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历史学家宋永毅主编的《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在美国出版。这部数据库收录了9089篇当时的原始文献，原生态呈现了1949年中国大陆权力鼎革之后的变化——政治上的清洗，财产上的瓜分，道德上的虚伪，人伦上的扭曲。透过数据库里的文献，透过那些极权主义领导人冷血无情的讲话，指示，报告，批复，透过报纸杀气腾腾的社论，空洞无物，虚假造作的宣传报道，透过内部参考，内部请示材料，透过数据，我们看到了一个沦陷的时代，无数人在绝望中挣扎的同时，一大批得势的新贵如何蘸血狂欢，仿佛如同丛林中的土著得胜之后执掌死人的头骨癫狂舞蹈，也如同《魔戒》之末日山下，黑暗魔君索伦整合的强兽人，半兽人的部队，戈铤如血，步声勾魂，地狱的烈火把魔鬼们的兵器映照得通红。
杀人如草不闻声。在1950年代初，杀人竟然有了指标。当代网友们经常调侃中国有计生委，还应该有“计死委”。其实，“计死委”在1950年代就实际地运作着，只不过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把谎言的实质撕开，“计死委”一定会包装在诸如镇反委，公安局之类堂皇动听的名目下。宋永毅教授在该数据库的总导言中指出：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数以千百万计，但中共对于具体的数目却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1951年到1953年的“镇反运动”为例，在公开的史料中我们只能模糊地得知：毛泽东最初定下的杀人运动的指标是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很快超越，大约杀了七十万人。但是在中共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数字。
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捕了3,585,432名，杀了753,275名”。鉴于镇反其实并没有停止于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共杀了765,761名。”关于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和杀人比例，可能还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数目。我们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发见：这杀人一指标上已经升为“千分之二”了。按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到五亿计算，应当大略有九十万到一百万的“反革命”被处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近百万的被杀害者还只是被公安机关经正式审判后处决的，并不包括在羁押中刑讯致死、群众运动中私下处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据《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两百万人。
杀人竟然有指标，杀人指标竟然有批示，暴君和暴政千古皆有，但以冠冕堂皇的主义的名义，按比例杀人，应该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在俄国文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提到苏俄也有杀人指标，杀人指标以电报的形式在邮局间传递，但以暗语：肥皂指代。送多少箱“肥皂”来，即处决若干名人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和科学社会主义还真是20世纪一根极权藤上的两个瓜，纳粹的集中营里焚尸炉烟火正旺，人体做成了肥皂/人皮灯罩，共产主义的古拉格/夹边沟/劳改营处决人犯也是小菜一碟。
数据库不仅按年代，而且按主题，可以搜索到1950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原始文献。在主题“乱打乱杀和杀人比例”下，看到毛氏对各省镇压反革命的批示比比皆是，可见毛对这一工作抓得紧，抓得细，抓得深。看这一“杀人谕旨”，比研究康雍乾时代的谕旨朱批，更能窥见中国暴君们如何既要立牌坊，又要行暴政之实。从文字表面看，虽然毛氏也强调不要杀错了，可早杀可晚杀的宁可晚杀，也去信给所谓民主人士黄炎培通报杀人状况，但总体而言，杀字当头，杀星高照，毛氏政权的杀人比例，比张献忠屠川，气派大得多，手笔大得多，人数多得多，总数目比之蒙元屠常州，长沙，比之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城，远远超过。
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西南局4月10日电发给你们，请对其中杀人比例的问题和将杀人捕人批准权提高一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意见电告中央以便中央讨论和决定。
杀人比例问题二月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也已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及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超过得太多似乎不妥。—–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则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千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人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上“准”和“狠”了。（引自数据库：《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
研究毛泽东的杀人指示，还应该考虑两点：其一，似乎毛的指标比起贵州省提出的杀人千分之五的指标，显得仁慈，但是古来暴君尤其是清朝皇帝在大案要案时，都会暗示怂恿朝廷亲贵拟定对囚犯最严重刑罚，然后由皇帝恩准减轻一级，以示皇恩浩荡，老毛熟知古代厚黑术，这种示恩手法，焉能不知？其二，毛比起他的下属们，眼光不仅停留在杀人立威，巩固新政权上，也看到了帝国需要奴隶劳动力上，人都杀光了，奴隶不就少了吗？如按千分之五杀，“西南，中南，华东三大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损失这样一批劳动力，毛认为不值。暴君的算盘和账本当然不会这样算的，人头和人血都是自己账本上的收入和支出，得估算好平衡点/盈亏点。
人世间的谎言或许还会镀出金边来，但在历史和时间的洞察下，许多谎言都会显示其原形。杀人指示不仅让我们洞察暴君的心态，而且还可以看见“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一波，高岗同志”等暴君的战友与随从，是如何在这一暴政的大戏中演出自己“忠诚的刽子手”的角色，别忘了，在毛太祖安然躺在水晶棺的时候，他的战友与随从们正在分享血酬。这一杀人指示的涉及者后裔，也打造着当今中国的政治版图，虽然高岗和饶漱石已经自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在权斗中身败名裂，但政治报偿，对于其他人都是极为丰厚的。
1950年代是一个恐怖时代的开端，百万亡灵沦为政治权力和极权实验的牺牲品。他们大部分已经尸骨无存。他们倒毙在极权隆隆碾过的战车后，他们的家属/妻子儿女也大多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许多人亲人反目、父子成仇、夫妻举报……无数人伦惨剧伴随政治惨剧而生。
杀人如草果然不闻声吗？在历史与时间之河的黑暗深处，一定有人去追寻真相，还原史实。任何烛照极权穴窟阴森白骨的火光，任何“抓住那杀人犯/谋杀犯！”的呐喊，都会让那些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权/以主义的名义推行暴政的刽子手们心惊肉跳，夜不能眠的。
杀人如草不闻声。在1950年代初，杀人竟然有了指标。当代网友们经常调侃中国有计生委，还应该有“计死委”。其实，“计死委”在1950年代就实际地运作着，只不过极权主义者永远不会把谎言的实质撕开，“计死委”一定会包装在诸如镇反委，公安局之类堂皇动听的名目下。宋永毅教授在该数据库的总导言中指出：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数以千百万计，但中共对于具体的数目却一直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以1951年到1953年的“镇反运动”为例，在公开的史料中我们只能模糊地得知：毛泽东最初定下的杀人运动的指标是全国“千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很快超越，大约杀了七十万人。但是在中共的绝密文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远远不止这一数字。
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纲要》中承认：“历时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共捕了3,585,432名，杀了753,275名”。鉴于镇反其实并没有停止于1953年，“到1955年第一季度为止……共杀了765,761名。”关于真实的受害者人数和杀人比例，可能还不止上述文件中披露的数目。我们可以在1951年4月20日毛发给各大区领导的绝密电报《关于杀人比例的指示》里发见：这杀人一指标上已经升为“千分之二”了。按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约四亿五千万到五亿计算，应当大略有九十万到一百万的“反革命”被处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这近百万的被杀害者还只是被公安机关经正式审判后处决的，并不包括在羁押中刑讯致死、群众运动中私下处死和被迫自杀的人数。据《西南公安部关于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后8个月来西南镇反基本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统计：八个月“已杀23000”，而“连前打击及未捕而病死、自杀等约25000”。换句话说，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还要高于被正式处决的人数。镇反中的受害者人数完全可能高达两百万人。
杀人竟然有指标，杀人指标竟然有批示，暴君和暴政千古皆有，但以冠冕堂皇的主义的名义，按比例杀人，应该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在俄国文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提到苏俄也有杀人指标，杀人指标以电报的形式在邮局间传递，但以暗语：肥皂指代。送多少箱“肥皂”来，即处决若干名人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和科学社会主义还真是20世纪一根极权藤上的两个瓜，纳粹的集中营里焚尸炉烟火正旺，人体做成了肥皂/人皮灯罩，共产主义的古拉格/夹边沟/劳改营处决人犯也是小菜一碟。
数据库不仅按年代，而且按主题，可以搜索到1950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原始文献。在主题“乱打乱杀和杀人比例”下，看到毛氏对各省镇压反革命的批示比比皆是，可见毛对这一工作抓得紧，抓得细，抓得深。看这一“杀人谕旨”，比研究康雍乾时代的谕旨朱批，更能窥见中国暴君们如何既要立牌坊，又要行暴政之实。从文字表面看，虽然毛氏也强调不要杀错了，可早杀可晚杀的宁可晚杀，也去信给所谓民主人士黄炎培通报杀人状况，但总体而言，杀字当头，杀星高照，毛氏政权的杀人比例，比张献忠屠川，气派大得多，手笔大得多，人数多得多，总数目比之蒙元屠常州，长沙，比之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城，远远超过。
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西南局4月10日电发给你们，请对其中杀人比例的问题和将杀人捕人批准权提高一级的问题提出你们的意见电告中央以便中央讨论和决定。
杀人比例问题二月中央会议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现在西南已达到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也已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及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超过得太多似乎不妥。—–贵州省认为不杀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则，我则觉得按贵州人口一千万已杀一万三千省委要求再杀二万二千至二万五千，我们可以允许他们再杀一万多一点，留下一万多人不杀已经超过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贵州这样的特殊情况办事，已经算得上“准”和“狠”了。（引自数据库：《毛泽东对镇反杀人比例的指示》）
研究毛泽东的杀人指示，还应该考虑两点：其一，似乎毛的指标比起贵州省提出的杀人千分之五的指标，显得仁慈，但是古来暴君尤其是清朝皇帝在大案要案时，都会暗示怂恿朝廷亲贵拟定对囚犯最严重刑罚，然后由皇帝恩准减轻一级，以示皇恩浩荡，老毛熟知古代厚黑术，这种示恩手法，焉能不知？其二，毛比起他的下属们，眼光不仅停留在杀人立威，巩固新政权上，也看到了帝国需要奴隶劳动力上，人都杀光了，奴隶不就少了吗？如按千分之五杀，“西南，中南，华东三大区就有15万人以上，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损失这样一批劳动力，毛认为不值。暴君的算盘和账本当然不会这样算的，人头和人血都是自己账本上的收入和支出，得估算好平衡点/盈亏点。
人世间的谎言或许还会镀出金边来，但在历史和时间的洞察下，许多谎言都会显示其原形。杀人指示不仅让我们洞察暴君的心态，而且还可以看见“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一波，高岗同志”等暴君的战友与随从，是如何在这一暴政的大戏中演出自己“忠诚的刽子手”的角色，别忘了，在毛太祖安然躺在水晶棺的时候，他的战友与随从们正在分享血酬。这一杀人指示的涉及者后裔，也打造着当今中国的政治版图，虽然高岗和饶漱石已经自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在权斗中身败名裂，但政治报偿，对于其他人都是极为丰厚的。
1950年代是一个恐怖时代的开端，百万亡灵沦为政治权力和极权实验的牺牲品。他们大部分已经尸骨无存。他们倒毙在极权隆隆碾过的战车后，他们的家属/妻子儿女也大多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许多人亲人反目、父子成仇、夫妻举报……无数人伦惨剧伴随政治惨剧而生。
杀人如草果然不闻声吗？在历史与时间之河的黑暗深处，一定有人去追寻真相，还原史实。任何烛照极权穴窟阴森白骨的火光，任何“抓住那杀人犯/谋杀犯！”的呐喊，都会让那些以革命的名义践踏人权/以主义的名义推行暴政的刽子手们心惊肉跳，夜不能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