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认为中共统治出现崩溃征兆，并已经开始进入残局。这番议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引起很大反响。对中国而言，他们一向以为对华友好的这位学者，突然转变了态度，令官方既恼又怒。对美国而言，中国通沈大伟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或许代表了当今美国学界新动向。

在中国，沈大伟被官方排为第二，是仅次于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的最著名中国通学者。由于沈过去对中共体制的一些正面解读，官方很待见他，给了他各种特殊待遇。譬如，中央编译局为沈大伟出版中文版学术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官方频繁邀请沈出席高层次会议。仅2014年，沈就五次被邀参加中共中央资助的各种会议。此外，沈还是北大、复旦、社科院等中国著名学府和智库的座上宾，因而能够和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保持紧密联系。

中国方面给了沈大伟这么多特殊待遇，当然是希望他能为中共政权多多美言，而不是相反。因此，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的激烈批评，令官方非常不爽。《环球时报》刊文“沈大伟突喊‘中国崩溃’为哪般”称，美国主流学者以“过山车般的逻辑开展对华研究并引导美国舆论”，很令人失望。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沈的“学术突变”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美国方面也在试图寻找和理解沈大伟思想转变的原因。３月１５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沈大伟的采访“沈大伟谈中共统治的风险”（“David Shambaugh on the Risks to Chinese Communist Rule”）。

从这篇采访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华尔街日报》文中提到的五大理由，沈的转变还有这样几个理由：其一，对中共放弃政治改革失望。按照沈的看法，中共从大约2000年到2008年，在曾庆红主持下，试图实施动态的、开放式的改革与管理，并提出建立“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的政治变革计划，以避免苏联解体的命运在中国发生。但在2009年中期，曾退休后，中共突然转向。

其二，沈对习近平上台后拒绝政改失望。沈认为，习把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看作是导致苏联党走向崩溃的重大原因，因此对政治改革抱有很深的敌意；但是，习抵制政治改革，会产生同样的戈氏效果。

其三，沈对习近平实施的政治压制非常反感。他认为，中国现在正经历著自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政治压迫，而且已经造成一种普遍恐惧的气氛。另外，沈对围绕著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和习快速集权，打破自毛泽东以来中国领导层建立起来的维护集体协商的决策规范，也很不以为然。

从储百亮的采访和沈大伟历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是沈大伟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不如说是中共自己在变。一个愿意进行有限改革的党，现在拒绝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改革，就连颇有民意基础的反腐也是关起门来反，拒绝一切新闻监督和人民监督，这应当就是沈大伟唱衰现行中共体制的根本原因。

那么，沈大伟的看法在美国是否有影响力？《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Michael Auslin在1月29日刊文“中国共产党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称，在华盛顿的一次外交人员聚会中，一位知名学者提到沈大伟式的观点，在场的人几乎都赞成。很多和中国有长久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对于中共是否真的处于崩溃的边缘，《China File》采访了几个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诰烽(Ho-fung Hung)说：他同意沈大伟所说，中共党内存在严重裂痕，然而这些裂痕是否将导致共产党统治的终结，很难预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齐（Howard French）说：许多批评者认为沈大伟的观点耸人听闻，质疑他是西方唱衰中共的棋子，但是细看沈大伟多年的研究履历就知道情况绝非如此；沈大伟的研究显示，他的崩溃理论并非凭空臆造，而是这位诚实的学者观点不断演变的结果。

总之，沈对中国时局的新看法，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可能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