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是当下不少自杀官员的“通病”。
最近大陆《长江商报》独家批露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双规前的两个细节，令我对他以及他这样的落马官员产生了某种同情。
第一个细节引人遐想：1月4日下午，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领导的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会议休会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
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抽了十五分钟的烟！杨卫泽当时的心态估计可用得上“纠结万分”这个词了：这一去，还回得来么？多少同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等待他们的是开除党籍、判刑和坐牢。自己能够例外么？但是不去又能藏到哪里去？罢了罢了，还是去吧，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第二个细节惊心动魄：在省委，杨（卫泽）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在确认即将被双规前，绝望的杨卫泽企图一死了之。如此决绝的姿态让我想起早年的共产党人，即将被捕前也是宁愿自杀而不愿落入敌手。历史是如此得反讽，当年不惜捐躯为理想，今天则是因为腐败！
然而，结局一样，都是宝贵生命的消失、亲人的悲痛。我相信，无论哪个贪官的亲人，都不会愿意看到贪官以生命的代价去换来他们的“幸福生活”。人世间，钱财乃身外之物，永远不能和亲情相提并论。
引发我同情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官员的落马以及自杀，都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体制难辞其咎。
我曾在刘志军受审前撰文呼吁不应判其死刑，并不是同情和理解他的贪财行为，而是我看到人根本就没办法在巨大的诱惑前自我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中国体制中缺乏对权力、尤其是一把手权力的有效制约，等于是在纵容官员的贪欲。“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永不过时。
西方国家正是认识到此点，所以才对权力设置了各种监督和制约机制，尽最大努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中国则相反，相信老虎不吃人，相信老鼠不偷食，等到人被吃多了、粮食快被偷完了，又走另一个极端：使劲地捕鼠打虎。可是呢，依然不建笼子，依然让老虎老鼠在外面待着。如此循环往复，往复循环，没有终点。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新一轮反腐风暴刮起以来，截至目前为止，有将近60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自杀约占一半。最新一起是河南省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主任桑金科在12月25日早晨坠楼身亡，经现场勘查系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称，桑金科患糖尿病、高血压、长期抑鬱症。
“抑鬱症”，是当下不少自杀官员的“通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官员早年卷入了某桩案子，现在东窗事发，不堪压力和恐惧在被调查前自杀。不管是何种原因导致的自杀，基本上都收获不到民间的同情。非但不同情，网络上拍手称快者不少。
这并不令人讶异。“仇富”、“仇官”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两大情绪主调。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伴随财富总盘子变大的同时是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社会并没有因为脱离改革开放前的极度贫困而变得和谐。掌握权力或者靠近权力的人获得巨额财富，而其他边缘人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收获残羹冷汁，巨大的贫富差距撕裂着社会和人群。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从去年开始的新一轮反腐运动中，民众得以窥见过去30年中财富分配不公到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地步：被查处官员（哪怕只是科级干部）的财产基本都是以亿计。周永康、徐才厚之流更是堪称“窃国大盗”，其家族聚敛的财富令人瞠目咋舌。
举一反三，其他未落马的高官们也不会乾净到哪里去。《红楼梦》中说：贾府上下，除了门口那对石狮子外，没有一个是乾净的。中国官场无一清官的结论也应该是站得住脚的，贪多贪少的区别而已。
我一直坚持：要追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要一并追究诱惑并放行他贪欲的那个体制的责任。这个漏洞大大的体制每时每刻都在制造贪官。如果不修补这个体制，而只是抓贪官，那是抓不完的，正所谓“贪污自有后来人”。
当下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力度远超过往，抓了不少贪官，并使过去有劣迹的官员睡不安稳，令其中一些人患上抑鬱症。加上“八项规定”的出台，煞住了官员们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歪风，使得官员的福利大为减少。看上去好像是到了“官不聊生”的地步。
目睹曾经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倒大霉，老百姓心里解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实不管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不正常的社会状态。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是人就应该活得自由而有尊严。
草民因房子被强拆而自焚，官员因贪腐被查而自杀，虽然性质不同，但都是生命的结束。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世，过于惨烈。从人道角度出发，必须改革这个“吃人”的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