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领导都是理论和数字高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八荣八耻。另外各个时期各种问题上的一国两制、三个面向、四有人才、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不胜枚举。

在诸多数字理论中,最近30多年一首一尾的两个概念值得一说。一个是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最近官媒总结的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前者确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变的政治框架,后者和现实的联系最为密切,目前评价很高,能否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不确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1979年邓小平在中共理论务虚会上的重要讲话,后来写入1987年的中共13大报告,以及1992年14大修改的党章,成为中共执政的理论基石,要求全民遵守的金科玉律。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其实这四条表面上说得很坚决,实际上很含糊并任人解释。第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后来又加上了“有中国特色的”限定,以区别于梦魇般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同于人道的欧洲社会主义。还加上“初级阶段”的限定,为过去的错误找借口,为现在的发展拓展空间。第二条人民民主专政,把民主和专政即专制,对立的概念放在一起本来就很搞笑,再加上人民的名义,其实就是掩盖一党专制的实质。
最核心的就是第三条,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条马列毛思想原来是中共建党的理论指导,后来又根据政治需要不断中国化、现实化、灵活化。比如毛时代的毛思想和邓时代所说的毛思想,大相径庭,邓只是用了这个概念,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许多内容予以否定,改革开放思想则是另起炉灶。在胡的时代,中共这边一枝独秀,政权稳定,经济暴富,集中资源搞“马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则是不断为中共执政铺垫理论基础,进行政治教育。
如果说邓的“四项原则”侧重理论、以不变应万变的话,习的“四个全面”则是为了应对现实问题,用变化求得政权稳固。
“四个全面”是2014年底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后来又被官方不断强化推广的概念。它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分别明确在民生、经济、法治和党建四个方面的目标。其实这四个方面邓的时代已提出,以后的几个领导也有阶段性的重复,但不但没有根本解决,反而越来越危急,到了关乎政权稳定和政党存亡的地步。
习提出要“全面”解决,显示了他的政治决心和想要留下的政治遗产。但无论从理论和现实来看,似乎都很难。小康社会是民生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深化改革绕不开政改,依法治国是真正的法治还是党领导下的法治,从严治党是无效的自我监督、封闭的反腐清理门户,还是允许有效的新闻监督、选举制约、民众参与的反腐?
所有这些,症结又回到四项原则的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关键,这是邓在威权时代传下来的法宝,也是习在网络和公民时代能否守住的底线。对他来说,作为国家主席,如果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敢于舍弃一党之利、一党之私,进行全面推进,则万众拥护、名垂青史。如果作为党魁,为了政党和政权,会不会最终像江胡时代的重复,或如朱镕基当年扬言的踏入真正的“地雷阵”和“万丈深渊”?至少就反腐来说,习引起的权力震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