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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芙蓉镇》结尾处，在政治运动中混得风生水起吃香喝辣的地痞王秋赦已经疯掉，他敲锣过市，兴奋地高喊着：“运动了！运动了！”
这一意味深长的影像长时间地闪烁在中国的政治天空里，人们时不时会想到政治运动频仍而让人胆战心惊的岁月，也会对那些整人杀人逼人自杀和家破人亡的政治运动是否会再来心有余悸。
最近，这样的疯锣再次响起，继《辽宁日报》发表批判高校教师“呲必中国”之后，201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的求是网发表了署名徐岚的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以下简称“《高》文”），表示遵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声称“要肃清高校的负能量，……让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敢抹黑，不能抹黑，不易抹黑。”并点名批判贺卫方、陈丹青──“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陈丹青在其微信公众帐号以《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诱导效果可见一斑。”将他们作为“高校负能量”的典型代表。
对于大致了解中国政治运动史的人来讲，《高》文的这些论调并不陌生，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基本相似的程序与结果。比如几乎总是先由党政部门发红头文件，声称敌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严厉打击他们云云。虽然“我们”是谁不一定清楚，但敌人是谁一定是清楚的，也就是说，我说你是敌人，你当然就是敌人，如果你不是敌人，我怎么会认为你是敌人呢？接着是舆论动员，党刊党报上大字报社论，无论点名或不点名，反正接着运动就来了。
中国几十年间的人道主义灾难之发生，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法治秩序的阙如与践踏，许多遭到迫害和杀害的人们是在完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受难的。自从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之后，中国就进入无法无天的时代，竟以出现人口数的比例来确定要镇压和迫害的人数指标，例如镇反时期的1.2─2.2‰镇压指标，反右时的5%划右指标，许多地方为了凑够人数完成指标，以至肆意诬陷他人以自保或邀功，这种荒谬的恐怖主义暴行也延续到1983年的“严打”。
今天的中国，虽然法治尚未正式进入轨道，民主政治也还很遥远，但人们已经自发地在朝着正常治理的方向努力，通过践踏法治来寻求治理不但南辕北辙，而且也会遭到反对──即使发动者可能依然会获得暂时的无限风光，但它绝不可能持续。
贺卫方教授和陈丹青们，之所以获得如此众多的共鸣，是因为人们看到现实中几乎无所不在的丑恶，并且思考消除这些丑恶之道。贺卫方陈丹青们是这个社会最宝贵的批评与建设力量，倘若共产党不能忍受这些批评，不能容忍正常的议政，反而利用暴力和谎言来打击骨鲠之士，那就有重回乱局的危险。再者，彼时那些大大小小的康生、姚文元们，也早已被历史和现实双重抛弃，即使官方不许人们回顾历史，但正常人没有人会将康生、姚文元这些政治恶棍视为政治楷模，而只会轻蔑地鄙视他们。今天如果还有谁想要步他们的后尘，一要做好不可能永坐胜台的心理准备，构陷人者往往也被人构陷；二要做好即便安度此生也会死后臭名远扬的心理准备。
几家重量级党刊党报这几年已多次对一些参与公共事务或发表公共议论的公民做出过康生式的政治指控。我不知道这些党报党刊的负责人是否了解历史：政治运动向来迫害无辜消灭优秀，制造人群无谓的自相残杀，而且每次政治运动中踊跃整人的那些流氓地痞往往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整，被杀者也大有人在。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著名翻译者巫宁坤先生，曾经写过另一部同样著名却无法在大陆出版的回忆录《一滴泪》，全面回忆了自己被整的数十年非人生活，他曾写到过一位参与过批斗他的同事法语系徐教授的忏悔：
“……我不管你是否怪罪我。我怪罪我自己。我随大流，胡说八道坑害你，实在卑鄙。我更对不起我亲哥哥。他在天津也被划为右派，我跟他断绝关系，直到他最近也被改正。哦，为了保护自己，一个人能堕落到什么地步！”
回忆录中虽然没有交代这位徐教授有没有挨过整，但那时候一位法语系教授在那么多次的政治运动中从未挨整的概率是相当低的。
众所周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里，原胡风的朋友舒芜反戈一击直接置胡风于死地，虽因反戈卖友有功而暂避厄运，但没过几年依然无法逃脱被右派的命运，虽然那时如胡适之先生所言是连沉默的自由也没有的时代，但毕竟像舒芜那样主动交出私人信件踊跃参加整人实在是无法原谅的；而整胡风的主将周扬，这位中国的日丹诺夫就更不必说了，他整了那么多人，后来自己也一样挨整，而这才导致了他后来的忏悔。
1951年，后来被公认为“中国遗传学之父”的李景均教授因不堪中国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乐天宇（行校长职，兼党总支书记）的政治迫害而出走美国，后历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教授、系主任、校座教授，以及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成就斐然，成为遗传学史上重要的大家。而迫害者乐天宇则在文革期间也深受迫害，1969到1970年先后被送到广西邕宁和辽宁兴城接受劳改、审查、和批斗，直到1978年后才平反并获原先待遇。
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可能是近20年来共产党人里最真诚的忏悔之作，书中她写了政治运动中的大量故事，其中涉及她自己参与整人，例如三反五反时为了同事丁磐石的三五角钱而整他，韦君宜说：
“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她还记述了反右时何其芳的表现：
“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右派）。如果陈涌该划，那王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而众所周知，何其芳在胡风案中出力落井下石，但他并没有因此就逃脱了厄运的降临，在文革中一样遭迫害。
在韦君宜的书中，最让人难以同情也难以谴责的一个人是李兴华，他“原是天安门前警卫部队的干部。他出身很好，历史纯洁，19岁进解放区，很快入了党，参了军。他调来的时候才26岁，……他虽然是个编辑干部，可凡是那些搞专案、审讯性谈话，或单位里专别人政的事情，就自然地都落到他头上。他也全力以赴，想主意，外调跑腿，都不辞劳苦。他的心是纯洁的。他干的一切，他都认为符合真理，是应该干的。”
结果到了1957年，这位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无恶意整人的李兴华也因指标的原因而被“平衡”为右派，下放到农场劳改，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李兴华虽然获得平反，但不久即罹患癌症去世。
……
类似上述这些故事，昨天你整我，今天我整你，明天他整我，后天他们整他，几乎人人都会不同程度地轮流挨整，这比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残酷百倍，因为它是“所有人迫害每个人的屠戮”……这无穷无尽的整人链条在毛时代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近来陆陆续续曝光的重庆黑打问题也是一个典型的整人链断裂后崩溃的现世报案例（可悲的是，现在调查组的调查程序就合法了吗？）早在重庆黑打风生水起光芒四射之际，就有无数人反对他们践踏法律程序的暴政，也恰是贺卫方教授写了那篇著名的长文《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兜头泼了重庆当政者冷水，告诫破坏法治者可能最终也会受自己手段之害，果不其然，墨香未尽，薄王落马，重庆黑打即成明日黄花。一切怀有政治运动可以整人不整己的幻想，不仅是人格低劣的妄想，也是鼠目寸光的短见。
宫廷政治里，只有永远的利益，绝无永久的道义和友谊，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最基本的常见现象。那些为政治运动做打手的宣传官员，给别人当马弁之前，通常都会急切地评估自己平步青云的运气，但通常会忘了衡量自己挡灾避祸的能力而跌落尘埃。虽然，我可能也会在政治运动中被整被肃甚至被杀，但我不会觉得冤枉，不会为此不值，不会因此看不起自己，而那些靠着整人向上爬，最后跌下来摔死的人，在落地之前难道不会有追悔莫及的闪念吗？
在王秋赦的锣响起之际，摩拳擦掌迫不及待的政治运动员们不妨重温下他们前辈韦君宜大姐下面这段沉痛之语：
“我想，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尽情去写，写写这些年都搞了些什么运动，写了些什么文章、那真要清夜扪心，不能入睡了。”
2015年1月25日
（作者萧瀚，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