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在西藏流亡社會中，筆名東賽的安樂業，是獨立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他生於一九七零年，是西藏安多即青海省海南州興海縣人，畢業於青海民族師範專科學院藏文系，勤於藏漢雙語寫作，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刑法中之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下獄，一九九九年流亡印度達蘭薩拉，因經常投稿在臺灣獨立運動前輩洪哲勝主持的美國民主亞洲基金會《民主論壇》網，開始受到中國民主運動界的矚目，也因此逐漸為臺灣知識界和文化界所認識。二零零七年移民澳大利亞雪梨（Sydney）。
由於知識的養成過程在國內，安樂業對於西藏政治和西藏知識份子的處境有不一樣的觀察、交往和體會，從而形成他突出而鮮明的思想和政治風格。他高度推崇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國內精神領導西藏復國運動上的貢獻，強烈質疑其於一九八九年元月於西藏講法過程中的猝逝，乃出於中國共產黨的毒殺，為的是消滅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政治影響力，避免其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裡應外合。安樂業和流亡澳洲的中國學者袁紅冰合著《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始末》一書，竟導致中共施壓於臺北誠品書店，要求不得上架公開販售。
安樂業更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以一九六二年《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爲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七萬言書）為中心編輯文選《十世班禪大師七萬言書》，並撰寫長序〈七萬言書問世始末〉，勾稽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堅定而幽微的復國意志。在此之外，他也對外引介了國內的進步反抗言論，如扎加（加紮）的新學派，這一位一向被視為親中共的西藏學者，關懷西藏文化的命運，對於藏傳佛教神權主義及其對西藏民族文化性格保守封建一面的影響，有著強烈的批判，扎加最終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獄。剛炯•德東朗傑寫於一九八九年西藏起義的《西藏主義──紀念拉薩起義三十週年》，這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國內政治反抗文獻，也是經由安樂業的介紹，而在近年出土而廣為人知。安樂業認為西藏的歷史正由佛教時代走向佛教文化和自由精神並存的時代，或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黨國專制主義這一近代國家的佔領，是這一過渡時期，諸佛對於西藏實現現代化與回歸佛的純淨這一民族集體心志的試煉。
流亡海外的安樂業對於國際藏學動態相當關心，他期許西藏文化能在流亡的歷程中，接受現代化的洗禮而獲得提煉，同時也能豐富人類文明。他有志於西藏文化史的寫作，既有的國際藏學研究成果，自是他重要的知識養分，也是他就個人所關懷的主題所欲超越的目標。各國藏學相關資料的蒐集過程以及他親自訪談研究的結果，也就成就了本書的出版。
藏學（Tibetology）是關於西藏的一切學術總稱，「藏學」一詞最早為二十世紀中期匈牙利學者亞歷山大．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所使用，喬瑪是帶著作為匈牙利人到東方尋根的強烈意圖而來到內陸亞洲，卻被西藏文化深深吸引，在印度拉達克（Ladakh）學會藏文，而能兼採藏文文獻和田野調查方法進行西藏主題的研究和寫作。不過西方對西藏的研究，則仍以俄國、英國和法國三個殖民強權國家為先驅，特別是俄國和英國，這些國家藏學研究開展的起點，都是國家基於經略東方的強烈動機對於探險活動的支持。英國即係以印度為前進基地，而印度卻也是西藏文化的重要源頭。喬瑪是在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資助下完成《藏英詞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解開了西藏之於歐洲的語文密碼，俄國則因收服了信奉藏傳佛教的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而取得藏學研究以及外交往來的重要支點，在喬瑪《藏英辭典》的基礎上，又有德裔俄國藏學的重要開創者施密特（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Шмидт; Isaak Jakob Schmidt）編著了《藏德字典》（Tibetisch-deutsches Warterbuch），再以之進一步完成了《藏俄字典》（Tibetsko-Russkij Slovar, s Prisovokupleniem Alfavitnogo Spiska）。施密特即是在卡爾梅克經商而誘發出對於藏學的興趣。近代藏學即由英國、俄國等國擴散到歐洲各國，並在印度得到發展的契機。
另一個近代藏學的發展主流，則是佛教信仰鼎盛的東亞大國日本和中國。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西學，受歐洲藏學啟發，因而以佛教僧侶為主，由河口慧海帶起前往雪域從事藏傳佛教田野調查的學風，也就開啟了日本藏學的道路；中國則清朝皇室崇拜藏傳佛教，儼然以藏傳佛教之護教者自居，加以中藏關係綿延一千五百年，因而蒐藏和保留了眾多的西藏史料文獻和經典著作。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為了規撫西藏，設有蒙藏委員會承接前朝理藩院業務，前清宮廷的西藏檔案史料和文物則移交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而受日本與歐洲藏學啟發，中國亦有人前往西藏學佛和田野研究，乃形成近代的中國藏學。隨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中國藏學在臺灣插枝栽培而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和佔領西藏後，基於民族關係和統治的需要，開始推動藏學研究，期間雖歷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但於改革開放後，因國力的提昇以及資源的大量投入，儘管格於漢人黨國的歷史和政治框限，仍舊呈現出一片榮景。在此同時，隨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領西藏噶廈政府流亡印度以及藏人流亡歐美各國，藏學也漸次播散於五洲，特別是美國、澳洲等大國，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力圖爭取國際社會對於其統治西藏正當性的認可，而使藏學在非預期的情況下，擁有了遠遠超出西藏本身國力的全球關注度。
單以個人之力，要窮盡對全球藏學的瞭解，就以語種而論，就是難以跨越的障礙，何況是資料的全面蒐羅和分析。安樂業主要藉助於中英文文獻，而其媒介則主要為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縮短了人們溝通的距離，事實上，翻譯軟體和線上辭典的使用，也可以幫助我們克服語文的隔閡，而如果能夠跨語種地運用各國的電子資料庫，對於各國藏學發展的掌握也就比較不那麼地受制於不同空間的旅行成本和紙本資料的取得與否。本書美中不足之處，就在於作者過於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藏學研究文獻，特別是《藏人文化網》上《藏學研究的世界版圖》的系列專文，因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不規範的現象警覺不夠，也使自身陷入同樣的危險，往往對於所引用之外國專門術語或特定名詞未附加原文、或對特定之事實陳述或獨特觀點未清楚交代出處，導致後學者在查證核實或還原上，陷入文字障而遭遇到極大的困擾，也可能因而降低了本書的參考價值，更使本書輕易地暴露在學術倫理的道德風險當中。關於這一點，筆者作為本書的校訂者，乃斷斷續續地耗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比對本書外國名詞，尋繹和確認重要文獻來源，也試著為中文的讀者，找出藏文經典的中文譯本，以便其查考和延伸閱讀。希望本書最後的呈現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登高望遠，而不僅僅是既有資料拾人牙慧的總匯整。
筆者幸運地在校訂的過程中，領先於本書的讀者們進入安樂業所勾畫出來的國際藏學堂奧，然在歷經這一知識的旅程後，筆者發現，所謂「藏學」的定義和範圍，還帶有相當濃厚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色彩，即從異域（xenophilic）的觀點把西藏作為人類學、民族學或宗教社會學考察的對象，但西藏民族在近代化和被殖民化歷史中的特殊命運及其解放之道，卻顯少進入到藏學的視野，也就是說，法政學者很少參與藏學的研究和對話，或者說藏學界還未意識到法學或政治學研究途徑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蘇格蘭英國學者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美國學者范沃爾特．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葛然朗巴．平措汪傑、宋月紅、中國民間學者王力雄、旅居加拿大西藏學者茨仁夏加、臺灣學者陳又新、楊開煌、蘇嘉宏、流亡西藏官員跋熱．達瓦才仁、國際援助西藏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所擁有的學者群體，以及學而優則仕的在任藏人行政中央首任民選司政洛桑森格，無論其立論觀點或政治立場是否彼此間南轅北轍、針鋒相對，他們的相關研究乃是不應在國際藏學的版圖中受到忽視的。
我與安樂業神交良久，幾乎每天在網路上往來，他為寫本書而來臺灣開南大學短期研究，我特地開車到桃園縣蘆竹鄉去探望他。原本，他是成長於雲上的雪國，此刻也許該與藍天、清風、綠草和髦牛為伴，而他卻告別家園，跋山涉水、歷經生死劫難，來到我住的島，用我們的語言和文字，刻寫他們民族的苦難，傾訴他們的委屈。他特地在本書中專論西藏和臺灣的關係，可見，他們是如何地看重我們，而我們豈能看輕自己？我感嘆著，是何等的願力和智慧，讓安樂業用盡一生，為了追求自由，敲開我們的心門，走進我們的世界。我感應到，安樂業本書寫作的初衷，正是為了證實流亡西藏並未被世人遺棄，而要在全球的範圍內尋找他們民族的知音，表彰他們的學術成就，向當中關懷西藏民族文化及其命運的人類良心，獻上一瓣心香，合十感謝。我很榮幸能為安樂業的書題序，紀念和歌頌這一段善緣。
民國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大年初五八時於臺北晴園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在西藏流亡社會中，筆名東賽的安樂業，是獨立公共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他生於一九七零年，是西藏安多即青海省海南州興海縣人，畢業於青海民族師範專科學院藏文系，勤於藏漢雙語寫作，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刑法中之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下獄，一九九九年流亡印度達蘭薩拉，因經常投稿在臺灣獨立運動前輩洪哲勝主持的美國民主亞洲基金會《民主論壇》網，開始受到中國民主運動界的矚目，也因此逐漸為臺灣知識界和文化界所認識。二零零七年移民澳大利亞雪梨（Sydney）。
由於知識的養成過程在國內，安樂業對於西藏政治和西藏知識份子的處境有不一樣的觀察、交往和體會，從而形成他突出而鮮明的思想和政治風格。他高度推崇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在國內精神領導西藏復國運動上的貢獻，強烈質疑其於一九八九年元月於西藏講法過程中的猝逝，乃出於中國共產黨的毒殺，為的是消滅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的政治影響力，避免其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裡應外合。安樂業和流亡澳洲的中國學者袁紅冰合著《殺佛──十世班禪大師蒙難始末》一書，竟導致中共施壓於臺北誠品書店，要求不得上架公開販售。
安樂業更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以一九六二年《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爲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七萬言書）為中心編輯文選《十世班禪大師七萬言書》，並撰寫長序〈七萬言書問世始末〉，勾稽出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堅定而幽微的復國意志。在此之外，他也對外引介了國內的進步反抗言論，如扎加（加紮）的新學派，這一位一向被視為親中共的西藏學者，關懷西藏文化的命運，對於藏傳佛教神權主義及其對西藏民族文化性格保守封建一面的影響，有著強烈的批判，扎加最終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獄。剛炯•德東朗傑寫於一九八九年西藏起義的《西藏主義──紀念拉薩起義三十週年》，這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國內政治反抗文獻，也是經由安樂業的介紹，而在近年出土而廣為人知。安樂業認為西藏的歷史正由佛教時代走向佛教文化和自由精神並存的時代，或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黨國專制主義這一近代國家的佔領，是這一過渡時期，諸佛對於西藏實現現代化與回歸佛的純淨這一民族集體心志的試煉。
流亡海外的安樂業對於國際藏學動態相當關心，他期許西藏文化能在流亡的歷程中，接受現代化的洗禮而獲得提煉，同時也能豐富人類文明。他有志於西藏文化史的寫作，既有的國際藏學研究成果，自是他重要的知識養分，也是他就個人所關懷的主題所欲超越的目標。各國藏學相關資料的蒐集過程以及他親自訪談研究的結果，也就成就了本書的出版。
藏學（Tibetology）是關於西藏的一切學術總稱，「藏學」一詞最早為二十世紀中期匈牙利學者亞歷山大．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所使用，喬瑪是帶著作為匈牙利人到東方尋根的強烈意圖而來到內陸亞洲，卻被西藏文化深深吸引，在印度拉達克（Ladakh）學會藏文，而能兼採藏文文獻和田野調查方法進行西藏主題的研究和寫作。不過西方對西藏的研究，則仍以俄國、英國和法國三個殖民強權國家為先驅，特別是俄國和英國，這些國家藏學研究開展的起點，都是國家基於經略東方的強烈動機對於探險活動的支持。英國即係以印度為前進基地，而印度卻也是西藏文化的重要源頭。喬瑪是在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資助下完成《藏英詞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文文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解開了西藏之於歐洲的語文密碼，俄國則因收服了信奉藏傳佛教的布里亞特和卡爾梅克，而取得藏學研究以及外交往來的重要支點，在喬瑪《藏英辭典》的基礎上，又有德裔俄國藏學的重要開創者施密特（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Шмидт; Isaak Jakob Schmidt）編著了《藏德字典》（Tibetisch-deutsches Warterbuch），再以之進一步完成了《藏俄字典》（Tibetsko-Russkij Slovar, s Prisovokupleniem Alfavitnogo Spiska）。施密特即是在卡爾梅克經商而誘發出對於藏學的興趣。近代藏學即由英國、俄國等國擴散到歐洲各國，並在印度得到發展的契機。
另一個近代藏學的發展主流，則是佛教信仰鼎盛的東亞大國日本和中國。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西學，受歐洲藏學啟發，因而以佛教僧侶為主，由河口慧海帶起前往雪域從事藏傳佛教田野調查的學風，也就開啟了日本藏學的道路；中國則清朝皇室崇拜藏傳佛教，儼然以藏傳佛教之護教者自居，加以中藏關係綿延一千五百年，因而蒐藏和保留了眾多的西藏史料文獻和經典著作。中華民國建立以後，為了規撫西藏，設有蒙藏委員會承接前朝理藩院業務，前清宮廷的西藏檔案史料和文物則移交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而受日本與歐洲藏學啟發，中國亦有人前往西藏學佛和田野研究，乃形成近代的中國藏學。隨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中國藏學在臺灣插枝栽培而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和佔領西藏後，基於民族關係和統治的需要，開始推動藏學研究，期間雖歷經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但於改革開放後，因國力的提昇以及資源的大量投入，儘管格於漢人黨國的歷史和政治框限，仍舊呈現出一片榮景。在此同時，隨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領西藏噶廈政府流亡印度以及藏人流亡歐美各國，藏學也漸次播散於五洲，特別是美國、澳洲等大國，更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力圖爭取國際社會對於其統治西藏正當性的認可，而使藏學在非預期的情況下，擁有了遠遠超出西藏本身國力的全球關注度。
單以個人之力，要窮盡對全球藏學的瞭解，就以語種而論，就是難以跨越的障礙，何況是資料的全面蒐羅和分析。安樂業主要藉助於中英文文獻，而其媒介則主要為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縮短了人們溝通的距離，事實上，翻譯軟體和線上辭典的使用，也可以幫助我們克服語文的隔閡，而如果能夠跨語種地運用各國的電子資料庫，對於各國藏學發展的掌握也就比較不那麼地受制於不同空間的旅行成本和紙本資料的取得與否。本書美中不足之處，就在於作者過於依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藏學研究文獻，特別是《藏人文化網》上《藏學研究的世界版圖》的系列專文，因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不規範的現象警覺不夠，也使自身陷入同樣的危險，往往對於所引用之外國專門術語或特定名詞未附加原文、或對特定之事實陳述或獨特觀點未清楚交代出處，導致後學者在查證核實或還原上，陷入文字障而遭遇到極大的困擾，也可能因而降低了本書的參考價值，更使本書輕易地暴露在學術倫理的道德風險當中。關於這一點，筆者作為本書的校訂者，乃斷斷續續地耗費了將近一年的時間進行比對本書外國名詞，尋繹和確認重要文獻來源，也試著為中文的讀者，找出藏文經典的中文譯本，以便其查考和延伸閱讀。希望本書最後的呈現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登高望遠，而不僅僅是既有資料拾人牙慧的總匯整。
筆者幸運地在校訂的過程中，領先於本書的讀者們進入安樂業所勾畫出來的國際藏學堂奧，然在歷經這一知識的旅程後，筆者發現，所謂「藏學」的定義和範圍，還帶有相當濃厚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色彩，即從異域（xenophilic）的觀點把西藏作為人類學、民族學或宗教社會學考察的對象，但西藏民族在近代化和被殖民化歷史中的特殊命運及其解放之道，卻顯少進入到藏學的視野，也就是說，法政學者很少參與藏學的研究和對話，或者說藏學界還未意識到法學或政治學研究途徑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蘇格蘭英國學者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美國學者范沃爾特．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葛然朗巴．平措汪傑、宋月紅、中國民間學者王力雄、旅居加拿大西藏學者茨仁夏加、臺灣學者陳又新、楊開煌、蘇嘉宏、流亡西藏官員跋熱．達瓦才仁、國際援助西藏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所擁有的學者群體，以及學而優則仕的在任藏人行政中央首任民選司政洛桑森格，無論其立論觀點或政治立場是否彼此間南轅北轍、針鋒相對，他們的相關研究乃是不應在國際藏學的版圖中受到忽視的。
我與安樂業神交良久，幾乎每天在網路上往來，他為寫本書而來臺灣開南大學短期研究，我特地開車到桃園縣蘆竹鄉去探望他。原本，他是成長於雲上的雪國，此刻也許該與藍天、清風、綠草和髦牛為伴，而他卻告別家園，跋山涉水、歷經生死劫難，來到我住的島，用我們的語言和文字，刻寫他們民族的苦難，傾訴他們的委屈。他特地在本書中專論西藏和臺灣的關係，可見，他們是如何地看重我們，而我們豈能看輕自己？我感嘆著，是何等的願力和智慧，讓安樂業用盡一生，為了追求自由，敲開我們的心門，走進我們的世界。我感應到，安樂業本書寫作的初衷，正是為了證實流亡西藏並未被世人遺棄，而要在全球的範圍內尋找他們民族的知音，表彰他們的學術成就，向當中關懷西藏民族文化及其命運的人類良心，獻上一瓣心香，合十感謝。我很榮幸能為安樂業的書題序，紀念和歌頌這一段善緣。
民國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大年初五八時於臺北晴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