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早就形成了一种万能报道模式：上任的都是专业有为，临危受命；落马的无非坏事做尽。
现在大陆的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两类新闻，一是贪官落马，一是新官上任。在1月26日的门户网站上，主页新闻就是如此：河北省委原常委梁滨被双开，媒体称河南高院副院长谢德安落马；黄莉新任南京市委书记，雷春美任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对于这两类新闻，大陆媒体早就形成了一种万能报道模式：上任的都是专业有为，临危受命；落马的无非坏事做尽，所以继续“深入揭批”。如果真的是“深入揭批”，扒开权力和掌权者的遮羞布，让人民得窥铁幕后的风景，肯定不是坏事。但是新官上任就当神拜，就太奴颜婢膝，而且太过明显了。
其实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并非媒体的失误，而是它们的一种生存方式。两年前，北京大学荣休教授钱理群曾批评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今日之大陆媒体人，恰恰是利用现有体制之恶，来达到自己“吃饭”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中国大陆，一个人当上高官，成了全国性新闻人物，人民却不知道其何所从来。他或她的父母、配偶是谁，有没有子女，以前干得怎样，谁都不知道。就像人们嘲笑的文革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没有爹妈，没有妻子孩子，除了阶级仇、民族恨再也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媒体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背景和经历，满足人民对掌权者的知情权。他们满足于转发党的组织部门的文件，赘述那个宣布人事任命的干部大会上领导人的空话套话。
大陆腐败官员向来劣迹昭彰，比如南京市委前书记杨卫泽在担任苏州市长时就将外环线工程发包给自己的亲戚做，最后弄成豆腐渣，但有媒体当回事报道过吗？他与情妇的关系，也是早就喧腾于不小的范围。如果是演艺明星有这样的绯闻，媒体早就炒开了，杨卫泽也算是政治领域一明星了，但没有媒体想到要爆他的料。
要求媒体赶在纪委前去打老虎，的确是一种苛求。如果媒体敢当打虎英雄，那媒体就不是看门狗、守夜人，而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了。但媒体可以不打虎，却绝对不应该去捧掌权者的臭脚丫、跟在掌权者后面打死虎，而且安之若素、甘之如饴。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做得更好了。
这种辩护似是而非。党对媒体的定位是“党的喉舌”，党的确是要求媒体和媒体人做它的传声筒。如果《南京日报》吹捧前市委书记杨卫泽，那或许是没有法子的事，但杨卫泽要求其他媒体这么干了吗？一些中央媒体加入捧臭脚丫的行列，就纯属自甘堕落。网络媒体更是只会原文照录，放大捧臭脚丫的效应，毒化整个社会空气。
实际上大陆媒体人还不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称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称号都拔高了他们的形象。利己出于人性，利己并不妨害人们利他，也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利己主义者的利己也是有边界的，那就是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利益。而在大陆，很多媒体人的利己却没有边界。只要是官方打落水中的狗，他们都踩了几脚，而不问其中是非。碰到新官上任，他们都要趁机拍拍马屁，冀以给个人前途创造机会。
这里仅举一例，中共各级机关报都有一名专门跟着总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跑的记者，人称“白宫记者”。“白宫记者”的职业素养要求听话、让领导放心、善于拍领导马屁，如果不出意外，跑几年之后，他就会在单位得到晋升。书记会找机会帮他给媒体负责人打招呼。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伍皓2008年当上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大概是因为他把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拍舒服了；2011年外放红河州宣传部长，则表明他在云南省委书记那里失宠了。
与其说大陆媒体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不如说他们是一群投机分子，全称应该叫“利己的新闻投机主义者”。如果说世界新闻界也有一种“普世价值”的话，那就应该是新闻专业主义，人们还认为，媒体应当是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看门狗”、“守夜人”。但大陆媒体人基本上没有信念，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有个饭碗、有碗饭吃。如果打落水狗有饭吃，他们就打落水狗；如果碰到新官上任，他们自然要贴上去，狠拍新官的马屁。其中比较极端的形式，就是央视美女主播沈冰、叶迎春等人自解罗衫，说不定还自带避孕套，嘿咻着爬到周永康的床上去了。
但“利己的新闻投机主义者”并不是满足于有饭吃，而是努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既不甘当党的喉舌，也不做公共利益代言人。他们随时随地捕捉机会，为自己捞取最大好处。这样的媒体人不是简单地与权力沆瀣一气，而是创造性地干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