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不久的一天，祖桦、周舵和其他几位北京的朋友来到天津探望在家中被监视居住的我。谈到刚刚数月前发生的血腥屠杀，大家仍然激愤不已。一位朋友愤愤地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居然在自己的首都杀戮本民族的热血青年，真是天理难容。多数朋友的看法是，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民心，一定不会长久，顶多三、五年便会完蛋。
我的看法要略爲悲观一些。我说，共産党还有资源，还能控制一段时间。而且历史上看，干了伤天害理之事的政权苟延残喘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例子有的是。尤其是它一旦动了杀戒，就很可能继续蛮干下去，这也能在相当程度上起到阻吓民衆反抗的作用。我认爲，这个政权恐怕还能维持十年左右。当然，我虽然在理性上作如此分析，但在感情上是希望一个不人性的政权结束得越早越好。
现在看来，我这种在当时看来相对悲观的看法还是过于乐观了。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压制性政权仍然没有垮台。从外表上看，与六四屠城后的那个段时间比，它似乎要稳固得许多。究竟是什麽使得这个丧失了民心的政权得以维系如此长的时间呢？我想，爲了支撑“后六四社会”，中国共産党主要依靠了两个支架：一是超刚性的政治结构；二是超成本的经济增长。二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一般而言，一种可持续的政治结构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否则就容易断裂。我们所说的政治结构上的弹性，是指它有能力兼顾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并且在现有的结构下调节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结构中，各种政治势力都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尤其是在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必须学会让步，分享利益和权力，从而防止被统治者过于激烈的反抗导致社会崩溃。政治结构的刚性越强，统治者维持统治的成本就会越高。当这个成本高到难以爲继的时候，社会的崩溃就会到来。
不幸的是，过去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结构越来越具有超刚性的特点。这种超刚性最鲜明的特征是，政治镇压成了维持现有政治结构的唯一方式；而且统治者对政治镇压这种方式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在八十年代中期，共産党内的改革者曾经试图更多地使用镇压之外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稳定。例如，中央对地方、政府对企业实行让权以激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不同见解的社会和民间团体存在并给以相应的舆论和活动空间；对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也持较爲宽容的态度，等等。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刚柔并用”的方针。也正因爲如此，社会对共産党领导渐进的变革尚存期待心理。
但是，“刚柔并用”是需要一定需要条件的，这个条件是民衆对政府一定程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可能来自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尤其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之集团之间对妥协进展的一种期待；也可能来自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的一种“成功的欺骗”，使得被统治集团相信统治集团能在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实现渐进的变革。总之，“刚柔并用”能够减少 “刚性压制”措施的使用频率，从而相对降低维系现有政治结构的成本。
“六四”之后，共産党便失去了使用“刚柔并用”的条件。这不仅仅是因爲中国的统治者彻底地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它甚至也失去了欺骗民衆的能力。于是，“刚性压制”便成爲中国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唯一手段。它使用武力的频率越来越高；使用压制的领域越来越宽；使用压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黑：不仅用赤裸裸地通过国家机器使用武力，甚至还使用“绑架”“封口”等流氓、黑社会的方式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
出于生物的本能，要让所有的人都不怕死是很难的。因此，这种刚性的镇压对于维持政权是有作用的。但是利用镇压得来的所谓社会稳定的维系成本十分高昂；而且从动态上看，这种成本还呈几何级数增长。压制使得被压制者充满仇恨；面对被统治者的仇恨，统治者则充满了畏惧。这就使得它更加不惜成本的依赖压制。如此恶性循环，直到这种超刚性的政治结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