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这个词一直挂在大家嘴上，但知道冷战是怎么开始的人大概并不多。
就在大家关注伊拉克战争的2003年6月，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加拿大渥太华市政府在该市的督唐纳德公园，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将近一年后的2004年4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同一地点也安放了一块纪念铭牌，纪念的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伊戈·哥萨柯(Igor Sergeyevich Gouzenko)，前苏联的一个叛逃者，他的叛逃成为冷战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哥萨柯叛逃事件启动了冷战。最后大家同意，怎么也该为他，也就是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立个碑。
伊戈·哥萨柯1919年1月13日出生在前苏联，1943年开始，他在加拿大渥太华使馆工作，具体工作是为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GRU)担任密码员。这个位置使他能接触苏联针对西方国家的间谍网。二战结束之际，他得知自己即将调离回国，他不愿意回苏联，随即作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决定带着家人叛逃。
1945年9月5日夜晚，哥萨柯趁黑带着一个公文包，内藏密码本和一百零九份涉及前苏联在西方国家间谍资料的秘密文件，步出了苏联使馆大门。下面的遭遇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哥萨柯先是直奔加拿大皇家骑警队(RCMP)，警官却根本不肯相信他的故事。官方警察部门不接纳，他还能去哪里?他决定诉诸媒体，把事情闹大，他就有安全。于是他转而投奔《渥太华时报》，谁知夜报编辑对他的故事毫无兴趣。编辑告诉他，你应该去司法部的。他又夜奔加拿大司法部，那里没人值夜班。这个时候，他一定是真的害怕了。他不会料到是这种结局，这是在苏联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加拿大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天真国度。他只能赶到住处，一栋公寓大楼，就是这栋公寓对面的公园，今天安放着关于他的纪念铭牌。哥萨柯把家人藏在邻居家，然后通过邻居家大门的钥匙孔，眼看着苏联使馆来人破门进入他的住处，直到警察赶来他们才匆匆离去。
第二天，哥萨柯带着文件再次来到司法部，这次他被接纳了。因加拿大属英联邦，也由于文件涉及面广泛，所以，牵动了英国军事情报部门MI5 (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5)，也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和安全局(CIA)。在各方审看文件期间，哥萨柯被转移到距离渥太华不远的一个秘密营地保护起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仍然是不安全的。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还不到一个月。二次大战中，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组成盟军对抗共同敌人的侵略。在加拿大总理金(William Lyon Mackenzik King)眼中，哥萨柯假如是德国叛逃者，事情就简单，现在发生在“盟友”之间，就是个外交麻烦。虽然哥萨柯带来的资料已经充分说明对方的危险性，可是，金总理的外交原则仍然令他感觉无从应对。他下令加拿大政府不要介入此事，也就是说，不要给叛逃者提供保护。幸亏他的下属没有执行此令，哥萨柯才得以和妻子一起在加拿大生活，养大了他们的八个孩子。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得奖小说，另一本就是讲自己叛逃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这是我的选择》(This Was My Choice)。
哥萨柯事件首先给加拿大带来了深邃影响。如金总理在当天所写：“如同在所有的一切之上，当头扔下一颗炸弹。”根据哥萨柯提供的证据，加拿大立即逮捕了三十九名间谍嫌疑，其中十八名后来被法庭定罪，其中包括加拿大共产党在国会唯一的一个代表。后来加拿大组成皇家调查委员会，专门对哥萨柯事件以及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进行调查。历史学家甚至认为，正是这一事件，把加拿大的安全情报系统引入了“现代”运作。加拿大从此不再有古典天真。
这一事件在英国和美国引发了更强烈“地震”。根据哥萨柯提供的情报，这两个国家无疑也被苏联情报系统严重渗透。英国最著名的案件，就是德裔英国公民，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福柯(Klaus Fuchs)，为苏联窃取核机密而在英国被定罪。
克劳斯·福柯出生在德国，1932年在德国加入了后来转为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一年以后，他遭遇纳粹暴力，逃往法国，继而移民英国，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二战期间，作为敌国公民他被在一个岛上隔离过一段，然后，他获得信任，参加了英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1942年他加入英国国籍，也签署了“国家安全保密协议”。根据GRU的文件，他在此之前已经通过一个原来德共朋友的牵线，成为苏联间谍，此后与他接头的也是一个德国人，是为苏军情报局工作的德国女共产党员。克劳斯·福柯也辗转美国的几个州，参加了著名的试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之后还参加了研制氢弹的工作。由于他的存在，苏联对美国的核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一直了如指掌。
克劳斯·福柯在1946年回到英国就开始接受英国安全部门的调查，可是，在英国的司法制度下，调查旷日持久，他的认罪和定罪，都已经是1950年的事情了。他被判处十四年徒刑，只坐了九年多牢就被释放。此后他移居东德，据一些记录，他还在东德为中国的一些核科学家教过课。
冷战是从西方国家被苏联间谍大规模渗透的暴露而开始的。
虽然伊戈·哥萨柯事件深度涉及美国，毕竟是个加拿大案件。可是，就在加拿大司法部接收哥萨柯文件的整整两个月后，类似的事件也在美国发生了。1945年11月6日，一个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女间谍领导人伊丽莎白·柏特丽(Elizabeth Bentley)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哥萨柯事件尚在调查，又在美国本土炸响这颗炸弹，确实非同小可。她的自首，牵出了一大群为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
非常不同的是，柏特丽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08年元旦出生。家族移民来自英国，1933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习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等三种语言的奖学金。她在意大利住了一段，先是参加了法西斯组织，又在男朋友的影响下跳到政治上的另一个端头。1935年，她加入了美国共产党(CPUSA)。
1938年，柏特丽在纽约找到一个和意大利语有关的工作，这个工作单位涉及在美意大利人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她向自己的共产党组织汇报，主动要求做一个卧底间谍，组织上派给她一个间谍领导人格罗斯(Jake Golos)，他是苏联内务部(NKVD)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之一，格罗斯移民美国后，在1915年加入美国国籍。柏特丽和格罗斯很快有了恋情。直到两年之后，她才知道格罗斯是为苏联工作，换句话说，这时她才明白，自己早已成了“苏联间谍”。
美国是一个容许外国集团合法政治游说的国家，也就有一大批人，名正言顺地在为外国政府工作。为了把间谍行为从合法行为中严格区分出来，1938年美国通过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ration Act)。1940年，负责执法的司法部，迫使格罗斯登记了自己作为外国代理人的身份。如此一来，格罗斯就在更为严格的法律监督下。要再像以前一样掌控庞大间谍网，显然就不“安全”了。于是，他的身份和工作就逐渐转给了柏特丽。就这样，柏特丽成了代号为“聪明女孩”的苏联在美最重要的间谍网领导人。情报内容也大量是美国的军事情报。
凡事离不开“时间、条件、地点”。那是一个非常困扰的年代。
柏特丽后来自己也写了书，名为《解除束缚》(Out of Bondage)。另外有一个作家Kathry S. Omsted为她写过传记：《红色间谍女王》(Red Spy Queen)。在这本书里，这位传记作家称这一大批间谍为“浪漫理想主义者”(romantic idealists)，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们大多为一个绝对平等的浪漫共产主义理想所吸引，这个理想上世纪初在美国也曾随着工人运动而声势强大，也因理想在苏联取胜而振奋。但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并非主流，有着对它的各种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二次大战开始，美苏成为盟国盟军并肩作战，这样的反对声音就几乎自动消失了。
不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我们直到现在好像常常还是只能用两分法——左和右——来描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是一个定义含混的划分。尤其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好像苏联就是“左”的代表，而希特勒这样的就是“右”的代表。那么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算什么呢?即便把前二者送入“极左”、“极右”两端，难道英美和纳粹当归为一类，只是“温和”与“极端”的差别吗?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纳粹以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至少暂时消退了，不再成为一个威胁世界的国家力量。却立即出现冷战对立双方，也就是对立的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至少从理论上、在大家含含混混的概念中，接着二战似乎续上了一个新的“左、右”对立关系，我总觉得是“something wrong”，哪里肯定不对了，至少是简化了历史。但是，这至少对于苏联阵营的宣传是非常有利的。好像是苏联阵营原地不动，顺理成章保持原来“反法西斯阵营”名号，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因与苏联对立，而被送到原来法西斯的“右”的位置上。相信共产主义学说的人们，逻辑很容易就顺过来：一个在法西斯倒台后就接着和我们对立的，不是又一个法西斯还能是什么?更何况，列宁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学说，不仅是理论，已经上升到政治信仰，信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定”要走向“具有侵略本性的帝国主义”。
仔细想想，这个定位概念，对二战之前的西班牙内战以及佛朗哥政权的复杂性，起了重要的现实范例的作用。西班牙在内战前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在结束君主制之后，开始民主选举，可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理念在背后支撑，结果一方选上推行的措施，是另一方绝对无法接受的，国家就在两极跳跃中推向极端，最终在野一方感觉连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1936年左翼选上之后局面大乱，最终在议会的一名右翼议员被杀之后，导致在野一方起兵。
西班牙内战其实是二战前发生在一国土地上的国际大战。共产国际动员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成员组成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共产党，美国支队成为主力，许多美国人血洒西班牙;而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支持了佛朗哥。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却因为交战双方都是它们所不赞同的极端，因而按兵不动没有介入。西班牙内战对美国左翼带来的强烈刺激，久久不散。
最难以解释清楚的是，假如不了解当时的西班牙国内政局，仅从表面上看，包括共产党的左翼是通过民主选举执政的，而佛朗哥是一个得到法西斯国家军事支援的右翼政变。所以，共产国际举的是保卫民主的大旗，共产主义的浪漫理想和民主口号在这一点怦然结合，因而，才能够在全世界吸引如此众多的理想主义者，愿意死在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战场上。而内战后的西班牙更有另一层复杂：事实上佛朗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却并不能画等号，佛朗哥的西班牙不仅在二战中保持了中立，尤其在后期，还实际帮助了盟军，甚至为德国犹太人的逃生大开方便之门。在二战后，西班牙是对外开放的。美国政府看到这一点差别，二战后最早和佛朗哥西班牙开始关系逐步正常化。可同时佛朗哥在国内仍然镇压左派。在美国共产党眼中，美国政府战后和佛朗哥西班牙的交往，是坐实了美国将走向帝国主义的列宁理论，暴露了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为一路的真面目。苏联人有这样的信仰，一心支持自己的政府，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问题是一大批美国左翼怎么办?他们不信任自己国家的理念，认为站在爱好和平的苏联一边是正义的，阴差阳错，就有一批人成了苏联的卧底间谍。虽然美国苏联一度是盟国，可他们当然一开始就知道为外国政府盗取自己国家的情报，这是违法的。在冷战开始后，这就更明确是与自己国家为敌的行为。
类似的逻辑也曾是上世纪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更是长期被国家的内忧外患所刺激，信仰使得他们在国民政府卧底，收集政治、军事情报，甚至成为颠覆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朋友，或者成为他们的“地下工作者”。
对于二战后的主流美国来说，苏联和纳粹德国在内政制度上，有着许多相通的地方;而苏联阵营“解放全人类，赤化全球”的美好理想，在对方看来，就是有武力输出革命打上门来的潜在战争危险。冷战双方思维方式完全错位，双方的感觉是鸡鸭互不相通的。而这个时候，一场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核武器的威力使得所有人都笼罩在世界末日可能来临的恐怖中。因此，如何保持核机密成为二战后最焦虑的事情。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后，1962年苏联暗自在古巴部署导弹，最大射程为四千五百公里，射程几乎涵盖美国所有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预警时间只有五分钟。苏联还同时在古巴部署了轰炸机。虽然危机最终在十三天内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但是，在当时的美国哪个敢保证，核武冲突，卷进双方阵营的各个国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一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呢?尤其在朝鲜战争之后，威胁就更为现实了。美国当时的中小学，常规的突发灾难训练之一，就是核弹爆炸了怎么办。
与此相对应的是，苏联间谍的一大目标，就是包括核机密的军事机密。
柏特丽的自首只是一个偶然。她自己酗酒，也有精神方面问题，苏联一方面对她不放心，一方面也盼望跳过柏特丽，直接掌握她手中的间谍网。她和苏方冲突日剧，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她的联系人也确实在建议“摆脱她”。就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一个间谍，美国共产党党报的编辑Louis Francis Budenz，因为信仰改变已经自首。这终于推动柏特丽也走出向联邦调查局(FBI)自首的那一步。
FBI决定隐下柏特丽的自首，让她转而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以获得更多苏联在美间谍的情况。这个决定自然是一个最高机密。可是，FBI还是通知了盟友英国情报部门，谁知英国新建的对苏情报部门负责人费尔比(Kim Philby)，恰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面间谍。他向苏联通报，苏联立即切断了和柏特丽有关的一切联系。直到1963年费尔比逃苏，柏特丽自首被暴露的谜底才算揭晓。在当时，这个最高机密如此轻而易举就立即泄了密，对FBI带来的恐惧和刺激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美国发现自己的司法制度，要处理核时代的间谍危机，显得十分软弱。核武时代，外部威胁千万倍暴长，但是，要给间谍定罪却难上加难。
柏特丽交出的间谍名单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三十七名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个名单和FBI掌握的一些间谍，以及伊戈·哥萨柯提供的名单有一部分重合，所以，FBI从一开始就判断这是一个真实名单。这个判断在苏联解体之后、在一些前苏联情报官员的回忆中，也再次得到证实。
可以想象，假如是在苏联阵营，事情一出，可以大逮捕大清洗。苏联政治大清洗在上世纪初就大规模演出过，对于清洗制造的大批冤案，它在制度上没有什么约束和顾忌。立国之初，美国就建立在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治国理念上，打算让民众具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尽最大可能避免冤案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障措施。因此，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十条中就有五条涉及被告权利，其中第五条有一句是：被告“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中自证其罪”。因此，在美国给间谍定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非是你在交接情报的时候当场拿获，否则很难说服陪审团，不可能按照一个人的揭发举报就定间谍罪。根据“第五条”，你也不能强制他坦白，所谓“自证其罪”。美国法庭上，被告、证人说“take the Fifth”(采用第五条)，是经常可以听到的一句话。
所以，柏特丽间谍名单上的一百五十人，绝大多数在审前的大陪审团面前、在国会听证会上，不置可否地宣布自己“take the Fifth”，有少数人则宣称自己无罪。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无法定罪。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仅不能惩罚他们，还必须照常让他们在原单位上班，包括那三十七名联邦政府雇员。假如单位把他们调离原来能接触敏感资料的位置，他们反过来可以告工作单位迫害。
Lauren Kesster也写过柏特丽故事，书名是《聪明女孩：伊丽莎白·柏特丽》(Clever Girl： Elizabeth Bentley)，书的副标题直接点出柏特丽事件的要害，这是“一个引向麦卡锡时代的间谍”(the spy who ushered in McCarthy)。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一筹莫展的焦虑中，麦卡锡似乎是指出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