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們、女士們，我在這兒替劉霞謝謝到場支持的每一位；謝謝歷史悠遠、藝術地位至高無上的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謝謝館長、策展人的慧眼和良知，也謝謝布展團隊的無私付出。記得2014年4月4日，藝術家艾未未有史以來最大的個展《證據》在此開幕，我作為流亡作家受邀，并有幸與館長和策展人相識，進而談到劉曉波和劉霞的險惡處境。我提出在此舉辦個展是劉霞最大的願望，不料不足一年，您們就幫助她夢想成真。
上個世紀末，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前夕，劉霞平生首次攝影展在藝術家艾未未和荷蘭投資人漢斯.梵戴克創辦的“藝術文件倉庫”舉行，一大堆異議份子都被私下邀請。當時我在漂泊途中，接到劉霞電話，就跳下火車，穿過好幾道鐵軌，又躥上另一列火車。天色晦暗不明，沿途都是黑白風景，如同劉霞的攝影。在我這個底層流浪漢看來，黑白攝影最大的好處，就是過濾骯髒，哪怕垃圾、糞坑和腐屍，在黑白之間，也凸顯出蒼涼的詩意，如同上帝的巴掌覆蓋一切，我們只能瞅見指縫中的現實，指縫中的夢境。
劉霞的失眠眾所周知。無論監控她的警察，還是關注她的朋友，都把通宵達旦的孤燈，當成她的替代物。當酒和安眠藥交替，換來些許指縫中的殘夢；當上帝的巴掌幻化作監獄柵欄，進而幻化作丈夫指縫的煙卷，她要麽拿起筆寫詩，要麽抬起相機拍照。那是一臺使用膠片的舊相機，每拍一張就喀嚓一響，不可塗改，不可選擇。劉曉波沒坐牢的時候，常常離開電腦，過來幫助妻子舉燈，布景，擺放道具。他們家最多的是書，雖然被抄家多次，許多書被當作違禁品拿走了，但書架依舊被夫妻倆不斷填充得滿滿。於是書和漢字是日常道具，而最主要的道具卻是玩偶，嘴巴和眼睛空洞地大張著，像脫離了河流的魚兒，透過鏡頭，我們似乎能聽見玩偶們的喘息和哀號。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道：“有形監獄裡，住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無形監獄裡，住著他的妻子劉霞。於是她的攝影產生了。各種形狀的玩偶，來自世界各地，玩偶沒有生命，玩偶卻是自由的；劉霞有生命，劉霞卻沒有自由。她曾經與丈夫多年隔絕，也曾經與丈夫一道被軟禁在家，於是這些挾帶著自由氣息的玩偶留在了她的膠片上。缺乏自然風景，這對於攝影家，肯定是遺憾的，但只能如此——在監獄之間往返，他們的愛情也沒結出果子。所以更深的屬於女性的遺憾，通過玩偶，也留在了膠片上。”
多年以前，我從長江下游坐火車折回北京，參加劉霞的首次攝影展。那個名叫“倉庫”的展廳，頂棚和墻壁挺高，也挺破爛，感覺不像“藝術文件倉庫”，倒像人民公社堆糧食的倉庫。劉霞的攝影，大約有十幅左右，稀稀拉拉懸在墻上。我和忠忠、孟煌、馬少方、黃峰等人簇擁著劉霞進場，周圍全是異議份子，外圍全是警察，大約異議份子中，還混雜了不少國安局便衣。沒有主持人，沒有開幕辭，只有大夥兒的高聲喧嘩，似乎不是來參加影展，而是三教九流的江湖碰頭會。孤身漂流過黃河的作家王力雄提議我即興吹簫，來替代開幕致辭。我正遲疑呢，劉霞就催促道：“快點呀戲子！把真正的觀眾吸引進來呀。”於是我灌下半瓶酒，從隨身行囊中抽出洞簫，猛勁兒一吹，洞簫竟啪地裂了。急得我轉過身，臉朝著牆，使出吃奶力氣吼道：“走勒走勒走，背井離鄉找自由，自由有沒有？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
才幾分鐘，喉嚨一陣刺痛，劈了。大夥兒陣陣驚呼，管理人員赶過來提意見。於是我們撤退。可沒想到，那次還真賣掉一幅，買主是一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的西方收藏家。劉霞高興壞了。一轉眼劉曉波也出獄了。我們再次相聚。記得撤展之後，劉霞將帶框的作品當作禮物，送給我、王力雄、忠忠等。我的那幅，玩偶背景是幾千年前的甲骨文圖案，酷似出土文物，我掛在家十餘年，直至劉曉波第四次入獄，直至我倉惶逃離祖國。
這是又一個夢境嗎——當我站在這聞名天下的藝術殿堂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為劉霞攝影展致開幕辭，不禁想起劉霞多年前的首次個展，我以吼叫替代開幕辭的情景。那時候真傻啊，中氣真足啊。人與事在劉霞的膠片裡，雪花一般匆匆飄過。1999至2008，劉曉波在外面呆了九年，雖然大半光陰在軟禁中，可夫妻倆必竟形影不離，或者是彼此的彼岸。劉霞説，她曾製定了系列人物拍攝計划，想讓最熟悉的朋友一個個與玩偶搭配，在黑白反差中，表現生命、思想與無生命、無思想的反差。可因為長期監控，“系列人物”變成“唯一人物”，模特、工人、丈夫、國家敵人、劉曉波集於一身。她指派高大的他，扛一弱小玩偶，雖然弱小，卻如厲鬼，拼盡全力發出無聲吶喊。劉曉波非常熱愛這幅作品，他曾對我說，那個玩偶，那個小鬼，在他夢中揮之不去，哪怕夏日陽光刺破厚厚的窗帘落在床頭，他也感覺徹骨的冷。我明白，要治癒他的心病，他的噩夢，除非祖國實現民主，天安門大屠殺的眾多亡靈得到真正安息。
從他眼裡我看見世界最初的光在閃爍……他輕輕地躺下，越過山峰，在草地的下面，愛著，然後生長……房子的每塊木頭都屬於他的，像他擁有他的書一樣，但是他死了，僅僅為了內心的創傷……整個世界的災難像鵝毛大雪……覆蓋在他的肩上……
這是英國醉鬼詩人迪蘭.托馬斯《挽歌》裡的詩句，不，是我酒醉之後經常篡改的迪蘭.托馬斯的中譯詩句，七零八落。那些年，劉曉波讓我朗誦了上百遍，他和劉霞也寫了許多獻給亡靈的《挽歌》，直到《零八憲章》誕生，他被捕入獄，多年不歸，整個世界的災難真的像鵝毛大雪，覆蓋在他的肩上了。
而劉霞也多年不歸。不，她還在原地，只是與世隔絕了。自從獄中的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家也在她周圍築起無形的高墻。這次攝影展包含一個視頻，劉霞在丈夫入獄不久，接受了著名紀錄片製作人艾曉明的秘密採訪。
“你是否知道要出事兒？”艾曉明問道。
“我早就有預感。”劉霞回答，“自從《零八憲章》初稿到了我家，曉波開始埋頭修改，我就知道要出大事兒。”
“你看了內容嗎？”
“我沒興趣看，但我知道要出大事兒。我提醒曉波，沒用，也沒辦法，只能像前幾次那樣，耐心等待。”
這就是一個藝術家的生活。
獨裁體製不變，這種生活將沒有盡頭。
膠片越來越發黃，記憶越來越模糊，膠片中的記憶越來越渾濁，難以保存。如果有一天，她的老相機喀嚓一下，不是拍下新的作品，而是喀嚓一下墜在地上，碎了，那麽……
我聽說劉霞心臟出問題，送醫院搶救過，劉曉波卻絲毫不知。“這個坐牢的傻瓜，”她笑道，“現在是我們家過得最幸福的人。”
2015年1月29日於柏林
說 明
2015年2月20日至4月19日，被長期軟禁的詩人和藝術家劉霞的攝影個展，將在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舉行，這是柏林最重要的展覽館，同時也是國際頂級展覽館之一。博物館建築在1989年之前緊鄰柏林墻，前身是手工藝博物館，它的名字則取自包豪斯著名建築設計師Walter Gropius的一位伯父。
這座偉大的建築於1881年建成，系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二戰結束前的最後幾周，它曾遭到轟炸。1966年它被列為重點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重建工程始於1978年，2000年博物館被再次修繕（中文鏈接：http://laibolin.com/berlin-tour.php?inid=45）。
劉霞的這次攝影個展，囊括了她散落在海外的全部攝影，共70餘幅。藝術地再現了她的絕境生存術，枯木新芽般對自由的嚮往。艾曉明教授對劉霞的深度採訪視頻也將反複播放，在此對她表達敬意。同時也對眾多默默奉獻的朋友，如廖天琪、孟煌、A.D.科爾曼、吉姆（jim.glanzer）等表達敬意。
迄今為止，這座權威性質的展覽館，僅接納了艾未未和劉霞，這兩位中國藝術家。
上個世紀末，劉曉波第三次出獄前夕，劉霞平生首次攝影展在藝術家艾未未和荷蘭投資人漢斯.梵戴克創辦的“藝術文件倉庫”舉行，一大堆異議份子都被私下邀請。當時我在漂泊途中，接到劉霞電話，就跳下火車，穿過好幾道鐵軌，又躥上另一列火車。天色晦暗不明，沿途都是黑白風景，如同劉霞的攝影。在我這個底層流浪漢看來，黑白攝影最大的好處，就是過濾骯髒，哪怕垃圾、糞坑和腐屍，在黑白之間，也凸顯出蒼涼的詩意，如同上帝的巴掌覆蓋一切，我們只能瞅見指縫中的現實，指縫中的夢境。
劉霞的失眠眾所周知。無論監控她的警察，還是關注她的朋友，都把通宵達旦的孤燈，當成她的替代物。當酒和安眠藥交替，換來些許指縫中的殘夢；當上帝的巴掌幻化作監獄柵欄，進而幻化作丈夫指縫的煙卷，她要麽拿起筆寫詩，要麽抬起相機拍照。那是一臺使用膠片的舊相機，每拍一張就喀嚓一響，不可塗改，不可選擇。劉曉波沒坐牢的時候，常常離開電腦，過來幫助妻子舉燈，布景，擺放道具。他們家最多的是書，雖然被抄家多次，許多書被當作違禁品拿走了，但書架依舊被夫妻倆不斷填充得滿滿。於是書和漢字是日常道具，而最主要的道具卻是玩偶，嘴巴和眼睛空洞地大張著，像脫離了河流的魚兒，透過鏡頭，我們似乎能聽見玩偶們的喘息和哀號。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道：“有形監獄裡，住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無形監獄裡，住著他的妻子劉霞。於是她的攝影產生了。各種形狀的玩偶，來自世界各地，玩偶沒有生命，玩偶卻是自由的；劉霞有生命，劉霞卻沒有自由。她曾經與丈夫多年隔絕，也曾經與丈夫一道被軟禁在家，於是這些挾帶著自由氣息的玩偶留在了她的膠片上。缺乏自然風景，這對於攝影家，肯定是遺憾的，但只能如此——在監獄之間往返，他們的愛情也沒結出果子。所以更深的屬於女性的遺憾，通過玩偶，也留在了膠片上。”
多年以前，我從長江下游坐火車折回北京，參加劉霞的首次攝影展。那個名叫“倉庫”的展廳，頂棚和墻壁挺高，也挺破爛，感覺不像“藝術文件倉庫”，倒像人民公社堆糧食的倉庫。劉霞的攝影，大約有十幅左右，稀稀拉拉懸在墻上。我和忠忠、孟煌、馬少方、黃峰等人簇擁著劉霞進場，周圍全是異議份子，外圍全是警察，大約異議份子中，還混雜了不少國安局便衣。沒有主持人，沒有開幕辭，只有大夥兒的高聲喧嘩，似乎不是來參加影展，而是三教九流的江湖碰頭會。孤身漂流過黃河的作家王力雄提議我即興吹簫，來替代開幕致辭。我正遲疑呢，劉霞就催促道：“快點呀戲子！把真正的觀眾吸引進來呀。”於是我灌下半瓶酒，從隨身行囊中抽出洞簫，猛勁兒一吹，洞簫竟啪地裂了。急得我轉過身，臉朝著牆，使出吃奶力氣吼道：“走勒走勒走，背井離鄉找自由，自由有沒有？地下的日子人不如狗……”
才幾分鐘，喉嚨一陣刺痛，劈了。大夥兒陣陣驚呼，管理人員赶過來提意見。於是我們撤退。可沒想到，那次還真賣掉一幅，買主是一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的西方收藏家。劉霞高興壞了。一轉眼劉曉波也出獄了。我們再次相聚。記得撤展之後，劉霞將帶框的作品當作禮物，送給我、王力雄、忠忠等。我的那幅，玩偶背景是幾千年前的甲骨文圖案，酷似出土文物，我掛在家十餘年，直至劉曉波第四次入獄，直至我倉惶逃離祖國。
這是又一個夢境嗎——當我站在這聞名天下的藝術殿堂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為劉霞攝影展致開幕辭，不禁想起劉霞多年前的首次個展，我以吼叫替代開幕辭的情景。那時候真傻啊，中氣真足啊。人與事在劉霞的膠片裡，雪花一般匆匆飄過。1999至2008，劉曉波在外面呆了九年，雖然大半光陰在軟禁中，可夫妻倆必竟形影不離，或者是彼此的彼岸。劉霞説，她曾製定了系列人物拍攝計划，想讓最熟悉的朋友一個個與玩偶搭配，在黑白反差中，表現生命、思想與無生命、無思想的反差。可因為長期監控，“系列人物”變成“唯一人物”，模特、工人、丈夫、國家敵人、劉曉波集於一身。她指派高大的他，扛一弱小玩偶，雖然弱小，卻如厲鬼，拼盡全力發出無聲吶喊。劉曉波非常熱愛這幅作品，他曾對我說，那個玩偶，那個小鬼，在他夢中揮之不去，哪怕夏日陽光刺破厚厚的窗帘落在床頭，他也感覺徹骨的冷。我明白，要治癒他的心病，他的噩夢，除非祖國實現民主，天安門大屠殺的眾多亡靈得到真正安息。
從他眼裡我看見世界最初的光在閃爍……他輕輕地躺下，越過山峰，在草地的下面，愛著，然後生長……房子的每塊木頭都屬於他的，像他擁有他的書一樣，但是他死了，僅僅為了內心的創傷……整個世界的災難像鵝毛大雪……覆蓋在他的肩上……
這是英國醉鬼詩人迪蘭.托馬斯《挽歌》裡的詩句，不，是我酒醉之後經常篡改的迪蘭.托馬斯的中譯詩句，七零八落。那些年，劉曉波讓我朗誦了上百遍，他和劉霞也寫了許多獻給亡靈的《挽歌》，直到《零八憲章》誕生，他被捕入獄，多年不歸，整個世界的災難真的像鵝毛大雪，覆蓋在他的肩上了。
而劉霞也多年不歸。不，她還在原地，只是與世隔絕了。自從獄中的劉曉波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家也在她周圍築起無形的高墻。這次攝影展包含一個視頻，劉霞在丈夫入獄不久，接受了著名紀錄片製作人艾曉明的秘密採訪。
“你是否知道要出事兒？”艾曉明問道。
“我早就有預感。”劉霞回答，“自從《零八憲章》初稿到了我家，曉波開始埋頭修改，我就知道要出大事兒。”
“你看了內容嗎？”
“我沒興趣看，但我知道要出大事兒。我提醒曉波，沒用，也沒辦法，只能像前幾次那樣，耐心等待。”
這就是一個藝術家的生活。
獨裁體製不變，這種生活將沒有盡頭。
膠片越來越發黃，記憶越來越模糊，膠片中的記憶越來越渾濁，難以保存。如果有一天，她的老相機喀嚓一下，不是拍下新的作品，而是喀嚓一下墜在地上，碎了，那麽……
我聽說劉霞心臟出問題，送醫院搶救過，劉曉波卻絲毫不知。“這個坐牢的傻瓜，”她笑道，“現在是我們家過得最幸福的人。”
2015年1月29日於柏林
說 明
2015年2月20日至4月19日，被長期軟禁的詩人和藝術家劉霞的攝影個展，將在馬丁－格羅皮烏斯展覽館（Martin-Gropius-Bau）舉行，這是柏林最重要的展覽館，同時也是國際頂級展覽館之一。博物館建築在1989年之前緊鄰柏林墻，前身是手工藝博物館，它的名字則取自包豪斯著名建築設計師Walter Gropius的一位伯父。
這座偉大的建築於1881年建成，系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二戰結束前的最後幾周，它曾遭到轟炸。1966年它被列為重點保護的世界文化遺產，重建工程始於1978年，2000年博物館被再次修繕（中文鏈接：http://laibolin.com/berlin-tour.php?inid=45）。
劉霞的這次攝影個展，囊括了她散落在海外的全部攝影，共70餘幅。藝術地再現了她的絕境生存術，枯木新芽般對自由的嚮往。艾曉明教授對劉霞的深度採訪視頻也將反複播放，在此對她表達敬意。同時也對眾多默默奉獻的朋友，如廖天琪、孟煌、A.D.科爾曼、吉姆（jim.glanzer）等表達敬意。
迄今為止，這座權威性質的展覽館，僅接納了艾未未和劉霞，這兩位中國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