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读袁贵仁和朱继东现象，让我感到相当困惑。袁贵仁关于绝不让传播西方价值的教材进入中国大学课堂的讲话以及朱继东关于要严惩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章，都给自己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袁贵仁被实名举报，其子违法出版教材，牟取暴利，而朱继东则被人发现，他是习近平政敌薄熙来的吹鼓手。
这两个人的行为表明，他们都属于最无耻的中共官员，他们的言论虽然表面上紧跟习近平，但”形左而实右”，非常过火，因此政治效果其实对习近平并不利，且事实证明，对他们本人也不利。那这些精于投机取巧的家伙，事前是如何盘算的呢？他们是利令智昏还是出于不得已呢？
我以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尤其是不能排除后一种可能。袁贵仁以极为过火的言论支持习近平的意识形态保卫战，很可能恰恰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腐败问题，因此，只有靠”政治表现好”，才能减少被”打老虎”的机会；而朱继东也知道自己为薄熙来造势的记录对仕途不利，因此要”立新功”。
这种极度扭曲的政治计算，既反映了两个人恶劣的品格，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污浊，也反映了中国政治危机的困境。袁贵仁虽然已经完全人格扫地，但教育部长还是要当下去，朱继东虽然暴露了自己凶恶的面貌，但也不会因此丢官。我认为原因不是因为习近平不知道这种人的投机性和没有廉耻，而是因为他知道启用正直和正派的人来取代这种人，反而对自己，对党国更危险。
因此，理解袁贵仁和朱继东的行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看到了这一点，看透了习近平的心思。他们看到，习近平反腐决心虽然很大，但不是为了实现正义，而是为了保住权力。看准了这一点，就知道习近平不会用正派人、正直人来取代他们这些投机分子，他们这种人就还有机会混下去。
那么习近平就甘心被这些小人绑架和戏弄吗？会像袁贵仁和朱继东叫喊的那样，系统地更换教科书，大规模地迫害批评中共的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习近平也没有傻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也知道这种倒行逆施可能带来极端严重的后果。
习近平选择的策略，就是不轻易杀人，但对贪官和反对派，都采取高压威慑，让官僚不敢贪，让反对派不敢反。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办法。
为这种办法辩护的一种逻辑，就是王岐山的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但两年来的实践并不支持这个逻辑。因为要治本，就不可能靠袁贵仁、朱继东这样的小人，而且正因为习近平没有展示令人信服的理念，没有大胆启用正派的新人，才会有袁贵仁、朱继东们的放肆胡言。
袁贵仁、朱继东现象，让大家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困境，却没有让人看到这个困境的出路何在。有人认为，这个困境的出路在于习近平的反腐取得更大胜利，也就是把最大的大老虎江泽民也打掉。
我并不这样看。习近平的问题不在于他权力还不够，而在于他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无官不贪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局面虽然极为严峻，但也包含著走向法治的历史性机会，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官员，如此强烈地希望落实法治，希望有一个公平对待自己的制度。
习近平不能借反腐来推动法治的结果，就是刺激了更加疯狂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是周小平、花千芳以致袁贵仁、朱继东现象给我的启示。而这种机会主义若继续泛滥，将令中国的政治危机更难找到出路。
在这个意义上，袁贵仁、朱继东和周小平、花千芳们在下一回合舆论攻防战中将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和命运，对中国政治危机如何发展有相当大的指示意义。刚看到南开大学校长对袁贵仁做出了反击。如果这种反击机会主义的势头压不下去，如果袁贵仁、朱继东们的日子不好过，那就意味著习近平有了大麻烦，政治危机有近期爆发的可能，而如果出现相反的格局，则意味著这个危机一时还看不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