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愈演愈烈，各種署上習近平大名的著作次第出版，其發行量之大無人可比擬。與當年的毛澤東一樣，習近平堪稱中國第一暢銷書作家。在習近平的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本新書是《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该书摘录了习近平的若干講話，其中有在一次中央全会上關於“党的政治纪律”的讲话，不僅聲色俱厲地點名批判周永康與令計劃等“國妖”，還批评党内“任人唯亲”、“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等現象，並誓言要整頓和清除之。
習近平要把自己塑造成毛澤東以後最強勢的中共領導人，當然不能繼續實行胡錦濤時代的“集體總統制”——那時，每當政治局常委會中出現意見分歧，胡錦濤便議而不決、暫時擱置，寧可無所作為，也不能讓分歧激化，危及刻意營造出來的高層一派和氣的假象。而對於已然大權在握的習近平而言，他一定要朝綱獨斷，而且不能容忍旁人說三道四。所謂不能“妄議中央”，就是不能妄議習近平本人。那麽，回顧中共血跡斑斑的歷史，“中央”難道從來都是不能“妄議”的嗎？
中央從來都听槍桿子指揮
翻開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歷史，儼然就是一部成王敗寇的爛汙史。毛澤東曾直白地宣稱，奪權和掌權全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而筆桿子其實是槍桿子的附庸——如果拿槍的人用槍指著你的頭，拿筆的人還敢不乖乖聽話，戰戰兢兢地充當槍桿子的留聲機？
中共奪取天下的過程遵循此一原則，中共內部的殘酷鬥爭也遵循此一原則。在極權體制下，誰佔據了中央的位置，誰坐上了龍椅，誰就擁有了懲惡揚善的權柄。毛澤東一旦獲得了幾個手握重兵的軍頭的支持，他就能掀翻由共產國際在背後撐腰的黨中央，將秦邦憲、張聞天等幾個名正言順的總書記驅逐下臺，並給他們扣上“錯誤路線”的高帽子。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毛澤東一步步奠定了在黨內說一不二的獨裁地位，進而化身為中央的代言人。誰反對他，就是反對中央。
不過，中共建政之後，黨內至少出現過三個“妄議中央”的典型。
一是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勛。習仲勛不屬於毛澤東的嫡系，毛澤東還沒有到延安，他與劉志丹就已經在延安佔山為王了。習仲勛因為支持小說《劉志丹》的出版，觸犯了老毛之大忌——老毛佔據延安，玩弄的是《水滸傳》中林沖火併王倫的那一套把戲。劉志丹究竟死於前線國民黨的子彈，還是死於毛澤東精心策化的來自背後的暗箭，恐怕只有毛澤東自己知曉。因此，毛澤東最不願聽到的就是劉志丹這個名字。作為副總理且在文宣方面有一定權力的習仲勛，偏偏要為劉志丹鳴冤叫屈，老毛還不怒火中燒，定下了一個亙古未有的“利用小說反黨，也是一大發明”的罪名，將習仲勛直接打入天牢，囚禁十七年。由此，才有了習近平少年時代的飛來橫禍、淪落街頭。
二是“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彭德懷。五零年代末，毛澤東頭腦發熱，掀起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彭德懷下鄉調研，發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之慘象，忍無可忍之下，給毛澤東上萬言書，勸誡其改變政策、善待百姓。誰知，老毛早已南面稱孤、一言九鼎，豈能容忍你“妄議中央”？即便你在朝鮮戰場廢寢忘食、出生入死，你也不能“逆龍鱗”。在廬山會議上，老毛對彭德懷破口大罵，並威脅說要重上井岡山打遊擊。與會高官察言觀色，隨之起舞，污言穢語，鋪天蓋地。隨後，彭德懷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儘情羞辱、嚴加看管。直至文革潮起，“死老虎”彭德懷又被紅衛兵挖掘出來，淩虐致死。
三是悲劇改革家趙紫陽。趙紫陽因為反對鄧小平等“老人幫”悍然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決定，被鄧小平在家召集的元老會議非法罷免了總書記之職，乃至軟禁至死，死後十年，其骨灰仍然不能入土為安。“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主導的中央全會給趙紫陽強加的一大罪名是“分裂中央”。此罪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袖，他為什麼還要“分裂中央”呢？那時，鄧小平只是一名普通黨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按照黨章無權參與黨國的重大決策。以此而論，鄧小平才是“分裂中央”的罪魁禍首呢。但是，因為鄧小平手上牢牢掌握著軍權，軍隊听他的，中央也就成了他的手中玩物。
文字獄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不可“妄議中央”之警告，顯示了習近平不僅要大大收緊社會輿論，還要在黨內進一步集權。鄧小平駕崩之後，黨內缺乏強人、多年來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習近平要大刀闊斧地改變過來。習近平心目中的中國，是一個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對每個鄉村都能如臂使指的國度，宛如納粹紐倫堡大會上整齊劃一的方陣，宛如北韓阿里郎等大型演出時百川歸海的場景。
那麽，如何讓“一盤散沙”的中國迅速“聚沙成塔”呢？沒有“奉天承運”的皇帝就無法實現這個遠景，而習近平確實將自己當作“中興之主”。而皇帝的權威從何而來？那就必須讓全國萬馬齊瘖、道路以目。對普通民眾，習近平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擾亂社會治安”等罪名恐嚇之，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郭玉閃……最優秀的中國人都在監獄中；對黨內同僚，習近平以不可“妄議中央”來扼殺原本就十分有限的“黨內民主”，讓各派系乖乖聽話，不敢有貳心。由此，文字獄便籠罩在從官僚到百姓的所有人頭上。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最值得炫燿的“世界之最”就是文字獄。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漢武帝下令處以宮刑。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腰斬。魏末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而被斬於東市。北宋文豪蘇軾因為作詩，被指「包藏禍心，謗訕時政」，被捕入獄五個月，並貶官千里，是為“烏台詩案”。金國的翰林學士張鈞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遭到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
明清兩代的文字獄更是層出不窮。在明初洪武年期，曾經有老百姓因私下裡議論有關政治的話題而被滿門抄斬：「押回原籍，梟令於市，合家成丁者誅之，婦女遷於化外。」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不僅監視四方百姓，也監控朝廷百官。特務政治固然營造出了無所不知的恐怖氣氛，讓眾人不敢亂說亂動，卻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到了清朝，因為是異族入主中原，滿清統治者盃弓蛇影，咬文嚼字，大興文字獄。李祖陶說：「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直到清末，慈禧太后還掀起“蘇報案”，親自下令杖斃沈荩，並通過租界當局抓捕章太炎和鄒容。可是，無論文字獄如何酷烈，也無法挽救清王朝的窮途末路。
看來，習近平執意要以中國的歷代暴君為師，把文字獄進行到底。但是，他能避免歷代亡國之君的命運嗎？答案是否定的。二零一四年一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越来越严厉，但人民对政权的恐惧却在减少，公民的维权行动不断加强，他们通过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组织维权活动。报告认为，中共政权现在貌似强大，但是背后危机四伏。不可“妄議”的中央、諱疾忌醫的中央，其結局只能是嗚呼哀哉。
沒有言論自由，何來民主政治？
習近平喜歡向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尋求治國智慧，經常引用古代典籍中的名言，既顯示自己學識淵博，也以此教導手下的百官。姑且不論以習近平有限的文化素養，能否讀得懂那些古書；即便他真的讀得懂，但他找來讀的偏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如《韓非子》、如《弟子規》——這些都不是能夠完成“現代轉化”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當習近平氣勢洶洶地宣稱黨內各級官員不可“妄議中央”的時候，他怎麽就忘記了《國語》中最有名的那句話“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適使言”？剛愎自用、獨斷專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習近平，未來只配獲得一個“习炀帝”的谥号，因為“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習近平剛上臺時，滿口民主、法治，欺騙了不少“奴在心者”的民眾和知識分子。他們以為，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來了一個“大救星”。胡錦濤擊鼓傳花，習近平一定大刀闊斧地改革。誰知，習近平的第一屆任期剛剛過半，其猙獰面目就原形畢露。習近平心中對民主和法治其實毫無興趣，一個竭力打壓言論自由、視言論自由為仇讎的獨裁者，又怎麽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信仰者和支持者呢？
言論自由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和法治國家的重要標誌。而言論自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公民對政府和權力的監督與批評。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官員和民眾當然可以“妄議中央”，且享有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其次，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是彼此分權和制衡，而不是中央獨大且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在美國，地方政府當然可以置疑和批評聯邦政府的政策，甚至拒絕執行聯邦政府的某些政策。比如，美國的很多州就拒絕實行奧巴馬政府推出的醫療保險改革方案，也有多個州政府聯合起來向法院狀告奧巴馬政府宣佈的移民改革方案。這些州的長官和民眾絲毫不擔心奧巴馬及聯邦政府對他們實施打擊和報復。正如雷根總統所說，權力是公民授予地方政府，然後由地方政府授予聯邦政府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是人民締造了聯邦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天生就擁有宰制人民的權力。可惜，以習近平有限的智慧，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觀念。
只有當人人都有權且積極地“妄議中央”的時候，這個政府才不會走向獨裁和暴政。美國最高法院的休斯首席大法官在“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的判詞中這樣寫道：“當報界輕率詆毀公眾人物，謾罵誹謗恪盡職守的公職人員，並借用公共輿論對他們施加負面影響時，我們不能說媒體權力正被濫用，因為與開國先驅們遭受的人身攻擊相比，這類言論算不得什麽。如今，我們政府的行政架構已愈加疊床架屋，瀆職、貪腐幾率陡增，犯罪率屢創新高。玩忽職守的官員與黑幫分子狼狽為姦、包庇犯罪，將對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因此，對勇敢、警覺的媒體之需要，顯得尤為迫切，在大都市裡更是如此。”布蘭代爾大法官則在“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的判詞中這樣寫道：“國家的終極目的，是協助人們自由、全面地發展；在政府內部，民主協商的力量，應超過獨裁專斷的權力。……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是探索和傳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徑。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所謂理性協商就是一句空話。”習近平標榜自己喜好讀書，比溫家寶還喜歡引經據典、炫燿“掉書袋”，他甚至還擁有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的文憑，但他肯定沒有讀過這兩位大法官的這兩段判詞。與之相比，習近平的不可“妄議中央”的威脅和恐嚇，是何其專橫！何其愚蠢！
習近平要把自己塑造成毛澤東以後最強勢的中共領導人，當然不能繼續實行胡錦濤時代的“集體總統制”——那時，每當政治局常委會中出現意見分歧，胡錦濤便議而不決、暫時擱置，寧可無所作為，也不能讓分歧激化，危及刻意營造出來的高層一派和氣的假象。而對於已然大權在握的習近平而言，他一定要朝綱獨斷，而且不能容忍旁人說三道四。所謂不能“妄議中央”，就是不能妄議習近平本人。那麽，回顧中共血跡斑斑的歷史，“中央”難道從來都是不能“妄議”的嗎？
中央從來都听槍桿子指揮
翻開中共打天下、坐天下的歷史，儼然就是一部成王敗寇的爛汙史。毛澤東曾直白地宣稱，奪權和掌權全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而筆桿子其實是槍桿子的附庸——如果拿槍的人用槍指著你的頭，拿筆的人還敢不乖乖聽話，戰戰兢兢地充當槍桿子的留聲機？
中共奪取天下的過程遵循此一原則，中共內部的殘酷鬥爭也遵循此一原則。在極權體制下，誰佔據了中央的位置，誰坐上了龍椅，誰就擁有了懲惡揚善的權柄。毛澤東一旦獲得了幾個手握重兵的軍頭的支持，他就能掀翻由共產國際在背後撐腰的黨中央，將秦邦憲、張聞天等幾個名正言順的總書記驅逐下臺，並給他們扣上“錯誤路線”的高帽子。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毛澤東一步步奠定了在黨內說一不二的獨裁地位，進而化身為中央的代言人。誰反對他，就是反對中央。
不過，中共建政之後，黨內至少出現過三個“妄議中央”的典型。
一是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勛。習仲勛不屬於毛澤東的嫡系，毛澤東還沒有到延安，他與劉志丹就已經在延安佔山為王了。習仲勛因為支持小說《劉志丹》的出版，觸犯了老毛之大忌——老毛佔據延安，玩弄的是《水滸傳》中林沖火併王倫的那一套把戲。劉志丹究竟死於前線國民黨的子彈，還是死於毛澤東精心策化的來自背後的暗箭，恐怕只有毛澤東自己知曉。因此，毛澤東最不願聽到的就是劉志丹這個名字。作為副總理且在文宣方面有一定權力的習仲勛，偏偏要為劉志丹鳴冤叫屈，老毛還不怒火中燒，定下了一個亙古未有的“利用小說反黨，也是一大發明”的罪名，將習仲勛直接打入天牢，囚禁十七年。由此，才有了習近平少年時代的飛來橫禍、淪落街頭。
二是“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彭德懷。五零年代末，毛澤東頭腦發熱，掀起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大飢荒。彭德懷下鄉調研，發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之慘象，忍無可忍之下，給毛澤東上萬言書，勸誡其改變政策、善待百姓。誰知，老毛早已南面稱孤、一言九鼎，豈能容忍你“妄議中央”？即便你在朝鮮戰場廢寢忘食、出生入死，你也不能“逆龍鱗”。在廬山會議上，老毛對彭德懷破口大罵，並威脅說要重上井岡山打遊擊。與會高官察言觀色，隨之起舞，污言穢語，鋪天蓋地。隨後，彭德懷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儘情羞辱、嚴加看管。直至文革潮起，“死老虎”彭德懷又被紅衛兵挖掘出來，淩虐致死。
三是悲劇改革家趙紫陽。趙紫陽因為反對鄧小平等“老人幫”悍然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決定，被鄧小平在家召集的元老會議非法罷免了總書記之職，乃至軟禁至死，死後十年，其骨灰仍然不能入土為安。“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主導的中央全會給趙紫陽強加的一大罪名是“分裂中央”。此罪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袖，他為什麼還要“分裂中央”呢？那時，鄧小平只是一名普通黨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按照黨章無權參與黨國的重大決策。以此而論，鄧小平才是“分裂中央”的罪魁禍首呢。但是，因為鄧小平手上牢牢掌握著軍權，軍隊听他的，中央也就成了他的手中玩物。
文字獄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不可“妄議中央”之警告，顯示了習近平不僅要大大收緊社會輿論，還要在黨內進一步集權。鄧小平駕崩之後，黨內缺乏強人、多年來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習近平要大刀闊斧地改變過來。習近平心目中的中國，是一個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對每個鄉村都能如臂使指的國度，宛如納粹紐倫堡大會上整齊劃一的方陣，宛如北韓阿里郎等大型演出時百川歸海的場景。
那麽，如何讓“一盤散沙”的中國迅速“聚沙成塔”呢？沒有“奉天承運”的皇帝就無法實現這個遠景，而習近平確實將自己當作“中興之主”。而皇帝的權威從何而來？那就必須讓全國萬馬齊瘖、道路以目。對普通民眾，習近平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擾亂社會治安”等罪名恐嚇之，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郭玉閃……最優秀的中國人都在監獄中；對黨內同僚，習近平以不可“妄議中央”來扼殺原本就十分有限的“黨內民主”，讓各派系乖乖聽話，不敢有貳心。由此，文字獄便籠罩在從官僚到百姓的所有人頭上。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中國最值得炫燿的“世界之最”就是文字獄。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而被漢武帝下令處以宮刑。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腰斬。魏末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而被斬於東市。北宋文豪蘇軾因為作詩，被指「包藏禍心，謗訕時政」，被捕入獄五個月，並貶官千里，是為“烏台詩案”。金國的翰林學士張鈞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遭到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
明清兩代的文字獄更是層出不窮。在明初洪武年期，曾經有老百姓因私下裡議論有關政治的話題而被滿門抄斬：「押回原籍，梟令於市，合家成丁者誅之，婦女遷於化外。」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不僅監視四方百姓，也監控朝廷百官。特務政治固然營造出了無所不知的恐怖氣氛，讓眾人不敢亂說亂動，卻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到了清朝，因為是異族入主中原，滿清統治者盃弓蛇影，咬文嚼字，大興文字獄。李祖陶說：「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直到清末，慈禧太后還掀起“蘇報案”，親自下令杖斃沈荩，並通過租界當局抓捕章太炎和鄒容。可是，無論文字獄如何酷烈，也無法挽救清王朝的窮途末路。
看來，習近平執意要以中國的歷代暴君為師，把文字獄進行到底。但是，他能避免歷代亡國之君的命運嗎？答案是否定的。二零一四年一月，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指出，习近平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越来越严厉，但人民对政权的恐惧却在减少，公民的维权行动不断加强，他们通过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组织维权活动。报告认为，中共政权现在貌似强大，但是背后危机四伏。不可“妄議”的中央、諱疾忌醫的中央，其結局只能是嗚呼哀哉。
沒有言論自由，何來民主政治？
習近平喜歡向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尋求治國智慧，經常引用古代典籍中的名言，既顯示自己學識淵博，也以此教導手下的百官。姑且不論以習近平有限的文化素養，能否讀得懂那些古書；即便他真的讀得懂，但他找來讀的偏偏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如《韓非子》、如《弟子規》——這些都不是能夠完成“現代轉化”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當習近平氣勢洶洶地宣稱黨內各級官員不可“妄議中央”的時候，他怎麽就忘記了《國語》中最有名的那句話“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適使言”？剛愎自用、獨斷專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習近平，未來只配獲得一個“习炀帝”的谥号，因為“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
習近平剛上臺時，滿口民主、法治，欺騙了不少“奴在心者”的民眾和知識分子。他們以為，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來了一個“大救星”。胡錦濤擊鼓傳花，習近平一定大刀闊斧地改革。誰知，習近平的第一屆任期剛剛過半，其猙獰面目就原形畢露。習近平心中對民主和法治其實毫無興趣，一個竭力打壓言論自由、視言論自由為仇讎的獨裁者，又怎麽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信仰者和支持者呢？
言論自由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和法治國家的重要標誌。而言論自由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公民對政府和權力的監督與批評。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官員和民眾當然可以“妄議中央”，且享有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其次，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是彼此分權和制衡，而不是中央獨大且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在美國，地方政府當然可以置疑和批評聯邦政府的政策，甚至拒絕執行聯邦政府的某些政策。比如，美國的很多州就拒絕實行奧巴馬政府推出的醫療保險改革方案，也有多個州政府聯合起來向法院狀告奧巴馬政府宣佈的移民改革方案。這些州的長官和民眾絲毫不擔心奧巴馬及聯邦政府對他們實施打擊和報復。正如雷根總統所說，權力是公民授予地方政府，然後由地方政府授予聯邦政府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是人民締造了聯邦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天生就擁有宰制人民的權力。可惜，以習近平有限的智慧，根本無法理解這樣的觀念。
只有當人人都有權且積極地“妄議中央”的時候，這個政府才不會走向獨裁和暴政。美國最高法院的休斯首席大法官在“尼爾訴明尼蘇達州案”的判詞中這樣寫道：“當報界輕率詆毀公眾人物，謾罵誹謗恪盡職守的公職人員，並借用公共輿論對他們施加負面影響時，我們不能說媒體權力正被濫用，因為與開國先驅們遭受的人身攻擊相比，這類言論算不得什麽。如今，我們政府的行政架構已愈加疊床架屋，瀆職、貪腐幾率陡增，犯罪率屢創新高。玩忽職守的官員與黑幫分子狼狽為姦、包庇犯罪，將對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因此，對勇敢、警覺的媒體之需要，顯得尤為迫切，在大都市裡更是如此。”布蘭代爾大法官則在“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的判詞中這樣寫道：“國家的終極目的，是協助人們自由、全面地發展；在政府內部，民主協商的力量，應超過獨裁專斷的權力。……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是探索和傳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徑。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所謂理性協商就是一句空話。”習近平標榜自己喜好讀書，比溫家寶還喜歡引經據典、炫燿“掉書袋”，他甚至還擁有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的文憑，但他肯定沒有讀過這兩位大法官的這兩段判詞。與之相比，習近平的不可“妄議中央”的威脅和恐嚇，是何其專橫！何其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