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中国出路？（网络图片）
能否有一种超越国内内部斗争的方式推进民主？记得2005年我在《法制晚报》做编辑，有一次下班坐总编辑王某的北京吉普走，他对我说如果你去钓鱼岛抗争，对付外部，我给你做好几版。他知道我的身份。内战无英雄。没有政治对抗的一方，能获得整体或者绝大部分的支持，总是分裂的，总有很大部分的人希望一致对外，国内内部的整体一致，当然是民主化的。统一并不一定与民主化都对立，当然现实条件下不对立的概率较小。所以超越撕裂性的抗争，走向一种超越性抗争的政治想象，时时萦绕在我心里。在现有政治结构格局之外的和平转型的政治想象，少流血或者不流血的革命，以民国当归来承载。以美国民国共同体来承载，以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来承载，也就是外部手术。
这个世界谁还不懂体制问题所在，除了喜欢当导师的人，老觉得别人不懂。喜欢把现实出路问题，变为知识，喜欢当情感导师。在这个世界上，醒悟了启蒙了又能如何，还不是砧板上的肉，醒的肉和不醒的肉，都在屠刀之下，重要的是出路和突破。很多人是醒了在装睡，唤醒是一种无用而没有效率的做工，因为装睡是一种自我保护。
就出路的担负来说很难。这个判断是对的。就从出路的判断来说，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过多的自己欲望渴望投射进去，因而有可能是一个骗人骗己的迷信活动。就像我说，我们要认清世界所存在的问题是容易的，但是要认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不容易，把自己看得越重，视线越模糊越扭曲。八九之后改革已死，其实更重要更加深处更加绝望的认知是革命已死，没法革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然这个认知广布在底层民众中间，例如北京市民。说什么主义都是扯淡云云，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出路，才是人民所需要的，能干一点是一点，能行动就行动，别扯太大的。例如八九之后杜导正他们的碎步进步论，是关于出路，改革已死，革命更死啦，那只能讲碎步前进，以改革的名义，虽然改革已死只有幽灵在人间游荡。所有的出路论都必须在“革命已死”这一现实面前接受审判，以至于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要求，自我贬低为口炮党，道德绑架，革命唤起启蒙，真理感化自我生存和被愤怒绝望捆绑的愤怒人士。因此他们把只能是出路论的八九之后改革，变为立场问题，担负出路变为立场，因此，改革派看起来像清末的主战派，而口炮党看起来像清流派。改革派自以为自己在做事，在行动，鄙视清流派。在我自己看来，改革已死，革命更死，那么就只能找革命暴力的替代物，民国国体问题，民国当归是革命暴力的替代物，就像林肯说选票是枪支的和平继承人一样，你想打但打不过他，就得找能替代打他的方式，例如阴死他。这时候的阴死方式，不再是“和平改良”转型的，而是血淋淋暴力的同等层面的替代方式。当到了讲出路的时候，而不是讲立场讲正确姿势，就会马基雅维利主义，哪一种方式是出路，就哪一种，立场正确并不重要，姿势正确不重要。
新世代
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序言中写道，生活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人们相信该社会事实上正在成长或发展、衰落或灭亡这样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这个过程被设想为是一种后代人自觉和积极参与其中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在衰落或者灭亡，其重要的标志是八九后的后代人新世代自觉地参与其中，只是没法另起炉灶，在新的世界中，所以在旧世界里面背叛弑父，拖延消极内心移民。
黄蕉风写了一个新世代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问题意识是很不错的。大陆新世代有没有，有水面之下非常强大，如同水下的冰山整体，但浮出不来水面，不如香港台湾。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主观的超越突破渴望之自觉意识不行，就一弑父情劫发作，还是陷在反公知的公知路径，争夺话语主导权，还是启蒙导师取而代之的，即使诉诸于行动，其行动还是为了构建身份，就像维权律师搞来搞去还是为了能够在政治改革问题上发言，为了挤入八十年代以来的话语舞台。相当于共党党史上的残酷的路线斗争。这是不如香港台湾新世代的地方。新酒装旧瓶而已，路径锁定弑父者迟早如同父亲，变为父权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可以简单地按照托克维尔的话，原子化或者一堆土豆。维权或者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权话语，本来就有着克服原子化的作用，不过其黏合力甚微。反公知的#准公知#对准的是他们认为与体制同构，与贪官同构的，与体制性平台分离不开才有地位的公知，在这种体制延伸的末端（公知的个体性已经很强，几乎没法获得组织体制保护，而且所得利益甚微，且能吸附的物质化力量，例如性资源甚微）进行爆破。从个体走向更加个体的无政府主义，拉平身份等级，应该是更加的原子化和更像一大堆土豆。香港台湾的新世代走向具有区域共同体色彩的港独台独，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人权-独立-联邦是世界各国民主化的通用路径。没见到一路走到黑，越来越黑的无政府主义是路径。要么是中国特色，要么是中国模式。这个就是港独台独之区域共同体独立与大陆之个体独立更加原子化的区别。
新世代浮出水面则背叛新世代的规律。就像我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说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胜利者背叛其所在的阶级一样。那一些沿袭启蒙导师争夺话语权的路径的，在不断下沉的处境中，能突破成为公知和著名公知的概率小之又小，不在于你有没有水平，而在于你有没有平台。而通过维权行动而不是知识来试图达到目的的，即使挤入脚下的草鞋总是藏不住和把你鉴别出来。我不认为言论启蒙是一种行动，除非是稀缺性的。新世代以言论启蒙，其言论早就是口水中的口水，没有任何原创性，其体验性情绪诉说，并不是思想，也不是理论，他们认为曾经的公知舞台上，或者改革理论舞台缺乏他们的身体性话语在场，因此是稀缺的。这种认知也是他们渴望挤入原有舞台，路径锁定的证据。占有旧瓶子的渴望高于一切，酝酿新酒不过是手段和工具。一旦他们冲进了旧瓶子就立即背叛所在的新世代，这是大陆新世代崛起的宿命。
如同香港台湾的新世代，大陆新世代是作为反对党的“反对党”出场。大陆公知和台湾“国共合作”香港“民主回归派一样”，自己会认为是中共当权派的反对党，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最后胜利的是红旗，反对延伸式产生中共合法性的基础。例如说香港的民主回归派最早多是港独派，因为现实路径的约束，必须在不触动中共统治的前提下要民主要自由，成了“民主回归派”。那么反对党的反对党，会不会形成再次的延伸呢，港独台独走的是区域性共同体路径，走的是世界各国民主化“人权-独立-联邦”之常规路径，不会成为延伸。大陆的新世代，“反对党的反对党”走的是路径锁定的路径，则概率很大。更加彻底绝对的无政府主义，最强的虚无主义与基督徒的生存形式极为接近，这就是我说的基督徒与无政府主义的“孪生性”。更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千年帝国绝对统治组织性之更重打击，同时是极权主义的新土壤。无政府主义与极权神权的纠缠，史书缕见。要论打击力，从罗马帝国绝对统治逃离的基督徒，再次组成教会主张国度，要比无政府主义打击力大多了。香港的独立运动具有较重的基督教色彩，有着神学和教会的襄助支持。所以大陆新世代同样有可能从无政府主义跳跃到基督教中去。
走公知和反对之身份建构路径（被锁定的）意味着从中共党国体制中蜕变修正主义出宪政，而走基督教的路径则意味着明白判定前者路径之不可能，改革已死，转型已死，即使中共奔溃了前者路径不过是墙头变幻大王旗，换汤不换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只有类似基督徒一样，要么复国主义，要么在人间仰望天堂，承载以教会和圣灵的国度。这里就是儒家士大夫身份认同还是基督教宪政主义的分歧。
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巫灵之术的发展，恰恰是人们似乎在进行他们自己及其物质环境的革命性变革之时，以便创造出尚不存在的某些东西，而正是在这种革命危机的时代，他们及时地求诸于过去的神灵以便对自己有所裨益；他们借来其名称、口号和衣饰以便在这种令人起敬的外表下和借用来的语言中建筑起崭新的世界历史的舞台。
法西斯主义的行动渴望及其路径锁定
墨索里尼曾说，法西斯主义不受预先在写字台上制定出来学说的支配:它产生于行动的需要，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其次才是理论主张。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理论是“为行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就像尼采说的行动有着自己的思想。
墨索里尼说，像任何一种定型的政治观念一样，法西斯主义既是一种实践，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内含学说的行动。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希望成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说，在实践上它只想解决历史自己提出的，而且自己找到或者提出有效解决办法的那一些问题。毫无疑问，这样的限定之后，就凸显了行动优先于哲学或者主义的优先性和主体在场的要求。总之以主体性为尺度。
《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信条》，获得墨索里尼的高度赞赏，他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首先是行动和感觉，这是对的，是真实的，它也必将继续是这样的，否则，它将不能保持那么大的驱动力创新力。正是因为它是感觉和情感，正是因为它是深层次的民族本能和潜意识的觉醒，它才能激活民族灵魂，并且以巨大的组织和运动体现出来，它才能有条件决定当代意大利党历史发展过程。
从知识分子的知识身份建构，跳到行动的必需性，强调行动的首要性，还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话语替代，革命的“公知”还是公知，公知所遭遇的路径锁定一样封锁在革命的“公知”面前，然后新酒装进旧瓶子。
对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来说，革命掌权前后，国家的现实还是强有力地约束和扭曲着他们的行动。金融家作为原来的革命对象，掌权后就要作为依靠的对象，统治的同盟军。德国容克和普鲁士模式依旧约束着，给出路径锁定。
革命者获得的胜利，仅仅是名义性的，革命再次被反革命俘获，路径锁定的问题，是革命者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这是革命目标失落之后首先提出的质疑。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假共和”控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