“居住证”、“社保证”、“计划生育证”；自己同胞的子女在本国之内、户籍之地以外上学，要交纳各种“插班费”、“借读费”、“赞助费”等等各种计划外收费；特别是最近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依然“纹丝不动”，比如你以前每次加400元的油，现在还是要花这么多钱，并没有因油价下跌而改善，因为国家在油价下跌的同时相应提高了消费税，即你现在加的400元油，可能油费约为四分之二，另外四分之二就成了税。换句话说，假如国家油价再下跌，你可能每次只需花100元就可以加到以前400元的油量，另外300元就成了额外的税。税果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就直接把油价降低就简单多了。中共当然有自己的利益集团，其中石油就是其中之一，到嘴的肥肉岂能吐出？中共并不是“法老王”，因为“法老王”对待异族凶狠，苦待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人，倒是有国民待遇，绝对不用奴役以色列民的方式奴役埃及民。
中共恰恰相反，它对于本民族的人变本加厉地奴役，肆意奴役，当然和法老王的出发点一样，让他们觉得命苦，无暇顾及别的，比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社会福利什么的，都抛在脑后，先顾自己的嘴巴要紧，于是房奴们就心甘情愿地当房奴，不愿意也不敢丢了工作，不愿意社会有任何风吹草动；工人们就认真地被压榨，受不公待遇也不敢有丝毫的罢工、上街、示威等举动，更不敢有此想法；还有白领、上班族、基层公务员，还有大量的享有既得利益好处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几乎都安于现状，不当房奴，就当上班奴，就当统治者的美言者和辩护人，有钱有利益就有一切，一切向钱看，至于公民正当的权利，公平正义，不过问，不伸张，他们把“闷声发大财”当作此生的手段，又当作此生的目的。
中共“法老王”所开辟的奴役之路，民众的身体被奴役只是其一，还有生育权这一事关每个人的私权利也被肆无忌惮地侵害，比法老王还甚。据《出埃及记》记载：法老王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法老王对待以色列民的方式就如同中共如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法老王对待以色列民让其“断子绝孙”，对待自己的同胞却不是这样；中共恰恰相反，而且更甚，让很多家庭断子绝孙，比如中国现有因各种意外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至少100多万。
埃及法老王为什么要下令杀死以色列民族的男孩呢？当然是因为他视以色列民为仇敌，他想通过屠杀以色列男孩的方式达到让以色列民族“断子绝孙”的目的。可想而知，以色列民若只剩下女孩，没有男孩，女孩长大了只能成为埃及人的奴婢、女奴，或者嫁给他们的男孩，那么将来以色列民族将不复存在。这就是法老王的邪恶目的，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因为反文明的行径都不符合普世价值，也不符合上帝公义的标准，必然要失败。
中共已经实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恶果已经很明显，至今也无明显实质性的松动。再说，中共的政策其实并不是所谓计划生育，而是强制不生育和少生育。它对于城市人口，严格限制只能生一胎，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对于农民人口，若第一胎是女孩，在四年后可以生第二胎；若是第一胎是男孩，也是只能生一个。若是计划外生育、超生，公权力有各种强制措施，如结扎、堕胎、引产、杀人、抓人、罚款、拆房、牵牛羊等等。如果说中共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一荒唐而无依据的理由，那么，我们看印度人口也多，他们却从不实行计划生育，甚至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不实行计划生育，也没见地球养不活地上的所有人。换句话说，如果说有人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辩护，认为其正确的，那么这就等于说全世界都做错了，只有中国做对了，那么他就任它继续结扎、堕胎、引产、杀人、抓人和罚款吧，任他反文明吧。结果呢？反文明的邪路都走不长，苏共、罗共、南共、红色高棉等等已经证明他们的失败。因为任何反文明之举都是自掘坟墓，中共的末日已经注定，反文明必然是自我埋葬。时候到了，中共必步苏共的后尘。
再说土地制度，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国家，都保障公民的土地私有产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类保障土地私有权的时间，远远长于各朝各代的时间，也远远长于中共存在的时间。如今，几乎全中国所有农民脚下自己耕种的土地，都是祖祖辈辈继承、交换、转让、交易等方式保留下来的，中共自1921年创立时，并没有带给中国农民一亩土地；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后，也没有从苏联共产党那边继承、转让一亩土地，那么，中共凭什么说中国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凭什么说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请问“国家”和“集体”是什么时候先把这些土地收购为自己所有，然后再把使用权转让给市民和农民的？如果“国家”和“集体”并没有花一分钱代价取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这些土地仍然是原先主人的，谁要自称拥有这些土地，那么他就是抢劫者，就是强盗。对于这些非法所得的土地，土地的主人什么时候都可以主张所有权，都可以再度夺回来。土地私有，天经地义，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如果土地不能私有和自由买卖，不能合法继承和转让，如果夫妇不能自由生育，如果人类这些最基本的私权利都无法保障，那么这样的国家不能算为“国家”，只能算为“反文明的黑暗之都”，又称之“邪恶专制制度之集大成”。
前面说了第一部分即中共治下的公民私权利被肆意侵害，下面接着说第二部分即中共治下的公权力的真面目。公权力的合法性必然是由被统治者授权的，这也是普世文明的核心内容。可中共恰恰相反，中共的权力范围只有党的利益至上，而没有民众的利益至上。首先从中共的权力结构看，自上而下，最上面的是金字塔顶，上面说了算，下面只能听令。如果是上面让下面杀人放火，下面也只得去杀人放火，而不管是否具有合法性。
通过《圣经》所揭示的普世价值看，一个文明国家的治理，法治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君王，还是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意味着公义的审判，无论是谁，触犯法律，都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以色列民族的君王扫罗，无视公义的法律，其君王位很快被先知废除，先知另外确立大卫成为新的君王。这说明以色列的君王之权也不是无限的，至少受到先知、祭司的制约，君王只具有行政权，比如民事案件的审理、带兵征战、治理社会、收税等等，君王并没有立法权，先知就相当于民主国家议会的议员，可以弹劾君王，可以立法，可以监督和问责君王。在以色列民族中，除了先知、君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位就是祭司，祭司相当于掌握司法主权，并负责用法律来教化民众，君王若是违法犯罪，祭司要带其献祭和赎罪，要审判君王，而君王不能替代大祭司的角色，祭司也不能代替君王的角色；君王犯罪，祭司可以依法审判君王；祭司若犯罪，君王可以依法审判祭司，他们都在法律之下，而不是由任何一方超越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通过君王、先知、祭司三个角色可知，一个文明社会，没有最高权力，各权力、各职分各有边界，相互制约，各司其职，不能相互替代，不能跨越职权边界，这也是现民主国家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起源。可是，中共并非如此，中共是“独一无二”，“伟大光荣正确”，中共不但凌驾于立法、司法之上，行政权也是其下，更别提舆论、社会管理权了，“枪杆子”、“笔杆子”都统统归中共所有，教育、道德和教化民众之事，宗教信仰之事，民间文学创作和歌舞小品创作之事，也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中共自立为中国人的“救世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言外之意是，中共一旦垮台，中国也必然完蛋，因为“没有党，哪有国”，“保党就是保国”。
中共这样不按普世文明的规则执政，结果必然是反民主、反文明，自掘坟墓，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一些县市的县委书记座谈，这些人都是上面指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细节是，习近平发言用秘书写好的稿子，而县委书记发言，也都是念稿子，没有稿子，就开不成一个座谈会。整个座谈会，不是习近平说什么，县委书记说什么，而是他们的秘书写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根本没有独立的见解和独创的思路，甚至离开秘书他们就不会当官了。再说，这些县委书记，不过是党官，凭什么可以代表一个县？全县人凭什么要接受一个党官的领导？谁选举了他们？若在正常的有被统治者授权的制度下，必然有多党竞选政府的权位，竞选上的是执政党，落选的是在野党，从来没有一党独大，也没有一个执政党可以专政几十年，执政党也仅仅掌握行政权，比如选上县长、省长，都当县长、省长，哪有县委书记、省委书记这一说？简言之，省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都不是合法的职位。从候选人、竞选到选举结果，都没有一个开放、公开、公正的程序，怎么能称之为合法的呢？
一个文明国家，公权力系统根本没有一个党委书记的任何立足之地。而在民主国家，民众不需要问他是什么党员，什么背景，只需要通过选票和竞选程序检验他有没有当官、掌握公权力的能力，没有能力，居然敢当官掌权？恐怕全世界只有中共这样的专政党敢这样干。一个官员，忠于职守，必须要有法治的制约，同时还要经过被统治者的授权，经过民众的选票检验，随时接受舆论的监督，才能拥有合法性。我们再看，习近平也当过河北正定县的县委书记，也不是竞选和选举产生的，而是“上面”指派的，是河北省党委、政府权力之外的“县委书记”，谁敢说“不”？所以说，中共这样的一党执政制度，让我们可以看得更明白，中共的官员一靠“关系”，二靠“背景”，此外就只能靠“利益输送”了。看那些通过党系统自上而下选拔出来的官员，其无法无天的程度，其水平和能力差到何等地步？除了能贪腐、无能、瞎折腾或渎职犯罪之外，干不成真正有正能量的任何事，难怪中共越反腐，腐败越多，中共要死也只能死在自己人手里，这就是中共的未来结局。中共跨在自己人手里，将来分析其原因就容易解释，因为一旦中共死于外力，中共可以推卸垮台的责任，可中共死于自身就无法推卸责任了，将来中共垮台后，中共党员也只能说这是中共“反文明”自作自受，成于“三个自信”，毁于“三个自信”，这样就没有多少人会真正怀念共产党执政时所谓的“新常态”和“正能量”了。
对中共这样一个典型的反民主、反文明、一党专政与缺乏合法性的专制政党，觉醒的中国公民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公民抗争和社会运动，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捍卫普世价值与人类文明，才能把中国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