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弱势群体”这个词。在中国，农村的妇女和儿童无疑是弱势群体，而在中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农村妇女儿童的境遇就更加悲惨。“明镜书刊”节目曾介绍过美国华裔女作家依娃的54万字《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这位作者随后继续调查，又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寻找逃荒妇女娃娃》。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主笔高伐林来给大家介绍依娃的这本新书。

　　法广：高伐林先生，你曾介绍过美国华裔女作家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她这本新著，将焦距集中在逃荒的妇女和儿童身上了？
　　高伐林：是的，依娃本人的母亲就要饭逃荒，原来生活在甘肃秦安县，被人贩子带着来到陕西富平嫁了人——那里也是习仲勋和习近平的家乡。依娃1993年随丈夫来到美国定居。她一直不了解母亲的悲惨身世，也不了解她出生之前的大饥荒惨烈的程度。直到她过了“不惑之年”，才在回国探亲时从母亲那里了解了血泪往事，得知她自己的外祖父、两个姨和一个舅舅——母亲的三个弟妹，都是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饿死的。她的外祖母、母亲和当时还年幼的舅舅，因为逃荒才活下来。
　　依娃一篇篇地写她了解到的家人和亲属们的惨痛经历，才得知，像她家人这样的相当普遍：很大一批妇女和儿童，在大饥荒中从甘肃漂泊到陕西。

　　法广：为什么从甘肃逃荒到陕西？当时甘肃比陕西灾情更严重？
　　高伐林：灾情不是主要因素。依娃在书中写道：主要原因是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首的省里的权力者，在粮食问题上大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上报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量要达到270亿斤，结果实际产量比1958年的80亿斤还少，然而，征购任务都完成得“很好”，甘肃省在中央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没有了，农村的饥荒马上就开始了。而陕西，各级官员也有浮夸虚报，却没有甘肃那样疯狂。

　　法广：妇女逃荒严重到什么程度？
　　高伐林：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1963年，陕西省就有五万多甘肃籍妇女流入。甘肃天水专区十几个县，五年间外流妇女3万6千多人，到1963年10月底未返乡的妇女有8432人，其中流入陕西8321人，占流入外省人数的98％，其它流入宁夏、新疆、青海的微乎其微。根据漳县双个公社的摸底，到1962年9月底为止，有493个妇女在外地，其中流到陕西的有410人。

　　法广：当时交通不发达，农村妇女文化有限，是怎么流落到千里之外的陕西的呢？
　　高伐林：其中近一半是人贩子带领贩卖的。人贩子带出来，给找好男家，直接送到，从中获得一些钱财或粮食；也有一部分是由自己的家人带领来的。当父亲的把女儿给到一个陕西人家，换些包谷豆子拿回甘肃，救家里人的命。当姑姑的、姨姨的自己先被人贩子领来落下脚，熟悉情况后，就回娘家带出来自己的侄女、外甥女，介绍给陕西这边熟悉的亲戚、村民。还有一些，家在铁路沿线的农村女子饿得自己扒油罐车、煤车跑来陕西，两眼一抹黑，是沟是崖也往下跳——留在家里就要被饿死。有些人一下火车，在火车站就被来找媳妇的当地男人带回家；有些年轻女子下了车，走村串户要饭，被有儿子的人家收留下当媳妇。

　　法广：这些妇女逃荒到陕西，有什么具体的原由吗？
　　高伐林：依娃说：甘肃妇女逃荒有几种情况：第一种，丈夫病饿而死，她们孤寡无助，不逃没有活路；其次，丈夫虽健在，但家中无粮，娘家也自顾不暇，于是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还有相当一批数量的未婚女子，家里在饥荒中首先要保男丁，只能任女孩自生自灭。
　　最惨的是那些逃荒儿童。多数跟随逃荒的母亲而来，母亲跟了陕西男人，他们也就成了陕西“娃”，后父养活。也有父母被饿死的孤儿，扒火车来到陕西边流浪边乞讨，最后找到人家愿收留当儿子、当童养媳，改名换姓活下来。

　　法广：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交易？
　　高伐林：是非常悲惨的市场交易。依娃得知，一个甘肃逃荒妇女到陕西安顿下来的价格，一般是50元到100元，或者几十斤包谷。往往有这种情况：这些妇女的父亲兄长甚至丈夫，带领她出来，挨家挨户问有谁愿收留她。他们不敢多要，陕西人的口粮也不富余，是你求人，你开价高了，人家就不要这个媳妇了。依娃书中写了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馍一个媳妇，谁给吃的就跟谁。当时只有19岁的李春花说：“下了火车，就有在火车站等女子的人，他领我到食堂，给买了个馍，就花了一块钱，吃了，我就跟回来了。”甚至还有一分钱都没有花，白捡了个媳妇的。

　　法广：这些妇女儿童如何看待当年的这番痛苦经历？
　　高伐林：依娃的寻访对象，年纪最大的是86岁，逃荒时三十四、五岁。现在60出头的，当时还是小孩，只能记得逃荒到陕西落脚的大致过程，但是对人贩子怎么交易，就不知道了。
　　依娃说，在做调研之前总认为：不管怎么说，逃荒总比饿死强——起码重新有了家庭、有了后代。但当她与她们促膝交谈，揭开她们内心血肉模糊的伤疤，看她们多少次哭得说不下去，依娃才知道，自己错了，逃荒之后艰难的“活着”充满了痛苦：眼看着家人饿死，自己身无分文、没有行李、不识一字，流落到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的陕西，求人收留。这种痛苦和屈辱本身就不堪回首。多少年来，他们还要忍受和甘肃家人、甚至自己幼儿离别的痛苦；其中部分妇女婚姻很不幸福，遭受家庭暴力；有的甘、陕两边都有丈夫和孩子，心灵两下撕扯更难忍受。后来当局说她们是“非法婚姻”动员遣返，于是又是新一轮骨肉分离。

　　法广：这样的调研，难度极大。为什么依娃要单枪匹马地坚持下来呢？
　　高伐林：依娃告诉我，她是逃荒者的后代，她感到对这些人有一份道义上的责任。这些逃荒的妇女儿童，大半辈子只能将这些血泪往事封死在心里，没人倾听，没人理会。依娃决心替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妇女儿童发出声音来，给毛泽东时代做出见证。